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西方希罗多德研究的两种路径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在希罗多德研究中呈现出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坚持传统史学史的路数,继续肯定希罗多德作为史家的身份,认为古典史学与现代西方史学之间具有实质性的关联和承接关系;另一种则质疑希罗多德的著作具有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将希罗多德及其著作从西方史学史的发展脉络中剥离出来,并由此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与古典史学之间并无传承关系。这两种研究路径都是在后现代理论冲击下做出的或顺应或抗辨的回应,各有其优缺点,有必要相互借鉴。     

神谕与希罗多德式叙事——以吕底亚故事为例

本文试图运用叙事学中的“叙事时间”理论,以《历史》中的吕底亚故事为例,探讨神谕与希罗多德的叙事之间的关系.在与神谕相关的叙述中,希罗多德应用预述、倒述、缓述和重述等多种叙事手法,这些都以神谕的应验为前提.因此,希罗多德在叙述中呈现的是相信神谕的态度.但当今一些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指出,希罗多德所引用的神谕大多是不真实的.然而,如若回到古希腊的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希罗多德记载的神谕故事是大众所认可的“真实的”过去.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希罗多德以神谕及其应验来构筑叙事,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在提供颂扬神谕的传说.     

史学视角下“narrative”与“叙事”概念比较刍议

“narrative”和“叙事”,是两个从自身文化传统中生成,当前常被互译的词汇。在中西史学传统中,它们皆构成历史的一种重要言说模式。narrative通常呈现为一个沿时间线展开、具有细节性过程、仿佛在自我讲述的故事;叙事则主要指史书的属辞比事,依照“叙”的本义,它更强调通过排列次序来辨明事物的条理。从发展体系看,narrative暗示着史学作品与文学虚构之间的“孪生关系”;而在中国古代,与“实录”互为表里的历史叙事在推动叙事文类的早期发展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narrative和叙事折射出中西史学传统的差异,亦体现着历史学超越特定文化的共性。史家通过有序地展现人事过程来理解过去,并再现一个富有意义和秩序的历史世界。     

斥“君史”倡“民史”关于19世纪末期史学观变革的若干思考

所谓史学观是指史家对史学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是史家从事史学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准则和探寻史学内在规律的关键所在。它包含了对史学性质、宗旨与功能、史原则、撰述旨趣、评价尺度、研究取向,以及史学与时代关系的认识等。19世纪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巨变,以及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直接引起了史学观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     

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后人类史学”的挑战

自1990年代以来,世界史坛出现了一个"后人类史学"的趋向,其目的是突破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观念和书写的传统。从中外史学传统及其转变的角度,笔者希图对这一"后人类史学"思潮,从几个方面做出讨论和解析。作者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书写,代表了西方近代史学的模式。这一模式在战后受到了诸多批评。而近年新兴科技领域的长足进展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更加促使史家重新思考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自然、地球的关系。环境史、动物史和"大历史"等史学流派的出现和流行,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思维和观念。结合并回应哲学界思想界对"后人类主义"的反思,"后人类史学"的探索和实践将会对历史书写的范围、主题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或将对整个现代史学产生一个革命性的改造。     

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

近代中国史学中的诸种"社会史",多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探究其演变特点,这反映了中国史学的政治史书写传统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社会史"书写的演变,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演变特点;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史家的历史书写理念,从以中国历史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到回归历史学本位的趋向。与之相关的史学社会科学化,同样经历了从辅助"史料考订"到进行"历史解释"的演变。     

西方古典史学的建构性特征

<正>对于西方古典史学特征的讨论历来不乏其文,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多只是注意到了总结和评价史家的思想以及写史的风格与方式,虽然同时也都会提及史家生活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但仅是作为背景知识出现,而少有顾及史家心中的问题预设、史家及其著作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史家本人及其历史书写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他们的期望和当时读者的期望等等,从而以今人的知识构架来看待古人、以现代的方式去猜度古典作家及其作品。本文则试图将一种尽可能顾及古代典籍产生的历史语境,就其自身的     

全祖望的史学与“七校”、“三笺”

全祖望是清代前期著名学者,曾补撰《宋元学案》,向以史家著称。他作为史家从研究历史的角度出发,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多有创获。本文即就上述三个方面,探讨全氏在史学以及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     

试论修昔底德的求真思想

修昔底德继承发展了古希腊史家的批判精神,确立了史料批判原则,并致力探求历史的本质和普遍规律。修昔底德的求真思想建立在其人性说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历史的本质(人性)是不变的,人性诸要素(欲望、好斗性、情绪等)结合或冲突形成历史的现象。本质可以从具体的、变化的历史事件中认识。因此,修昔底德在《伯战史》中一方面详尽地记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相关事件;另一方面又主要以人性为切入点,分析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解释历史事件之所以然。为了深刻揭示历史事件背后关于人性的普遍规律和永恒真理,他充分发挥史家自主性,在叙史中对具体史实和演说辞进行建构,其历史书写体现出选择性和典型化叙事特点。修昔底德的求真思想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体现了古希腊人历史思维的巨大进步,并对西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维史学研究述评

