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整理中的点校失误匡正——以职官科举为中心

古文献整理是一门综合性学问.毫无疑义,首先要具备版本、目录、校勘、训诂等古典文献专业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还必须重视掌握职官、地理、年代学这几把治史钥匙.只有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古籍整理中的失误.     

“黄牡丹状元黎遂球”的经典化——从清代学海堂课卷谈起

黄牡丹状元与黎遂球,在岭南文学史上,已经成了一组不可分割,相互注解的词语,更重要的,是这一名衔和人物背后所蕴含的文坛佳话,不仅成为岭南文学史上大书特书的一笔,更演化为岭南文学史上的经典。清代学海堂的文学教学大量地利用了岭南的文化资源,对于岭南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文学典故、文学主题有着承继和总结的集大成作用,通过课题的命定、学子的答卷,不断强化、推进,进一步确立了这些文学史符号的经典化。     

从“旷古未有”谈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破坏文物是司空见惯历代统治阶级直至蒋介石反动派,破坏文物古迹不胜枚举。年代久远的,如项羽焚阿房宫,北魏道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的三次灭法,很多寺院、佛塔焚毁殆尽。这且不谈,再谈谈蒋介石反     

“封建”名实析义——评冯天瑜《“封建”考论》

本文对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提出商榷。指出“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应该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论定战国秦汉以后属封建社会,并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论。这种认识的正确性,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证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继承和发展。把它贬为“泛封建观”,指责它“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站不住脚的。     

从“保卫春节”谈起

京城的爆竹烟花,零星稀落了十二年,在今年的除夕之夜,人们从遍及“禁改限”的大街小巷的焰火、爆炸声和火药味中,重又找回了浓浓的年味,从圣诞节开始就炒得沸沸扬扬的“保卫春节”的声音,随之变得洪亮。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从“智者乐水”谈起

从“智乐水”谈起,论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乐水’’在于爱民,亲民、爱民、为民的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指出了中国传统化此种思想的现实意义。     

西学对科举的冲激与回响——以李之藻主持福建乡试为例

明末利玛窦入华,学习儒学经典与注意科举考试,其引入西方自然知识对科举是否产生冲激,值得研究。利玛窦在世界地图中加入宇宙论、天文学、历法等自然知识,具有考据中国传统自然知识的蕴义,吸引李之藻求教并刊刻《坤舆万国全图》。之后,李之藻于万历三十一年福建乡试出一道"天文"试题。其中虽无一字提到西学,却吸引士人在揭榜后求教,激起郑怀魁兴趣,反映他从利玛窦那里学到了什么。三十三年京察,郑怀魁迁知处州,李之藻降职待补,有更充裕时间完成《浑盖通宪图说》,三十五年请郑怀魁帮忙出版。这段曲折的历史是西学与科举试题的首例,成为17世纪自然知识考据的一个案例,亦为中国士人间传播西学最早的案例之一。     

从“皇后之玺”谈起

1968年9月,陕西咸阳附近发现了一颗玉印。印为白玉雕琢而成,四方形,螭虎纽,印面阴刻篆文"皇后之玺"四个字。有的研究者认为,由于玉玺的发现地点离汉高祖的长陵很近,所以它可能是吕后的玉玺。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印文的字体篆刻不是西汉初期的风格,因而它不是什么吕后的玉玺。这些属于文物鉴定的专门问题暂且撇开不管。值得注意的是竟然有人在这颗玉玺上     

“妇好”、“孝己”关系考证——从妇好墓“司母辛”铭文谈起

一、引言在殷墟妇好墓的器物铭文中、署“司母辛”铭文的铜器一共五件。其中大方鼎一对(标本789、809),铭文“司母辛”均署于内壁中部(图一;1.2);四足觥一对(标本803、1163),铭文“司母辛”署于器底里中部,盖里后端亦署“司母辛”三字(图一:3、4);另有方形高圈足器一件(标本850),铭文“司母辛”署于口下内壁中部(图一:5)。以上五件铜器均庄严典重,可与“妇好”组的大、中型青铜器     

从毛泽东的“人情观”谈起

正建国之初,毛泽东曾多次婉拒亲戚朋友们提出的介绍工作的要求。时任长沙某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是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托人找到毛泽东,想去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毛泽东为此给秘书田家英写信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杨开智是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的儿子,也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哥哥。他曾捎信给毛泽东,要求"在京或湘安排厅长之类的职位"。1949年秋,毛泽东在致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首道的信中说":在湘按其能力     

古籍整理中的职官之误——以“谏议大夫”为例

古籍整理中职官之误时有见之。《史记》、《隋书》、《通典》、《元和姓纂》和《楚辞章句》等点校本中"谏议大夫"屡屡失校,揭示了官制学养对于古籍整理的重要意义。     

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合作——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谈起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１９９３年夏季号发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①亨廷顿本人亦在《外交》季刊冬季号再发表《不是文明,又是什么？——后冷战世界的范式》一文进一步作出申辩。国内不少学者对亨氏的所谓文明冲突论也发表了严肃的评论。②１９９６年亨廷顿又在《外交》季刊冬季号上发表一篇题为《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适用的》的新论文,③对他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作了部分修改,但仍坚持其基调。看来对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的讨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笔者同意国内学者的基本观点,即亨氏的文明冲突论的结论有失偏颇,且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策略之嫌,但亦感到亨氏对文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在学术上有其独到之处,而在现实国际关系中,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问题。因此,本文将理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他最近观点的发展,进而就文明对国际关系中的冲突与合作的影响进行探讨。     

