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美国关于普遍军事训练问题的争论及其意义

战后初期,围绕杜鲁门政府提出的普遍军事训练议案,美国国内不同群体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这场全国性辩论触及战后美国国家目标、公民责任以及国家安全与公民自由间关系等诸多问题,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全民军事化和国家权力威胁民主政治的恐惧心理,显现了杜鲁门政府在寻求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上所面临的困境。普遍军事训练议案的流产说明,即使在冷战初期国家安全观念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弥漫在美国社会的传统"自由"观念对国家权力的扩张仍具有相当大的制约作用。杜鲁门政府对普遍军事训练议案的宣传活动,构成了他们以"捍卫自由"话语为特征的冷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美国国内达成冷战共识奠定了舆论基础。     

“自由”话语与冷战初期美国国内政治动员——以欧洲复兴计划为中心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严峻形势,杜鲁门政府酝酿出台欧洲复兴计划。为了动员美国民众支持这一计划,杜鲁门政府构筑了一套以"自由"为核心的政治话语体系。他们从"自由"着眼,制造国家安全威胁,并将苏联视为"他者",与社会团体共同塑造了美国作为"自由捍卫者"的国际形象。借助宣传欧洲复兴计划这一有利时机,美国将强烈的道德因素注入追求国家利益的对外援助政策中。这不仅赢得了美国民众对欧洲复兴计划的认同和支持,而且为美国政府全面介入国际事务提供了"合法性"理由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冷战时期美国对东欧政策述评(1949-1969)

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年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历届政府都努力寻求制定一项促进东欧国家脱离苏联阵营,并最终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的政策.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前期的"解放"政策都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因此随着新的国际局势的发展,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确立了.演变"政策,该政策与以前的"解放"政策有着本质区别,并成为以后美国历届政府在冷战期间对东欧的基本政策.     

论杜鲁门时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

在杜鲁门总统任内,随着冷战向亚洲扩展,美国逐步重视东南亚在美苏对抗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东南亚政策从无到有,插手东南亚事务,加强东南亚地区的反共力量以应对新中国的建立。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全面遏制中国,确立以制华为核心的东南亚政策,为冷战期间的美国东南亚战略奠定了基调。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际展览项目探析

冷战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利用展览诠释马歇尔计划,这表明国际展览开始为冷战政治服务。但囿于文化冷战尚未全面展开以及受制于《史密斯—蒙特法案》,美国政府并未将国际展览作为主要的心理战工具加以系统利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为了反击苏联的"文化攻势",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国际展览纳入心理宣传战略当中,推出国际贸易博览会项目与文化展现项目。美国展览在全球范围内空前扩张,成为美国政府反击共产主义和塑造自我形象的主要工具之一。     

以宗教为冷战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心理战

自冷战肇端,杜鲁门政府就确定了"使用除战争以外一切手段削弱共产主义"的全面冷战战略,并为其后历届政府所沿袭。在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宗教亦被美国心理战政策制定者挑选出来,成为其团结中间地带国家、反击共产主义的冷战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为遏制中国而对东南亚佛教国家实施了心理战项目,该行动的理论基础、政策目标、方法手段及其成败得失充分展现了美国以各种手段争夺中间地带国家的冷战历史。     

论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

“隐蔽行动”是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主要战略之一,是服务于遏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子战略。冷战爆发后,面对苏联的激烈反击,杜鲁门政府很快制订了这一战略予以抗击。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继承实施了这一战略。随着冷战格局的变化,美国隐蔽行动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作为美国冷战战略库中的一件重要武器和遏制大战略体系中的一根重要支柱,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对促使苏东裂变、美国赢得冷战起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冷战外交探析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冷战外交探析孟庆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及其盟国对苏联和与之友好的国家实行遏制政策,中国共产党及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也属美国反对和制裁的对象,从杜鲁门到约翰逊的美国历届政府都实行了反共反华的外交政策,在外交、经济、军事、文化、...     

何为“冷战”?——西方英语学界关于“冷战”的界定与研究范畴的争论

“冷战”作为概念最初是指美苏之间“不是和平的和平”的状态。到了1947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将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战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延伸到亚非拉国家。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冷战，关注的是冷战的起源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冷战两极对立一样，学者们有关“冷战”的界定和范畴的观点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冷战时期的西方学者主要依赖美国档案，从事以美国为中心的冷战研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提出强化对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这使冷战研究的地理范畴大大扩展，成为过去30多年冷战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有学者坚持认为，冷战是美国的国家项目，但事实上，冷战既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的一场辩论看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

近年来,围绕对“冷战”起源的讨论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美国史学界对战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发表了不少专著和文章。台湾学术界对此也有专论。有的认为当时美国并无一个明确的对华政策;有的则说美国政府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忙。 究竟应该如何来反映和评定这一段历史?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它对战后中国和远东形势有什么影响?本文拟通过对1947年底、1948年初发生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辩论的分析,对上述问题作一粗略的探讨。所以要分析这场辩论,是因为它几乎囊括了当时美国各派势力的政策思想,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面貌。     

英国与冷战的起源

作者对许多人提出的英国是冷战的“始作俑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在杜鲁门主义出笼之前,无论是丘吉尔政府,还是艾德礼政府都没有制定正式的冷战政策。冷战的起源,其成因应该从时代特点,特别是美苏两国的争霸中去探讨,而不应从一个正在衰落的英国去寻找。美苏是冷战起源的重要因素,是内因,而英国所起的作用最多只是一种外因而已。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被夸大了。     

