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流言与讹言

“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当社会出现冲突、矛盾、动乱甚至危机时 ,谣言或类谣言就会应运而生。汉代的流言和讹言 ,就是这样的类谣言。流言、讹言不完全等同于“一般常识”所认定的“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 ,捏造的消息”。对秦汉时代流言、讹言的认真考察 ,有助于对当时的社会心理氛围做出更丰富的描述 ,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做出更完整的解读。     

论长安“小女陈持弓”大水讹言事件

汉成帝时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闯入未央宫中,致使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引起全城骚动,长安中大乱,是民间流言的传播产生震动社会效应的典型史例。或说小女陈持弓为妖人,其行为被看做兆示王朝气运之疵的征象。或可能与以为童男女具有特殊神秘主义品性的意识有关。而灾变与流言的关系,也因此可以体现。面对灾变导致的流言,社会定力和社会智力受到考验。     

试谈方志人物传的记言

翻阅一些新编地方志中的人物传记，发现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重视记载传主的经历行为，而忽略记载传主的言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些轰轰烈烈、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系的、具有典型性的人物行为举止影响大、印象深，易被记载下来。而人物的言论除非特别重要、警世，一般稍纵即逝，不易被记载下来。然而，言与行，是一个人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尽管行为比言论更重要，但也不应忽视对人物言论的记载。     

美阳岐阳城域考

古文献中关于秦汉时的美阳和唐代的岐阳两县记载多有分岐。本文拟就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调查资料,对两城有关问题,作一考证。一、秦汉美阳县屹立在法门寺内的巍巍宝塔之上,镶有“美阳重镇”四字。考其来由,因秦汉在此设置     

诗歌与历史神话与政治--《日本杂事诗》中神话诗论略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开篇前五首（《立国》、《开辟神话》等）诗吟咏的是日本神话与历史,可称之为“神话诗”。神话、历史、政治三者在这部诗集中是紧密结合的。结合当代神话学与神话历史理论,通过对诗中日本神话与历史的分析,可以透视出作者以诗歌传达政治理想的意图与叙事策略以及内含的“天朝”心态。     

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

历史上皇木的采办由来已久,从秦汉至唐宋,都有记载。但采木时间延续之长、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对当时及后来的社会和自然影响之深远,莫过于明清两朝了。目前学术界对明清时期的采造中的采矿、采珠、烧制砖瓦、织造等问题有较多的研究,但对于采造中“最巨且难”的皇木采办及其影响却还缺乏系统研究,这种状况与皇木采办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相符合的。     

李銮宣与云南

李銮宣(1758～1817),清中叶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人物,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为官30余年,恪尽职守,所到之处颇多惠政,深得民心。其在云南的3年时间,却写下了一百多首与云南有关的风情民俗及世态百种的诗篇,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中期云南社会生活的真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李銮宣的事迹很少被清代史书中记载,但他的《坚白石斋诗集》却记载了他的历史足迹。本文以李銮宣的诗为切入点,论述了李銮宣的艺术人生。     

古佚文献与岭南早期文明“记忆”的生成——以“合浦杉” “合浦桂”为例分析

<正>岭南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秦汉以后,长期以来对岭南古代文明的认知多来源于对历代存世文献中相关文本信息的读取。然而必须指出:岭南古史的书写传统,在记载取向上存在着两个背景与定位不同的文献系统:一是传世文献,以传统正史为代表的一系列基于政治史的整体叙述视角并致力于梳理王朝兴衰     

田仲一成的《中国祭祀戏剧研究》

在对中国戏剧史的考察上,王国维以倡优为中心．着重于戏剧形态本身的流变．而田仲一成则以巫觋为中心．着重于戏剧表演的功能和语境。所以．中国学者习惯于用“戏剧”这一概念．而田仲一成则另创了“演剧”一词。“演剧”对“戏剧”的替换不是同义反复．而是把一种被抽象的,孤立的、静止的记载文本还原为具体丰富的、动态的、现实村落语境中的“社会”行为。     

“赐女子百户牛酒”解——兼论秦汉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

《史记》《汉书》中“赐女子百户牛酒”是政府对女性户主家庭的赏赐 ,其标准是每百户赏赐一头牛、十石酒 ,每户折合百钱左右。秦汉时期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尚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还不可能成为丈夫的附庸。因此她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较后代妇女为高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于 2 0 0 2年 8月 11至 15日在西安召开 ,来自英、韩、日等国和我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 2 1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届年会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成立 2 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 ,提交论文数量多 ,质量高。会议共收到论文 (含提要 ) 175篇 ,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秦汉政治与制度 ,秦汉学术与文化 ,秦汉简牍与考古 ,秦汉农业与科技。一、秦汉政治与制度是历来关注较多的课题之一。李开元《西汉王朝支配阶层及其主流社会的变迁》根据汉初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仕进出身统计数据 ,对军功…     

论秦汉社会的“狂人”与“歌舞”之联系

秦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思想对中国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选的。“狂人”与“歌舞”,此两者亦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表面上看两者似乎并无太大关联,但实际上都与秦汉时代的世人精神世界有很多联系。本文试从“歌舞”与“狂”两方面来论述秦汉时代世人的精神世界,其中,时人又将个人情感与精神融入“歌舞”的艺术创作之中,并产生了独特的即兴“歌舞”的特点。     

西汉行政区划中的“犬牙相制”现象

西汉行政区划中的“犬牙相制”现象吴宏岐论及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者往往要对元明清时期行政区划中各行省间的“犬牙相制”（或称“犬牙相入”）现象多注笔墨。实则这种区划措施由来已久,至迟在秦汉就已肇其端倪。张修桂先生在有关论文中曾指出过一个实证：“由于秦始皇...     

