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自由主义话语与胡适老子研究的关联

清季民国时期,受西方新式学术话语体系与中国"千年大变局"的影响,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出现了近代转型。胡适的老子研究,是近代学术话语体系转型之中的一个案例。胡适以西方自由主义话语来解析老子,同时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对自由主义话语做了一定的调整与变动,由此导致胡适的老子研究前后有所变化,前期多以解构性自由主义话语来解析老子,强调老子的破坏、革命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后期倾向以建构性自由主义话语来解析老子,强调老子代表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是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源头。胡适的老子研究体现了学术性与时代性的紧密关联。     

前近代东亚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体系的建构——以《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中心

在前近代东亚地区的历史场景下,以北方游牧族群和政权与南方农业族群和政权之间为主的互动与凝聚,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而且也构建了被后世称之为"东亚秩序"的政治格局,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有关该地区特别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民族与文化生态的独特思想、观念与叙事话语体系。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的入侵及其主导的近现代国际秩序,则打破和取代了传统的"东亚秩序"政治格局与思想体系,并试图在西方政治传统和强势学术话语体系之下解构与重构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实现其所构建的"去中国中心主义"。在此情况下,立足前近代东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多民族国家疆域自身的演变历史、思想基础、制度体系与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总结、提炼与构建自成体系的本土疆域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不仅为我们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客观而平等的学术对话提供了基础与可能,而且对建设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体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的“近代”与“近代的超克”之辩——以丸山真男的近代观为中心

丸山并不是以"西方近代"为模板来评判"落后日本"的"近代主义者"。丸山对"西方近代"的认识是辩证的。他肯定西方近代进步性的同时,也批评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近代"的变质,主张回到"近代"初始点上把握"近代"的本质。基于此种近代观,丸山真男对"近代的超克"持批判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虽基于非学术之目的,但采用的是学术方法。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超克论"问题意识的起点——时代"诊断"上,揭示日本近代以前并非没有近代的"污染",近代主体性的萌芽在近世思想中已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丸山对"超克论"的批判,则着力批判阻碍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形成的社会结构性病理。丸山主张通过构建自由多元的市民社会、与异质文化思想相接触、培养他者意识,来促进日本人近代主体意识的形成。     

论林则徐经世佛学思想的内涵与实践

作为我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的思想与同时代许多人物比起来都要进步。在晚清统治相当危急、国家民族面临着巨大危急时,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了很多人,林则徐则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尝试通过和以往所不同的角度去看西方的世界,并开始积极思考如何救国救民。林则徐关注现实,注重实效性,用自己的方式去尝试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改变自己,开启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大门。他做的这些事情有着明确的目的与功利性,也即是壮大自己而"制夷",并在"制夷"过程中让中华民族能振兴富强。本文从佛学角度对林则徐的经世致用思想进行分析,介绍了林则徐身上佛学思想的体现,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林则徐经世佛学思想的内涵,并就林则徐经世佛学思想的实践进行了探讨。     

张謇的“新世界” 南通近代工业城市构建与遗产价值

<正>近代南通的发展,以中国传统的"正德、利用、厚生"思想为基础,注重学习和利用西方思想、技术与人才,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古代城市向近代工业城市转型的新路。其所形成的"一城三镇"城市格局,以及在整个通海地区乃至北至连云港的广大盐垦区,不但在当时养活了一方百姓,而且为今日南通留下了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而张謇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基础上构建的综合社会规划思想,是促使近代南通成功转型的关键。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20世纪上半期,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世纪之初,梁启超等掀起"史界革命",传播文明史观念,初步回答了什么是文明史。20年代,在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梁启超等引进西方科学方法,回答的是如何研究文化史。30、40年代,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钱穆等撰写的综合性文化史著作正式出版,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学术实践的结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中国的文化史学由激切地引进异质的西方理论,到消化、吸收、结果,代表了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一脉。     

20世纪上半期唯物史观“阶级观点”中国化论析

近代中国的阶级观点源于西方,伴随着唯物史现在中国的传播,20世纪上半期,阶级观点中国化逐渐形成。与单纯的学术话语建构不同,阶级观点中国化过程,是理论与实践双重轨迹运行的结果,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社会革命视阈下,中国传统的均平观念渗透进入阶级观点的内涵,但不同政派对待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歧巨大,对立十分严重,成为导致当时中国社会政派分化的思想根源之一。20世纪上半期,唯物史观阶级观点中国化建构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换,除传统的均平观念渗透外,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主观能动力量,被纳入唯物史观理论体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民群众观点使阶级观点的内涵再次发生转向,成为对20世纪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观念体系。     