自19世纪末以来,李维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70年代,对李维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他所用史料的比对、考证,以及写作体裁的考察。这些基础性的研究成为后来李维史学研究的基石,但同时,李维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其著作的历史价值被质疑。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80年代至今。研究的特点是回避对李维史料的研究,着重探讨李维写作的政治、社会象征意义,特别是与奥古斯都时代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在李维的写作具有现实暗示意义方面达成共识,但是,李维是否完全服务于奥古斯都政权则有不同观点。     

继承传统 超越传统——小议西方史学传统及其多重意义

<正>一、西方史学传统的基本内涵传统不是一蹴而就的,史学传统也是这样。在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奠立史学之前,它曾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前希罗多德时代"。西方史学传统的最初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和史诗,尤其是《荷马史诗》那里。正如英国史家柏立所说,在《荷马史诗》中,就隐含着历史的探究精神,这与后来者希罗多德在《历史》中的"探究",确有文脉相通、相互传承的历史因缘和联系。这之后,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所显露的"时序"观念;这之后,爱奥尼亚散文史家显露了理性批判精神。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论文史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和白寿彝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文史关系问题作了现代解答,将其内涵拓展到四个方面,即:史学与文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关系、史学与文学认识(思维)形式的异同及相互关系、文史撰述的异同、史家文学性的才能和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理论探讨为中国现代史学领域文史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家克罗齐这句名言从民初以来就常为中国史学学人所引用，近年在史学论著中出现尤其频繁；如果要统计中国学者引用外国史学“语录”之频率的话，克罗齐这句话很可能要列为榜首，至少也名列前茅。这一观点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有多么广大，...     

论“历史叙事”的传统与现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史学的勃兴使得历史书写回归了传统叙事手法,最大限度的满足了读者需求。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传统源远流长,现今在正统史学领域这一传统却遭到摒弃,回归我国的"历史叙事"传统,对于促进史学大众化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时代美国史的书写——托马斯·本德的跨国史研究

跨国史研究的知名学者托马斯·本德依据个人学术经历的发展逻辑,从理论构建和学术实践层面,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如何书写美国历史这一重要课题。在民族构建理论的基础上,本德重构民族国家及其历史,批评“美国例外论”,融合跨国视角与综合性叙事,提出比较、关联和语境化三种跨国史研究方法,撰写了《万国一邦》一书。面对学界的挑战与质疑,本德依然认为跨国史是一种未来可期的研究视角与路径,它丰富了长期主宰美国学界的民族国家史学的内涵。     

Aletheia与古希腊史学的求真传统——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波利比乌斯为中心的讨论

古希腊文aletheia(α’λη'θεια)一词的词义为真实。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aletheia意为史事经过史家真假判断而达到的真实。另一方面,希罗多德受到城邦口授传统的影响,往往让听众来判断史事的真假。修昔底德著作中的aletheia,已经摆脱了城邦口授传统的影响,表述了史家对真假判断的自主性。修昔底德还意识到,在某种情况下(如演说词的建构),史家难以再现历史的真实。波利比乌斯则进一步意识到,历史研究可能并存着历史的客观性与史家的主观性。他认为只有普世的历史(即重视世界各地联系与整体性的历史),才能揭示人类历史的真相。以上三位史家所用的aletheia一词及其思想,反映了古希腊史学求真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     

历史撰述的叙事与议论

优秀史家的基本要求,是史才、史学、史识兼备.这也是从事历史撰述的基本要求.从历史撰述本身来看,叙事和议论是两个主要部分.全面认识叙事的要求和议论的魅力,对于提高历史撰述水平,有直接的意义.     

“古人之遗意”与章学诚的史学革新论

正在中国史学史上,章学诚是最具变革精神的史家之一。他先于梁启超、章太炎等近代学者一百余年就中国历史的编撰形式提出革新的主张,有些见解至今依然可谓不易之论。关于章氏的史学变革主张与思想,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讨论。一方面指出他在史书体裁体例、内容铨配以及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具体见解,重点阐扬其不拘常例、寻求变通的学术准则;另一方面探讨其某些思想和观念(例如"六经皆史")在其探究史学变革过程中的意义。~(1)然而,这些研究所遗颇多,章氏许多治史理念     

希罗多德的“米底史”新议

希罗多德的"米底故事"一直是史学界复原古代米底历史的基本依据,舍此别无其他完整可靠的书面史料,而且,由于希罗多德提供的某些关键细节同巴比伦编年史相吻合,而被国际史学界长期因袭,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亦复如是。然而,希罗多德的"米底故事"迄今未获得近东考古资料的确切佐证,甚至与之相互抵牾,迫使某些当代近东史家重新思考希罗多德米底史的历史真实性。通过梳理相关学术史,分析伊朗考古实物资料以及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的相关铭文史料,不难发现希罗多德所述米底古史的虚妄性。借助这些近东资料,有可能复原米底早期历史中的某些面相,也有助于分析希罗多德"米底故事"的史料来源及其中的希腊化成分。     

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转型

中国近当代史学在史家培养专业化、生计职业化及视域等方面与传统史学不同,在体例上使用章节体、论文体等书写模式来取代传统史学编年体与纪传体,在史文上学术论著语言使用、引文和论文格式等明显区别以往,在史功上由鉴戒史学逐渐趋向理性史学.中国传统史学向近当代史学的转型,主要是受到了西方史学理论体系的影响.当代中国史学的深入发展需要继承我国固有史学遗产,吸收、融合外国优秀史学理论,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多元动态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