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督师芜湖说”质疑——安徽地方史丛考之一

近年来介绍芜湖的书中有“文丞相督师芜湖”、“文天祥在芜湖的抗元斗争”之说,但我们却未见过这项史料。关于文天祥生平事迹的记载,主要有下列几种:第一是本人自己的记述,有《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等,都是可靠的材料。其二是正史和杂史的传记,有刘岳中的《文丞相传》、《宋史·文天祥传》、明胡广《文丞相传》。     

文天祥泣血金陵驿

文天祥泣血金陵驿■文／濮小南文天祥,字履善,又字宋瑞,号文山。南宋端平三年（１２３６年）生于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元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３年）尽节于大都柴市口。出生之夕,其祖父夜梦“腾紫云而上”,遂名“云孙”,后易名“天祥”。南宋宝四年（１２５６年...     

《谢王炎午生祭文》系后人假托文天祥之作

1998年第2期《炎黄春秋》发表林峰《王炎午撰文祭生者,文天祥答谢励后人》,所抄录的所谓文天祥《谢王炎午生祭文》不是文天祥所作,而是后人假托文天祥名义写的“游戏文章”。理由是：其一,自元明以来的多种版本的《文天祥全集》和别集,都未载过该文。王炎午的《生祭文丞相文》及他的另一篇《望祭文丞相文》都被刊入过明《文山先生全集》（见其卷二十《附录》）。宋以后,尤其明代,多人到处搜集文天祥文稿,与文天祥有关的文稿也以文集《附录》形式刊入,以供人们研究文天祥之用,独不见《谢王炎午生祭文》。其二,《谢王炎午生祭文》…     

文天祥到过通州海门吗?

明嘉靖《海门县志》万历增刻本载有文天祥《渔舟》诗:“一阵飞帆破碧烟,儿郎惊饵理弓弦.舟中自信娄师德,海上谁知鲁仲连.初谓悠扬真贼舰,复闻款乃是渔船.人生漂泊多磨折,何日山林清昼眠.”我们认为这是文天祥途径通州海门时留下的诗篇.于是我和梁学平的《一首山歌唱出一个剧种》(《艺苑》1989.1)一文引用其中记载当时渔歌风格的“初谓悠扬真贼舰,复闻款乃是渔船”两句.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文天祥《渔舟》诗不是途经通州海门所写,而是经过京口、瓜州间的古长江口海门时写的,并认为“贼舰”系“战舰”之误.     

老成都艺坛旧事

历史上自唐代起，成都、华阳二县共治成都城，各据西、东。1953年分为西城区和东城区。西城区自古经济、文化发达。浣花溪畔所产蜀锦，名冠天下，锦城因此得名。蜀守文翁在文庙街开学馆．学比齐鲁．产生了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文学家。唐代时，成都经济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时称“扬一益二”。     

万历《吉安府志》点校本出版发行

2018年11月,“吉安方志文化丛书”之万历《吉安府志》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志由吉安市地方志办公室辑,汪泰荣根据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十三年(1585)刻本影印本《吉安府志》点校而成。该志也是清代以前所修17部吉安府(庐陵郡)志书中唯一一部保存基本完好的志书。     

兄弟父子名节迥异

兄弟父子名节迥异牧子《广西玉林的文天祥后裔和文丞相调》一文（载《文史春秋》创刊号），提到了北京的文天祥词、文天祥的大弟文壁和嗣于文升，但尚有数则颇有意思而又与之有关的诗联未录。在此聊作补缺。北京的文天祥祠，始建于明洪武９年（１３７６），重建于永乐六年...     

成都郊区两块东汉墓阙铭文补说

邓代昆同志在《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上发表《成都汉阙刻石铭文考释》一文(以下简称《邓释》),对《成都文物简讯》1980年第2期所刊石湍同志的《成都东郊发现了汉阙石刻》一文报道介绍1980年7月间在成都东郊明代墓葬里作为抵墓门之用的两块东汉石阙,“认为它们绝非是原配,而是各自失去了配偶的独阙”,并提出“将甲阙称为‘王君平阙’,乙阙称为‘王文康阙’,将甲阙石刻刻铭称为‘王君平阙侧’,就其文字进行比较分析”来考释。我这里对于《邓释》所说甲阙的名称和乙阙的年代,试谈一些浅见,以供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骆成骧桑梓新说》异议

1988年《四川文物》第4期刊载黄节厚同志文章《骆成骧桑梓新说》。提出“骆状元的原籍,既不是资中,也不是成都,而是川东南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小坝乡。这是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文管所的同志,在搜集流散文物时发现的线索和考察证实的。”文章举出的唯一证据是“光绪御笔题‘状元及第’四个行楷大字匾额,赐给骆成骧的祖籍酉阳小坝骆氏宗祠,祠今虽圮,匾额犹存。”文章得出骆成骧“祖籍四川酉阳州(今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小坝乡)人。后迁资州(今资中县),晚     

“人生自古谁无死”最早出自谁手

提起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想起文天祥,但鲜为人知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最早并非出自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起码,稍早一些耶律楚材的《峄山书怀》诗中,就有该句:“人生自古谁无死,最恼苦乐由他人!望极天涯路漫漫,才如江湖命如丝.”     

