陆定—冤案十三年纪实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陆定一就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联盟”成员,因为这顶政治帽子没有实质内容,不足以彻底打倒他们,于是就采取突击审讯、指供诱供、颠倒是非、捕风捉影、捉刀代笔、拼凑罪行的手法,罗列新的骇人听闻的罪名。即以陆案为例,什么“搞夫妻反革命黑店”、“要把副统帅整死”、是“阶级异己分子”、“叛徒”、“内奸”、“里通苏修”,是“大学阀”、“大阴谋家”、“大修正主义分子”、“大反革命分子”等等,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就连陆的祖代与家人,“都是反动透顶的”。     

教育战线闹革命，工人当校长

1964年,北京食品厂办了一所半工半读学校。“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所学校为旧北京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控制,走的是一条修正主义道路。学校自开学那天起,就大搞金钱挂帅,技术第一,妄图把学生引向白专道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在教学上,     

陆定一与“双百”方针

陆定一在中宣部部长岗位上20余年,为党作了很多贡献,如果要问最大的贡献是什么,那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值此陆定一诞辰百年和“双百”方针提出50周年之际,党史理论专家龚育之深情撰文,详尽回顾了这一历史决策出台的前前后后。     

陆定一是怎样被诬陷成"中统特务"的

陆定一,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文革"初期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在一次会议上,林彪恶毒地说:"有一批王八蛋想杀我们,陆定一就是其中一个……"林彪的一句话,陆定一便在一夜之间成了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关进秦城监狱。定什么罪才能将陆定一置于死地呢?林彪及其爪牙想出了极其阴险毒辣的一招。     

法国近代史上的复辟和反复辟问题——澄清“四人帮”在此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把黑手伸进史学的各个领域,世界史也不能幸免。他们为了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打着“反复辟”的旗号大搞反革命复辟活动,就把“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作为一个公式在史学领域到处乱套。其中,他们别有用心地大肆歪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毫无根据地断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后经历     

聂荣臻在狂风乍起之时(上)

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古训来形容中国1966年春天的政治气候,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 从1965年冬天到1966年5月,随着杨尚昆、罗瑞卿、彭真、陆定一(即“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先后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受诬陷迫害,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气压越来越不正常,渐至风暴前夕。     

莫名其妙的“牛鬼蛇神”集训班

1966年六七月间,文化部在北京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一个500人集训班,任务是“搞文化大革命”：学习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交代自己思想上、工作上、历史上的问题,做自我批判;同时要互相揭发,特别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互相了解的人要互相揭发。这个集训班后来被批判是刘少奇搞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名为集训,实为保护“牛鬼蛇神”。     

我因质疑“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而获罪

我一生经历过的最痛苦、最遗憾,也是最难忘的事,就是我曾因反对林彪把“毛主席的话”说成“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认为它“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搞形而上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件事,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干预、以肖力为领导的解放军报的决定,加上红卫兵小报的渲染,传播很广,当时和后来的一个时期,人们都以为我被打入了“死牢”,“永世不得翻身了”。我重新工作之后,报刊对这件事根据传闻曾经作过一些披露,但知道前因后果的人不多。好心的同志,特别是党史界的朋友们要我把它…     

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二元思维

与父亲陆定一多年接触,对他提出“双百”方针中的一些思想,有一些理解。 父亲是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讨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长篇专题发言中提出“双百”这一思想的。在当时较“左”的大政治环境下,父亲提出,要允许学术性的、艺术性的、技术性的问题自由讨论,要与政治思想的问题     

陆定一的一件“悲苦的喜事”

1975年中共中央25号文件下达全国,宣布陆定一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及内奸嫌疑,连基层街道居委会也传达到了。对此,陆定一拒不签字,坚持申辩和上诉。 阶级异己分子的“根据”,就是他接受了父亲的2000多元“遗产”。事实上陆定     

黄胄如何成为“驴贩子”

十年动乱一开始,“高举红旗”的《解放军报》,率先向党内外甚至国内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展开了“革命大批判”,在向“彭罗陆杨”特别是“三家村黑帮”以及苏联的肖洛霍夫、丘赫拉依等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也向部队文艺界一些同志开了刀,第一个是总政文化部原副部长兼总政文工团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陈其通。继批判陈其通之后,又接着揪出了两个军内知名人物,他们一是军事博物馆美术创作室的画家黄胄,一是原《星火燎原》编辑部的作家王愿坚,这二人和陈其通都是总政圈定的第一批必须公开批判的“反动分子”。黄胄是个画家,所以由军…     

“古为今用”的方针不容篡改——批判“四人帮”利用历史反党的罪行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打着革命的旗号,大造反革命的舆论。篡改"古为今用"的方针,歪曲历史,伪造历史,利用历史反党,就是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来,"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以"梁效"、"罗思鼎"等名义发表的有关历史的文章,就有二百多篇。谬种流传,贻害匪浅。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揭发批判。     

