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断想──胡适的阴影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必然要想到胡适,想到胡适,就想到了44年前三联书店出版的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当胡适自美国回国,与陈独秀等在新文化运动中高扬“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而成为五四时期的思想领袖时,其以后被人“褒”的荣耀和“贬”的阴影,就同时笼罩其身了。饶有趣味的是,胡适身前身后得到的“褒”与“贬”,均是同一个思想造成的,即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师从杜威。因此,在新文化新思潮涌动的五四前后,胡适为人们提供了一整套以“实验主义”为标志的治学、修身乃至治国的新的思想理论和…     

试论王羲之的书圣地位

王羲之作为中国书坛所公认的“书圣”,已历时一千六百余年了。一个历史人物地位的确定,要经得起历史反复检验,这是不容置疑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演变,出现一些抑、扬、褒、贬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全国书法热潮的迅速兴起,又随着西方新文化思潮的大量输入,     

扬孟抑荀与史家的评论

对历史上儒家孟荀的褒与贬 ,是一理论问题 ,又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问题 ,是一个解释历史、重构价值的史学问题。孟荀的褒贬变化自唐始 ,至宋元 ,恰是在古代社会的转折、政治主流思想的变迁、古典儒学的转型和宋明“新儒学”生成之时。褒孟贬荀不在于其理论本身 ,而在于理论是否适应时代以及适应的程度和方式如何。司马迁是孟荀皆重 ,韩愈由辟佛而至崇扬孟子的卫道精神和人格 ,程朱因兴起性命之学而重孟轻荀、显孟隐荀 ,这一思想变迁历程勾勒出“新儒学”的成长轨迹。     

护送陈云出川的无名英雄

陈云于1983年12月20日亲笔为四川仪陇县的席懋昭写了翔实而又珍贵的证明材料,指出：“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精心组织 严格要求 扎实做好阳泉史志年鉴编纂工作

<正>2003年以来,在阳泉市委、市政府和省史志院、省交通厅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我局史志年鉴编撰工作,按照省、市的要求,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真组织、严谨求实,全面开展交通系统史志年鉴编撰工作。目前,各县(区)交通局、各单位部门志书均全面进入了补     

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学鸿篇巨制——简评多卷本《山西通史》

由刘泽民等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组织编撰的多卷本《山西通史》,于2001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我作为这部大部头著作的责任编辑之一,感到由衷的欣慰,同时又有不少感受,也想粗略地谈一谈,作为对这部大书的一个评介。     

《屈原列传》新探

司马迁于秦火之余收集屈原的材料,并“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作实地考察,写成了《屈原列传》,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屈原事迹的宝贵史料,其功不可没。然后人读《屈原列传》,却褒贬不一：褒之以为千古奇,贬之却责其叙事不明,意不贯,甚至认为司马迁不作《屈原列传》,或疑屈原其人之有无。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聚讼纷纭、没有定论。     

明代廷臣绰号

明代廷臣有绰号者相当多,从绰号的含义可分“褒”和“贬”两大类,在绰号取法上又有以下几种: 一 是以姓氏和乡里取名。这类绰号较常见,仅从字面上看不出太深含义。如,明初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在正统初皆以大学士辅政而同时齐名,人称“三杨”。又以居地所在,士奇称西杨,荣称东杨,溥称     

M·A·斯坦因其人

M·A·斯坦因(1862～1943)是一个为我国考古学界以及历史学界所熟知的英国籍考古学者。关于他这个人,在我国历来是贬大于褒,尤其他在本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尼雅、楼兰以及敦煌等处拿走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从而作为“文物盗窃者”恶名昭著。但是,客观地说,斯坦因又的确是一名学者,特别是由于他在中亚、南亚等地区进行了长年不懈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其业绩在世界考古学界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许多著作至今被奉为经典,作为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即便是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中,斯坦因的调查发掘成果也是     

实践“三个代表”发展史志事业

“三个代表”是我们搞好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也是我们做好史志工作的指导思想。史志工作者是“三个代表”的实践者 ,史志工作的成果要体现“三个代表”,史志工作的运作融会着“三个代表”,史志事业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三个代表”。“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和社会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 ,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史志工作要发展 ,停滞就会丧失生命力。史志工作的发展 ,一靠自身 ,二靠领导 ,三靠机制 ,四靠创新 ,最终要落实到成果。一、靠自身史志工作者应该解…     