《说文》切音声训与切音读若

一《说文》作者许慎懂不懂反切?《说文》曾否用过反切方法?这在语言学史上是个相当重要而又颇能吸引人的课题,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对《说文》及其作者的正确评价,而且必然要与反切起源的探讨密切相关。自从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提出:“汉末人独知反语”,“许慎造《说文》……始有譬况     

高鹗祖籍是铁岭不是沈阳

高鹗祖籍是铁岭,几十年来很多学者提出很多依据,是早已证明了的。近见《红楼》1999年第四期发表署名张杰的文章《高鹗祖籍在沈阳》(以下简称《张文》),说:“胡适先生70多年前提出的高鹗祖籍一事,始终未能得到解决。”这位作者却“意外”地解决了,毫无商榷之意,断言高鹗祖籍是沈阳。与史实不符。《张文》说:在顾廷龙主编的《清代朱卷集成》(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意外的发现了高鹗于1795年参加会试时,填写的履历中……如实填写他的籍贯是沈阳三台子,旗籍是镶黄旗满洲。”又说:“高鹗在自己的著作中冒称铁岭高氏,借以提高自己的族望。…     

高鹗祖籍铁岭隶汉军籍之考证

《红楼梦》续作者高鹗的祖籍是铁岭,隶镶黄旗汉军籍,这是几十年来不少学者潜心考证以诸多实据证明了的。近来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清史研究所所长张杰先生在《满族研究》、《红楼》等刊物陆续发表文章,以顾廷龙所编的《清代朱卷集成》中的“高鹗履历”为“依据”,断言高鹗祖籍不是铁岭,而是“今天沈阳北陵公园之北的三台子”,又断言高鹗不是镶黄旗汉军,而是“满洲包衣人”。     

宋代矾产地“西山保霸州”考

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185称“矾之出于西山、保霸州者,售于成都、梓州路”(第4535页,标点照录)。《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中华书局 1992 年)卷 295 记“矾之出于西山、保霸州者,售于成都、梓州路”(第 7192 页,标点照录)。对上文之“西山保霸州”,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第 193 页认为是河北的西山、保州、霸州三地产矾;王雷鸣《历代食货志注释》第二册(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457页却认为此保州、霸州在成都府路,但语焉不详。笔者认为上引《宋史》与《长编》文标点均误,正确标点应为“矾之出于西山保、…     

民国“好人”王宠惠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祖籍广东,出生在香港一个基督教家庭,1958年3月15日在台北去世。1922年5月,王宠惠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号。同年9月,王宠惠署理中国民国国务总理,此内阁中的顾维钧、罗文干、汤而和等人均为“海归”,都曾经主张由几个“好人”组织政府．因此称此届内阁为“好人政府”。     

吉安市启动新世纪文物普查

吉安自古为“文章节义之邦”,历史上名人辈出,古迹众多,“庐陵文化”在国内外影响深远。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吉安市委、市政府领导十分注重巧打“庐陵文化”牌,充分发挥吉安井冈山革命文物和历史名人文物古迹这两大优势,以促进旅游经济在吉安的大发展。为此,吉安市聘任原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社科院院长、历史文学家周銮书为顾问,设立“庐陵文化研究所”,建立“庐陵文化园”,邀请周銮书教授在有关区、县举办“庐陵文化学术报告会”,掀起研究、开发“庐陵文化”热潮。与此同时,该市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加大了重点文物保护力度…     

书画双妙的文同

文同(1018—1079年),我国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字与可,号笑笑先生、石室先生,也称锦江道人,梓州梓潼人。文同出生于“儒服不仕”的家庭,相传为汉代文翁之后。文同于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年登进士第,“稍迁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宋史本传》)。元丰元年(1078年),奉调知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所以,人亦喜称他为“文湖州”。第二年在赴任途中,病死河南陈州宛丘县。文同“方口秀眉,以学名世,操韵高洁“(《宋史本传》),光明磊落,识见卓     

忠义与正统：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认知与崇祀

文天祥系中国历史上著名忠义人物,受到尊崇,也成为朝鲜王朝追捧的对象。朝鲜燕行使在北京时常瞻拜文丞相祠,《文山集》数度刊行,朝鲜君臣熟知文天祥生平事迹,成为朝鲜历史人物比附的对象。1750年,赵显命从北京购来文天祥画像,英祖君臣多番讨论,最终安置在永柔县卧龙祠中,与诸葛亮、岳飞一同崇祀,此庙变成朝鲜之“三忠祠”。卧龙祠建于宣祖年间,肃宗扩及岳飞,英祖再添入文天祥,使之成为朝鲜崇祀中华英烈的重要场所。这与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的意义一样,系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又一重要象征,宣示朝鲜王朝坚守中华正统。     

高沙辨正

误读的高沙 苏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三,收入了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一文,回顾了出使元军被扣留,逃出后历尽艰险,多次濒临死亡的经过。其自高邮东行的历程摘录如下：     

关于“最后关头”的界限

1934年12月蒋介石授意发表《敌乎?友乎?》一文,是对日本朝野作的“最后忠告”。1935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的“最后忠告”变成了“最后关头”的警告,其重要标志是他在11月国民党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