西学东渐在晚清民初方志发展中的掠影

<正>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近代历史是一段国门被打开之后,国人由被动接触西方物质文明到主动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不可讳言的是,在这个不论"被动"抑或"主动"的过程中,中国人都为学习西方付出了沉重代价。虽然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不能没有原则地为这段屈辱的"求学"过程"翻案",但我们也不能对这个过程的某些成绩视而不见。     

“反文明”的文明圣人:排华酝酿时期美国媒体的孔子形象

19世纪是中西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的时期,西方社会蔑视中国文明之举极为普遍。美国媒体的孔子观具有强烈的代表性。孔子本为中国的文明圣人,但美国的媒体话语却让其走向文明进步的对立面,被刻画为中国融入近代世界的巨大障碍。美国媒体认为,孔子控制着中国人的思维,造就了极其保守、极具惰性的中国国民性格,导致了中美社会发展程度之间的鸿沟。他们沾沾自喜于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美欧文明的"先进性",某些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以及日本人抛弃孔子思想的积极态度被毫不犹豫地用作了支撑证据。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媒体论及孔子的真正目的在于证明欧美文明的优越。     

徐邦达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从顾颉刚“古史辨派”谈起

徐邦达的学术成就在本质上与顾颉刚的"古史辨派"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自20世纪20年代起,史学界在五四反封建思想和西方近代科学观念的推动下,形成了以顾颉刚、胡适等学者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他们充分利用西方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和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成果,秉承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以疑古、辨伪为出发点,甄别出大量的伪书、伪史,动摇了有两千年传统的种种圣贤崇拜,廓清了上古史中杜撰附会的层层迷雾,为历史学科许多分支的辨伪工作打通了学术道路。历史学的重要分支—艺术史也面临着甄别古代书画真伪的问题,在此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以徐邦达、启功、傅熹年等先生为代表的"鉴定学派",他们继承了传统的鉴定方法并借鉴考古学的类型学对中国古代书画展开了大量的、系统的、科学的鉴定,还原了古代书画的作者和可靠年代。笔者通过对比大量的文献实例,证实了徐邦达的研究成果较大地影响着近三十年来的艺术史教科书。     

史学话语权与20世纪的中国民族史学——兼说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

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变动,受到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进入到近代化时期.西方学术话语处在强势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近代史学理论、思想的争论,基本是按照西方的史学理论的热点而展开,也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热点的变动而变动.这对扩大研究视野、深化相关的史学认识有一定的意义,但另一面是,民族史学的重要思想失去应有的地位.传统民族史学思想、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是西方史学理论不能完全替代的;民族史学话语权的失落,对于中国史学发展是不利的.进入到21世纪,史学理论发展不能忽视中国民族史学思想的研究".认真总结民族史学思想遗产,对于当代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是振兴民族史学的重要工作,也是民族史学走向世界的基本要求.     

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传统学术知识分化的第一步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来学界新兴的重要议题。欲探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之外,中国本身的转变绝对是不可忽略的议题。清代学术位居近代转折之关键,其学术特色与认知,代表前近代学者对传统学术及其发展之重要反思。本文就以晚清重要学者龚自珍为焦点,说明他如何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观点,上溯《汉书.艺文志》,分判"六经"与"六艺",一则为经学的千年传统厘出一个统序,建立起经学学术史观;进而梳理出六艺的知识系统,并直接与乾嘉以降所新兴的专门之学分相属系,勾勒出六艺之学的专业分化。这个观察,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展现出清儒对传统学术所作的初步知识层构。     

论严复与戊戌维新

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着来自西方列强侵略压迫的形势下,维新派提出"变法维新"。作为维新派代表之一的严复,凭借着自己深厚的中西文化知识底蕴,在近代思想的传播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他在《天演论》的翻译中,首次向国人宣传了西方"进化论"思想,鼓励国人自强不息,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来自西方列强的挑战,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进程。本文从严复忧国忧民思想的奠定,戊戌维新时期在思想理论上的巨大贡献以及其历史影响诸方面进行探讨。     