从职能同一性的视角再论史志关系问题

史志关系是方志学科的一个基本问题。以往史志关系研究的基本观点有四种流别:认为史志有别;认为史志无别;折中派观点;职能派观点。笔者提出应当从史志职能同一性的视角来看待史志关系,要突出其"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并结合中国史学史的传统进行阐释。     

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续)

(三)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 最令我们重视的是司马迁所揭示出的《春秋》之义的最高层次的含义:即孔子把三代之礼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并探讨了礼的发展的规律性。请读司马迁如下的一系列论断。他写道:“《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太史公自序》)。他又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甚至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观殷、夏所损益曰:‘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对山东省建设史志事业"三个中心"战略思路的理解

在 2 0 0 0年 2月山东省市地史志办公室主任会议上 ,省史志办公室主任刘秋增提出了建设史志事业“三个中心”的战略思路 ,即 :在 2 0 0 0年至 2 0 1 0年 1 0年间 ,把各级史志机构建设成立足于当地的“地方文献中心、地情资料中心、区域研究和咨询中心”。当时分管史志工作的陈抗甫副省长对这一思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这一思路 ,省史志办在 2 0 0 1年和 2 0 0 2年两次全省史志工作会上又做了进一步阐述和贯彻 ,并将建设“三个中心”作为史志事业长期奋斗目标列入了《山东省史志工作“十五”规划》。但是目前就全省来看 ,仍有不少史志机构及…     

《河南省地方史志工作“十二五”规划》印发

2011年6月1日,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河南省地方史志工作“十二五”规划》。《河南省地方史志工作“十二五”规划》对“十一五”时期河南省史志工作作了回顾,规定了“十二五”时期河南省地方史志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同时制定了“十二五”时期河南省地方史志工作的主要任务以及实现“十二五”规划的基本措施。     

《洛阳成语典故》问世

自2000年第4期《河洛史志》刊发《洛阳历代宰相述略》以来,作又先后两次在《河洛史志》撰补续相关内容。至此,“述略”中的“宰相”已达90位。编注意到,三中的所谓“宰相”,是对历代辅佐君王的执政大臣及相当于这一职务官员的泛称。其     

关于专业技术机构年鉴编辑工作的几点思考

专业机构年鉴的情报价值逐步为社会大众所认同,突出年鉴编撰的专业性强、时效性,可为政府和社会大众提供准确的信息服务。本文结合笔者从事卫生专业技术机构年鉴编撰工作的经验和专业特点,提出改变固有思维模式,兼顾专业特色与行业规范,提升其服务功能性的观点,为提升专业机构年鉴质量,做好地方年鉴和史志信息支撑辅助提供建议。     

史志工作为现实服务的思考与探索

一地方志工作功能定位 “地方志工作的目的说到底是应用”,而应用的主要体现形式就是服务——为党委、政府服务,为人民服务,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后人服务,更要为今人服务。从史志事业资政、存史、教化的三大功能来说：位居第一位的是资政。放在当代来解释,就是要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搞服务。“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史志工作领导体制,也决定了史志工作的服务对象首要的就应当是党委、政府本身。“官书官修”,政府主持编修的书自应首先能够为政府所用。     

叱咤风云的回民之子

列数现代回族人物,白崇禧算得上级别档次很高,亦曾名驰遐迩而且经历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确实是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回民之子。舆论界几十年来有关他的报道、记述、追忆、评论或批判,多从其军事活动与政治态度着眼,或基本否定,或严加鞭挞,或分阶段考察;褒中有贬,贬中有褒。当然,例如在台湾、香港等地,亦有基调为讴歌赞誉者。     

《左权县交通运输志》通过评审

2010年12月21日,《左权县交通运输志》评审会议召开。省交通运输厅、晋中市史志研究院、晋中市交通运输局有关领导和专家40余人参加。该志编撰工作始于1996年,完成于2009年,三易其稿,历时13年。志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1942年以来,     

山东省将地方史志工作再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山东省省长韩寓群在山东省十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到史志工作:在“十五”时期政府工作的回顾中指出,“省届新史志编纂出版任务全面完成”;在2006年的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中强调,要“依法搞好新一轮地方史志编修工作”。这已是山东省第三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史志工作提出任务和要求。山东省将地方史志工作再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墨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