冷战初期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的转变

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通过组建美洲政治军事集团、提供军事援助完成了战后美国对拉美政策的第一次转变,即由反法西斯的外部入侵向抵御共产主义的外部影响,同时奠定了冷战时期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基调——战略利益是防止共产主义在拉美扩大影响,经济利益是促进美国在拉美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拉美政策基本遵循了这一原则。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不断下降,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对拉美政策的两次调整实现了第二次转变:战略目光由重点关注冷战前线地区演变为前线和后方兼顾,开始更多地关注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冷战形势;战略手法由强调军事援助,逐渐演变为突出经济援助和经济建设,以遏制共产主义在拉美的发展。     

艾奇逊、杜勒斯与美国对华“和平演变”政策的起源

通常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是美国对新中国“和平演变”策略思想的倡导者。因为这一缘故,杜勒斯在巾国几乎家喻户晓。而另一个与美国对华政策关系也十分密切的国务卿——杜鲁门政府的第二任国务唧——艾奇逊却几乎被人们遗忘。实际上,后一个国务卿,即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艾奇逊,才是美国对新中国“和平演变”政策思想的真正倡导者。而杜勒斯,不但不是美国对新巾国“和平演变”政策的倡导者,恰恰相反,其人并不特别推崇对新巾国奉行“和平演变”政策,更未将其贯彻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践中。本文拟比较分析新巾国成立头10年艾奇逊与仕勒斯两位美国国务卿的对华政策思想及其活动,以说明这一结论。     

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叛逃者项目”探微（1951-1953）

二战结束后,随着东欧国家相继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出于对政治的或者经济的考虑,许多东欧国家的民众逃往西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煽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叛逃有助于赢得冷战,因此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件。根据这些文件,杜鲁门政府时期负责策划国家心理战行动的心理战略委员会设计了“叛逃者项目”。在实施中,“叛逃者项目”通过宣扬西方的“美好生活”来策反苏东国家的民众。除了照顾和安置叛逃者,该项目注重将叛逃者用于宣传、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等,借以削弱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笼络对美国有利的人物。“叛逃者项目”的实施,确实给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压力。但由于在此过程中关国常常凌驾于欧洲国家之上,并且不具备及时安置大量叛逃者的能力,美国也给自己制造了麻烦。     

马歇尔计划对美国的影响刍议

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作为杜鲁门主义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和美国冷战政策、遏制策略的突出体现,这一计划对于其提出者和实施者美国本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同样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并在实质上起到了双刃剑的作用。     

从“成功行动”计划看美国隐蔽行动的基本模式

美国密谋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成功行动"计划是冷战时期美国维护后院并遏制国际共产主义的一次重大隐蔽行动;更为重要的是,以"9·11备忘录"为政策指南的"成功行动"计划奠定了美国隐蔽行动模式的基础,而支持性官方压力、隐蔽宣传战和心理战以及辅助性军事行动则构成为美国隐蔽行动的三个基本环节。     

斯大林逝世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并经过反复讨论,制定出一项利用斯大林逝世的心理战略计划,力图充分利用斯大林逝世提供的机会和苏联权力转移的内在困难,实施心理战和隐蔽行动,以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计划不断发展,构成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美国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和政策不仅体现了美国遏制政策的加强,也揭露了美国图谋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实质。它折射了冷战斗争的严酷性,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适时性与实用性;同时也表明心理战、宣传战是美国重要的冷战战略武器,它对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起了一种累积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争夺心灵和思想”——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对华心理宣传战初探

20世纪50—60年代,为争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阵地,美国对新中国实施了以冷战宣传为主要形式的心理战。美国对华冷战宣传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广播渗透、播撒传单、涉藏反华宣传、针对中国研制和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开展心理"反宣传"计划。50年代的心理宣传计划,带有明显的战时色彩,特别是朝鲜战争期间,其心理宣传攻势直接服务于战争需要。60年代,美国对华冷战宣传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冷战宣传手段的多样性和受众的广泛性。美国对华开展的大量负面冷战宣传势必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塑造了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种冷战宣传触及了东西方对抗的本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冲突。通过对华心理宣传,美国试图借助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意识形态,旨在达到促使中国国家体制发生变更的基本目标。     

1983年大韩航空空难事件与里根政府的对苏政治竞争策略

1983年大韩航空空难是冷战后期发生的一场危机事件。在里根政府对苏新遏制战略和新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决心利用该事件对苏联展开政治攻击。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机构进行了精心策划,从舆论宣传、双边制裁、联合盟友、操纵国际议程四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强硬姿态和行动增加了苏联对美国核突然袭击的战争恐慌,进一步恶化了美苏关系,助推了东西方高度紧张的政治局势,与“星球大战”计划、“优秀射手83”军演等行动一起导致1983年成为冷战最激烈的年份之一。但空难也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民航安全领域的合作。     

战后苏美经济合作尝试的失败——兼论经济冷战的起源

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苏美两国都有在战后进行经济合作的构想,并为此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但由于双方对经济合作的考虑各异,特别是由于两国矛盾的发展,罗斯福政府关于战后苏美经济合作的构想没能实现.受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杜鲁门政府逐步把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同美国的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不仅没有满足苏联方面提出的货款要求,而且还关闭了美国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自由贸易的大门.苏联拒绝参加马歇尔援助计划标志着战后初期苏美经济合作尝试的失败.此后,两国矛盾进一步加剧."莫洛托夫计划"的实施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建立揭开了东西方经济冷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