神秘的平水韵——从“该死十三元”谈起

盛唐之时,有一位名叫孙逖的诗人住宿在浙江绍兴境内云门寺阁,写了一首《宿云门寺阁》的感怀诗。诗曰:香阁东山下,烟花象外幽。悬灯千嶂夕,卷幔五湖秋。画壁馀鸿雁,纱窗宿斗牛。更疑天路近,梦与白云游。且不说这孙逖的诗想象如何奇诡、匠心如何独具、诗境如何雄浑,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一千多年后,根据孙逖这首诗中的一句话编拟的科举诗题,竟让一位饱学之士、举人、进士,止步于状元门外,留下了"平身双四等,该死十三元"的千古话题。这人名叫高心夔(1835~1883),原名高梦汉,字伯足,号碧湄,又号陶堂、东蠡,江西湖口县人。他出身书香门弟,自幼好学不倦,颖悟异常。咸丰元年(1851)举人。咸丰九年进士。同时代的人这样评价他——文学家王闿运在《湘绮楼说诗》中评其诗风曰:"高伯足诗少拟陆(机)谢(灵     

留学生的“科举功名”

留学专题做到尾声,刚好遇到高考放榜。我一表妹分数下来,离二本差一点,郁闷不已,大叹志愿一定,将来命运也定了。然后便羡慕起几年前就读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个表姐。这让我想起和北京大学王奇生老师的一次聊天。王老师曾专注于中国近现代的留学史。他说那时与今天同样,“一留学,仿佛有了更高的身价。尤其是那些去美国的,名校的”。     

论“生活世界”与民俗学——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谈起

民俗学的生活世界,是以"胡塞尔生活世界"为基础,通过个体的身体感受来研究个体的生活世界。胡塞尔将生活世界看做是先于我们所有的实践、思想、本能而存在的先验前提,在此基础上,人类以文化语言、社会关系为中介,建构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共通性。而民俗学者正是基于这一共通性来研究民众的生活与传承,理解并感受他人的生活。以关注具体生活状态、传统与个人性、身体感受为重点的表演理论体现了民俗学"生活世界"的核心内涵。     

论“约束”——从汉代有关“约束”的几件石刻谈起

1931年河南偃师出土一件汉代石刻东乡通利水大道约束刻石,而铭文长期未得通读。本文从考释该石刻文字入手,对有关汉代"约束"文书的几件石刻及简牍材料铭文进一步确释,并予以综合研究,梳理"约束"在古代的缘起与存续过程,指出"约束"这一文书形式与民间民众组织的密切关系,说明类似石刻材料是研究古代基层社会的重要资料。     

敦煌文书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

本文首先介绍了20世纪中外史学界关于庄园制问题的讨论情况。然后在探讨封建庄园最一般特征的基础上,将唐五代宋初敦煌文献中含有“庄”字样的文书归类进行分析,提出作者的看法：敦煌文书中大量出现的“庄”、“庄田”、“田庄”、“庄园”,多数即指田地,或田土、田宅,与一般的田产、田宅并无不同。其“庄”、“庄园”都不是基本的、独立的生产和经营单位。因此,也就不是史学界所说的封建庄园。     

中国“封建”概念的演变和“封建地主制”理论的形成

引言:问题的提出本文所要讨论的“封建地主制”(或称“地主经济封建制”)是指封建社会形态中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既区别于中国战国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或把战国以前定性为奴隶制) ,也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理论是与对战国秦汉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历史阶段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战国秦汉至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代,把它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中看,它显得很有特色,似乎与众不同。对这段历史如何认识,如何定性,颇费历史学家踌躇。早在2 0世纪2 0—3 0年代,就有人称之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     

“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吏”与“民”一起编制于基层乡里,同为国家编户齐民,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权利义务相同,而“吏”稍优于普通编户,并不存在独立的“吏户”。吴、蜀亡国时所献簿籍中的“吏”数为全国总户口数之内的吏员人数,并非另外之“吏户”。孙休永安诏与吴简中的吏一脉相承,每户服役人数经历了孙权时期1·29人—孙亮时期3人—孙休时期2人的演变,并非“空户从役”。迄今已公布的吴简和文献资料都不能证明“吏户”的存在。     

毛泽东与鲁迅心相通——从对“千夫”的解释谈起

一1966年7月8日,时在武汉的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其中有"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一句话,这句话后来公开见于报刊是1977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的《《投一光辉群魔毕现》一文。毛泽东与鲁迅心相通或说心心相印,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他对鲁迅《自嘲》一诗中"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