陆定一保护了故宫

推荐者的话 陆定一的长子陆德到我家来,要我把他所写的这篇《陆定一保护了故宫》推荐给《炎黄春秋》。我愿意做这件事,这不仅因为陆定一是中共党史中的重要人物,而且因为我参加过上世纪50年代批判梁思成对古建筑“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参与这项活动有关的主要人物有五个人。毛泽东、梁思成、陆定一、彭真、于光远。无论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或者对梁思成“资产阶级”建筑学、建筑思想的批判,毛泽东都是发动者领导者,是主要的“正面人物”,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粱思成本来是一个古建筑保护主义者,是个非党员。在北平城内尚未解放、粱思成还在城外的清华大学的时候,解放军一位将军,特别派人到清华找他,请他把城里古建筑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出来。这件事使梁思成对共产党重视古建筑的政策,十分感动,开始接近我们党。以后,进一步加入了共产党。陆定一作为中央宣传部长,对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负责。但是因为梁思成是北京市的党员,就要于光远去找彭真,请彭真抓这件事。彭真反过来要于把批判梁思成的班子组织起来,并且让北京市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查汝强,坐镇颐和园畅观堂,写出三十来篇批判文章。然后彭真自己出面,手中拿着这些文章,与梁思成谈判。告诉梁思成,我们不是写不出批判文章。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错误,那就把这些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你和我们辩论辩论吧。当梁思成承认自己错误之后,彭就决定这三十来篇文章一篇不发。 总的说来毛泽东是批评者;梁思成是接受批判者;彭真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从事实际行动的人。 彭真曾经告诉梁思成,有一次毛泽东和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用手比划着用赞美的口气说,“将来从这里望出去,全是高烟囱”。梁思成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听了之后全身凉了半截。不过彭真在处理梁思成的事情上,很有分寸。 至于陆定一本人的观点如何,陆德的文章中写了中宣部开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过保护故宫的问题。这次会议,我恐怕出国或者去了外地,因此完全不知道。这次看了陆德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原来陆定一是主张保护古建筑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写了这样一篇推荐《陆定一保护了故宫》的文章。[编者按]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始末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文艺领域中的第一大冤案,其牵扯面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恐怕是中国现代文坛风雨路上所绝无仅有的。在这一长达25年的文坛公案中,有数以千计的人受审入狱,而仅仅被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就有78人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它不仅     

“四人帮”覆灭前的王洪文

1976年10月3日,王洪文假借“视察工作”、“参加劳动”为名,窜来平谷,进行反革命煽动。王洪文在多次讲话中,别有用心地散布什么“邓小平不是孤立的,有人拥护他”,“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有一种人,不坚持继续革命,总想倒退”,他还多次煽动说：“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文革”:小品“四类分子”生活记“趣”

1、从新四军到“新四类” 我在“史无前例”时,被史无前例地打成反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并押回原籍,与村里原有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起,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由此开始了我的“四类分子”生活。 第一天劳动中,几位“四类分子”老前辈,对我表示了某种欢迎和关切,我家近邻的那个地主分子对我叹惜道:“我原以为我们这些四类分子死一个就少一个。没想到还会有新的四类分子,更没想到你会当上这新四类分子。” 一个富农分子也同情地对我说:“是呀!我记得你从小当了新四军,怎么革命…     

《胡乔木文集》中应为周维斌加个注

《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中,收入了一篇由胡乔木执笔、发表在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应该指出,在这八万多反革命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窃据了重要部门的重要职位。例如曾经是内务部户政司司长的周维斌,原来是叛变投敌,做过日伪警察分局长而且负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     

家庭出身与我的个人遭遇

我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父亲又是反革命分子,有这双料背景,在那出身定“终生”的年代,就为我留下了难以抹掉的“烙印”。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今天看起来有些荒唐可笑,但在当时我却笑不起来。     

太平军光复永安时期的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斗争

一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太平军建国永安时期极其重大的事件。早在1851年(咸丰元年)夏天,当太平军在象州各地和清军反复鏖战的时候,敌人就定下了“以毒攻毒”的方针,不择手段多方引诱太平军的将士,要“设法(?)赏(?)线,使賊党自猜。”准备“多(?)间谍,解散党与,     

反右前后的清华教授徐璋本

在1957年反右期间,一位教授公开组织“劳动党”,并向社会公布“劳动党”宣言和招募党员。他还被传言要和毛泽东竞选国家主席,由此而成为“现行反革命”,同时还由于有着被戴笠派遣留学美国的嫌疑,于是又加上一条“历史反革命”的罪行,在反右期间竟呼吁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于是被定性为“右派死硬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