秦汉探病的政治文化内涵北大核心CSSCI

秦汉时期,探病是官僚体系内不同阶层进行政治结盟和政治表演的重要途径。对探病行为的研究,建立于以"人"为核心的基础上。通过还原秦汉一般探病流程,考察探病过程中"病人"与"探病者"的身份构建,挖掘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对探病行为的影响,可以寻找出探病行为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     

西(山鸟)定生对秦汉帝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中国古代帝国的形式与结构》译本序

(一)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感情、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①历史上的每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也就是“每一个基础,都有适合于它的上层建筑。”②中国古代的秦汉帝国,也有适合于它的基础的上层建筑,包括秦汉时期的政治法律观点以及适应于这些观点的一整套制度。二十等爵制,具有突出的、独特的地位,是秦汉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史学界对它的研究,还不能说是很充分的。日本著名史学家西(山鸟)定生所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一书,是研究秦汉政治史、二十等爵制的专门著作,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价值”优先下的“事实”重建：清季民初新史家寻找中国历史“进化”的努力

清末民初的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中国自秦汉以下皆在退化或循环中。但按照社会进化论,它也就意味着中国处在人类历史“公例”之外,面临必然被淘汰的危险,这促使一批新史家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进步”的迹象。然而,因为传统政治和学术主流皆被视为“专制的”,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梁启超等人为此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把中国历史描述为一步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一是弱化传统政治史的地位,强调社会史、文明史、民史的重要性。这两种现象皆和社会进化论有密切而曲折的学理关系,结果把一些过去认为非“正统”的现象升格为历史叙述的主线。经过这番改造后,历史的“价值”与“事实”再次统一起来。     

世俗化:杨维桢评价的一个侧面

在元末文坛上,杨维桢以其奇谲兀■丽的诗风独步一时,其诗体被称为“铁崖体”,元明清三代均不乏推崇杨氏之诗者.但历来的学者对杨维桢的评价多局限于对其诗文作政治的或艺术的评析,而未以其价值观、文化观念、行为方式等作为视角的观照,从而影响了对杨维桢全面、中肯的评价.笔者认为,生活于元末城市商业兴盛,文化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的杨维帧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人:从他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及诗文中可以看出.他有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固有的特质;另一方面,商业精神的浸润和影响又使他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世俗化倾向.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杨维桢世俗化的这一“侧面”恰恰显示出一种新的历史倾向.因此,历史地分析杨维桢的这一“侧面”,有助于全面评价、了解杨维桢其人.     

四川渠县汉阙沈府君应该是沈稚

一、引言“阙”是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古代在宫廷、祠庙、陵墓前布局的一种左右对称的独特建筑物。由于两阙之间有空隙,故名缺,与“阙”相通,其形高大巍然,象征主人的尊严与高贵。“阙”始于商周,兴盛于秦汉,衰落于两宋,有3000多年历史,在甲骨文中有“阙”字。商周的“阙”多为夯土,立于宫廷之前,属于“宫阙”。战国时期多为“城阙”,在《诗经·郑风》中有记载。自东汉开始,墓前出现石阙,称为“墓阙”,官至“二千石”以上者可在墓前建阙。汉阙是指汉代石阙,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活化石”.     

中国魏晋南北朝壁画墓和日本装饰古坟的比较研究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处在强大的汉帝国崩溃之后和繁荣的隋唐王朝到来之前,是中国由统一陷入分裂,同时又为新的统一积累各种条件这样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在长达三个多的世纪中,战乱频繁,民族融合,人口迁徙成为社会的主题,在秦汉大帝国沉重的历史废墟之上,所谓“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人中原文化颓废之躯”,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波澜壮阔,异彩纷呈,从而为考古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特别是这一时期壁画墓的调查和发掘,包含了当时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时期物质文化的认识,也使得我们有可能通过对壁画墓的探讨研究,在文化的时空传递和延伸上,有所发现和收获。     

乡品与乡里：六朝贵族制言说的展开及其新趋势

六朝时期，即便出身贵族也必须经过乡论和中正的“品藻”,获得“乡品二品”后才能成为官僚，进入清流官序。六朝史料中另有“二品才堪”现象，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二品才堪”并没有获得乡品二品，它反映出皇帝权力无法干涉“乡品二品”的授予这一历史事实。门阀贵族的存在反映出六朝与秦汉、宋元明清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特性，而六朝贵族体制源于地方乡里社会，则是其与重视血缘的欧洲和日本贵族制迥异之处。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结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与此同时，六朝贵族制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演进中去发现那些被皇权相对化的事物，从而客观、全面地勾勒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