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所藏“疑伪经”略论

"疑伪经"为佛教文献中较为特殊的文献群,他们被冠以"疑伪"之名,受到历代正统佛学的排斥与鄙夷,极大多数未收入大藏经中,却又通过各种渠道保存至今。房山石经存有一定数量的疑伪经文献。本文通过搜辑房山石经中的疑伪经,以这批经本为核心对"疑伪经"的特点和价值进行论说。     

中原解放区银行、印钞史迹——由几枚徽章说开去

前几年,我在搜集整理豫皖苏解放区货币史料时得到一些徽章,多为“中国人民银行”行徽,其中较稀罕的是,一枚为“中州农民银行”行徽,一枚为“汉口人民印刷厂”厂徽。这些徽章都是用于佩带的胸章。当时觉得它们互相不联系,也没有太在意,搁置一边。最近看了几份资料,才发现几枚徽章互相关联,很有意义。     

中国近代货币本位制度的建立和崩溃（一）

中国货币历史悠久,但在1933年废两改元前,中国是没有货币本位制度的国家。货币本位制度和货币制度不是一回事,两者不能混淆。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的《序言》中说：“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的货币,是没有制度可言的。不过假若放宽尺度来说,那么,历史上的各种措施,无论怎样混乱与不合理,都可以说是一种制度。”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古代是没有货币本位制度可言的。因他没有使用“货币本位制度”这个概念,所以既说中国古代没有货币制度,又说“假若放宽尺度来说……都可以说是一种(货币)制度”。他的话实际上表明：中国古代有货币制度,但不是货币本位制度。     

中国古近代翻铸伪钱现象考察

“古钱之直日以昂,古钱之伪日以出。”中国古代和近代的钱币造伪活动中,以翻铸赝品为最多,“或据真泉而仿铸,或依年号而杜造,铸造不已”。所谓“翻铸”,即依据真钱形制文字,或仅据名号,或完全出自臆想的铸造伪钱行为,翻砂法为其最主要采用的工艺手段。翻砂法是中国古代科技的一项重大发明,     

先秦时期的历政文化

中国古代自尧制新历起形成了实质上与巫史文化对立的历政文化,这标志着中国古人对最基本的自然规律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对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发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并孕育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天人哲学,故历政文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优良传统文化之一。在先秦学术中,真正继承历政文化精髓并使之升华的是儒家之学,渊源于历政文化的阴阳五行之学则最终沦为一种“舍人事而任鬼神”的“小数”。     

中国古近代改作伪钱现象考察

中国古代和近代的钱币造伪由来已久,钱币收藏活动的发展,必然伴生着钱币造伪牟利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探讨的“钱币”是退出流通的“老钱币”,所指的钱币造伪也不同于仿制流通货币的“私铸”等行为。大致在乾嘉金石学兴起之后,随着钱币收藏的日益普及和深入,钱币造伪也开始大规模出现。诚如民国时期古玩家所言：“惟自近世以来,收集古钱者日益增多,     

刘德升“行书之祖”说考

自唐张怀瓘《书断》论书谓“刘德升即行书之祖”后,至今人们深信不疑,本文对古代文献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分析研究,考证出刘德升不但不是“行书之祖”,且与“行书”毫无关系,是位在“隶书”方面有造诣的书家.通过进一步挖掘研究,揭开了“刘德升”之神秘面纱,确定其当与汉末曾任蜀郡太守的“刘胜”是同一个人.     

《礼记·昏义》之“合体同尊卑”解──辨夫妇关系有两种古礼说

《礼记·昏义》之“合体同尊卑”解──辨夫妇关系有两种古礼说梁伟弦关于儒家经典所述之古代夫妻关系，有这样一种观点：＂夫妻之间的关系，古礼有两种说法。一是《礼记·昏义》说：＇妇至，揖妇而入，共牢而食，合卺而，所以合体同尊单以亲之也。＇一是《礼记·丧服四制...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

“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重要的道德范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德一直居于社会价值体系的中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原发性、综合性的儒家文化。孝德,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它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朴素的自然情感。后来,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对“孝“的思想观念加以发挥,“孝”成为古代中国人的立身之根本。     

伪书的诞生:明中叶文化学术氛围与丰坊的作伪

丰坊是明代造作伪书的代表人物,其遍伪群经的行为受到明中叶文化和学术氛围的直接影响:丰坊在"大礼议"后欲通过作伪重振四明丰氏的声望,故他在虚构伪经的接受情况时有家族、地域和政治的考量;丰坊的伪经吸收和落实了明中叶经学家的疑经、改经观点;《鲁诗世学》的成书过程体现了明中叶作伪与辨伪的互动;丰坊造作的伪"古文"字形等,迎合了明中叶文化界由好古到作古的风气。从疑经、改经到丰坊的伪经,体现了宋以后中国经学史和书籍史中一种独特的"改写"传统,这一传统在丰坊处走向了极端和异端。     