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的宋学观与方法论述评

胡适、傅斯年运用进化史观,以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宋代学术加以研究和评判。胡适说,宋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格物致知"的科学方法论,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清学与之一脉相承;朱子是影响中国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思想家;宋代的功利主义思想有着积极意义。傅斯年推崇程朱理学的"道问学"及其科学性,认为清代朴学虽然攻击宋学,其学术立场与宋学实质上是相近的;朱子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伟大贡献;宋代史学在史料考订与整理上取得重大成就,具有近代科学性,开创了近代中国史学。他们着力发掘宋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对中国现代学术构建的作用,是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存在严重片面性和理论缺陷;他们倡导的历史进化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也不能相提并论。客观认识他们学术方法论得失,对建构当代中国人文学术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

鸦片战争后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当代史撰述等趋向,最多只可视为时代在史学领域的某种反映,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20世纪初期由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标志而形成"新史学"思潮的出现,应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新史学"之后,从国粹派"保存国粹"的呼吁和沟通中西学术的尝试,再到"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整理"态度,直到胡适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在学术体系方面有效打通了新旧史学的界限,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指明了从古代史学到近代史学的转变方式。以新材料、新方法、新问题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史学"新潮流",明确了中国近代史学开始阶段的研究路径。     

“文明”话语与甲午战争——以美日报刊舆论为中心的考察

甲午战争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话语盛行之时,以"文明"与"野蛮"二元划分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将中国和日本列为"半文明"国家。但日本以其"文明开化"而自诩为"文明"国家,宣称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并通过操纵"文明"话语而影响西方舆论。美国报刊从西方文明价值观出发将甲午战争参战双方分别设定为两种角色,即中国代表"野蛮"和"保守",日本代表"文明"和"进步",并以此为前提来评价这场战争,"文明"成为判断战争是非的标准。这样,"文明"话语依附于西方霸权而在当时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中的一种潜在规范力量,并强加于中国而成为一种话语暴力。由此,清朝被贴上"野蛮"标签,丧失了对日战争的正义性,遭受屈辱而未能得到美国舆论的同情。日本则因声称战争目的为推进"文明"而符合并顺应了当时西方的"文明使命",虽制造了旅顺大屠杀并最终通过《马关条约》损害中国主权,反而得到美国舆论的支持。     

章太炎社会思想述略

在清末,西方社会学及社会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为国人近代社会观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章太炎就是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这种学说,提出新的社会观的学者之一。章太炎的社会观固然深受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但又不为其所囿,而是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融入了进化论、历史学、政治学以及传统儒学、诸子学、佛学等思想内容,形成他对人类社会起源、组合、发展、变迁以及批判现实社会、追求理想社会等问题的一整套独特看法,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

正中国考古学是在中国古代金石学发展了近千年的基础上,于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和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传入,经社会变革的催化而萌芽并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经过百年的发展,她已成长为有着自身学术体系、学科门类齐全、研究手段先进、学术成果丰硕、富有生命力的国家一级学科。尤其是在20世纪后半叶,以其世界瞩目的学术成就,步入学科发展的黄金时代。     

近代中国反排外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反排外思想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近代国人处理中外关系时的重要原则.五四运动时期,上海等地民众呼吁和平抗争,并谴责暴力行径,反排外思想初步形成.国民革命初期,中共积极为义和团运动正名,辩证剖析其功过,并号召运用文明科学精神从事反帝运动,反排外思想进一步发展.五卅运动时期,社会各界既驳斥外媒关于中国"排外"谣言,也努力宣传反排外思想,促使五卅运动和平顺利进行,反排外思想达于成熟.国民革命后,"反排外"一语成为了国内与中外政治纷争话语体系里的关键内容,凸显了反排外思想的社会影响力.     

“中国社会停滞论”的源流发展及其缺失

<正>反思和批判国内外错误思潮,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中国社会停滞论”兴起于西方,延续至今大约有三百年的历史,直到现在还深植于西方学者的文化心理中,同时影响了日本和中国的部分学者。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从古代一直到近代的社会发展是落后、愚昧甚至停滞的,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固定下来,再也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只有靠外力尤其是西方殖民侵略的冲击才能出现所谓的进步与现代化。194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