民国时期“三言”本事考证研究综述

本事考证毋庸置疑地对文学研究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撰著缘起起谈到：“自来诂释诗章,可列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这段话对考证本事作了很精确的解释。对于古代小说来说,本事考证就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孙楷第泛览四部群书,对通俗小说尤为重视,积久成帙,将小说本事的收集、考证与研究提升到当时的新高度。孙楷第在《小说旁证》序言中说：“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这一小段话,言简意赅,深刻地揭示了本事考证在小说研究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人民币假币类型与鉴别方法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伪、变造货币的种类也不断增多。目前国内发现的伪、变造人民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伪造币：指仿造真币原样,利用各种手段非法重新仿制的各类假票币。按其伪造手段和方法有以下几种类型。     

说“曼衍”——四川博物院藏郫县汉代石棺“曼衍角抵”图辨正

四川郫县新胜乡汉代画像石棺上的一副图像历来被认为是“曼衍角抵”图.但考证“曼衍”一词的含义,可知“曼衍”为一种以人装扮的、以巨型鱼龙等形象演绎神鳖负山等古代神话的幻化之戏.根据画面内容,结合文献记载,可知郫县石棺上的“鱼龙曼衍”图案应为“象人角抵”.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士的知识结构包括道术之学和器用之学。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所谓“道尊于势”是儒家精英的自恋情结。秦朝短祚而亡是各种社会矛盾汇集激化的结果,并非由于儒家与法家两种“吏道”观念尖锐对立的缘故。汉武帝“独尊儒术”不是“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封建皇权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就其整体的社会地位来说,不能不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     

关于目前流传的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布币的真伪

问题的提出近年来,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工作深入发展,重要史料及货币实物不断发现。但也因经历了“一战”时期的大屠杀、抗战时期的大动荡、“文革”时期的大浩劫,某些货币珍品未能保存下来,或暂时没能发现。近来武汉地区流传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布币(以下简称流传币)。此币若为真品,便填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行的第一张人民货币这一空白,这是人民货币事业创立的标志,可谓无价之宝;若为假件,得拿出个有根有据的结论。为了避免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将货币珍品如同楚王得和氏璧而弃之,人为地造成损失;另一方面,也为了揭露社会上个别人的造假行为,排除钱币研究工作中的干扰,促进我国群众性集币活动健康发展,我对此币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考证。现将情况介绍如下。     

略论先秦铸币"子母相权"说的现象与本质

“子母相权”是我国古代货币流通领域的一种历史现象,关于“子母相权”,古人多有论述,其中论述较早且意义较明确的是东周时期的单旗（单穆公）。他说：“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     

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的意义和分析视角(二)

第四节经济人类学的多元性货币论的展现 佐原康夫先生的学说整合了上述“钱=国家性结算手段论”、“货币问关系论”、“区域货币论”、“多元性流通经济论”、“现货货币论”的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且试图开辟新的战国秦汉货币经济史研究领域。佐原先生首先整体上对以往的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研究提出如下批评：     

四川交子的产生

纸币是金属货币的符号,它只是“象征地感觉地”表现金属货币的一定的量。从货币的实际内容与名义内容相脱离到纸币的形成,其间有一个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到北宋的四川交子才最后形成了早期的纸币。西汉前期,政府财政困难,铜币严重不足,于是汉武帝造白金三品和白鹿皮币,从此开了货币的“实际内容与名义内容互相分离”之先。所谓“白金三品”,是以银锡合金制造的三种铸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     

文博报刊信息库

文明探索 “唐地”考辨 张 锟“陶唐”或“唐”是传说中五帝之一的称号,“帝尧陶唐氏”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关于“陶唐氏”和“唐”地所在问题的研究,首先应该明确：一、陶唐或唐与尧本不相涉;二、陶唐与唐的所指,应为一古代部族或古国名,唐又可指陶唐氏所居之地。历来关于“陶唐氏”所居之“唐”地地望的考证,多与帝尧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一些牵强附会。根据晋侯墓地的发现,我们只能推定晚商时期晋南有一个“唐”国,即“河汾之东,方百里”之地,处于“大夏”范围内,则与陶…     

论古代中国之厌讼

“无讼”是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一种法律传统,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儒家学说在政治方面所持的目标之一,“听讼,吾犹民也,而必使无讼乎”。而厌讼,则是一个人从心理角度对诉讼(俗称“见官”、“打官司”)所持的一种否定、厌恶、排斥的态度。要达到统治者期望的无讼状态,使百姓厌讼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本文试图从国家政治制度对诉讼设置的种种障碍以及司法制度本身的局限性的角度,论述中国古代厌讼观念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