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古史辨”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准则,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这在历史认知与解释层面上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并使得顾颉刚的史学观念、思维方法在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上大大超越了以清代汉学家及疑古学者、晚清今文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疑古辨伪之学,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顾颉刚在运用其具有现代性的史学观念、方法时,因应其进化论的预设而过度使用“默证法”,在历史演进法的使用上囿于“一元单向”演进模式的窠臼,在假设与求证中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影响到“古史辨”理论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     

丁山的神话研究

丁山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构想上深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他继承了古史辨派的神话研究架构,在古史辨所开辟的几个主要方向,即神话的故事学研究、宗教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方面皆有所继承与创获,勾勒出了一个极富学术野心也很有可行性的神话研究框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见解。但是,由于他片面依赖比较语言学方法,缺乏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的理论视野,故其考证多失于空疏和随意,导致其结论大率失于武断,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史料学的层面,它的现代性似乎主要体现在顾颉刚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尤其是其不确定性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谦卑的态度上。搁置历史本体、着重于古史知识形成过程的“层累构成说”标明了顾颉刚经验主义的知识立场。而在普遍的知识论意义上,从怀疑古史记录到怀疑全部历史记录,顾颉刚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与“神话”的性质的关系问题。     

关于"神话复原"的学理分析--以伏羲女娲与"洪水后兄妹配偶再殖人类"神话为例

20世纪20年代前后,王国维使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参证的方法,为中国古史研究开辟了一片充满生机的崭新天地”。而中国的神话学,也受其沾溉不少,因为中国古史和中国神话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常常享用着共同的资料,像王国维考证出的王亥故事,固然是商史研究的重要发现,却同时也为神话研究指点了迷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     

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

在我国史学话语中,没有英中的“献史料”(Documentary sources)和“学史料”(Literary sources)的区别。我国现代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作中常常提到的“献史料”(literature),实为非献史料(Non．documentary sources)和献史料的混称,其中主要是指古代史家的述,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李维的《罗马史》、狄奥多洛斯的《历史集成》等。这种模糊的提法使得不少古史工作误以为主要以学史料为内容的各种古代典籍便等同于第一手史料(First hand or primary sources)或原始资料(Original sources),只要自己的论依托于古     

论顾颉刚的史料学思想

顾颉刚在古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他对史料的深刻认识有着重要关系。他把考辨史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认为实物材料、文献记载和传说都是古史研究的史料 ,提出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材料可以互证 ,应合理地运用伪材料等。正是运用了传说史料 ,他敢于对旧古史系统提出大胆质疑。他还强调指出史料的整理和考辨是运用唯物史观从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顾颉刚与考古学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古史传说时代的天、地、人——读王晖教授的《古史传说时代新探》

陕西师范大学王晖教授的《古史传说时代新探》于2009年11月在科学出版社（后文所引其书只记章和页数）付梓出版了,这是一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前沿性著作,是王教授十几年来对古史传说时代天、地、人研究成果的凝结,更是对之前学者古史传说时代研究成果的批评、订正、补充和完善。《古史传说时代新探》分为三编,上编＂五帝时期传说古史研究＂,中编＂三代及其始祖传说古史研究＂,下编＂古史神话传说与原始思维研究＂,共收录论文20篇。     

论“古史辨”派史学评价的几个问题

本文阐述了史学界对“古史辨派”史学评论的历史,提出应从“古史辨”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历史使命、“古史辨”寓致用于求真的史学实践以及“古史辨”对历史认识特点的探讨等三个方面,来评价“古史辨”的实践与科学价值。     

谯周与《古史考》

谯周是我国三国时期的“通才达学”,所撰《古史考》(已佚,有辑本)曾“与《史记》并行于世”。本在考明谯周生平的基础上,着重对《古史考》进行了研究,认为：《古史考》乃通考古史,而非专纠《史记》之谬;除考史之外,还多考古制,并兼杂考。其对《史记》的考辨,除纠史之外。还对部分记载不详的地方有解释性的补充与说明,对地名有所考究,对太史公论赞亦有纠驳。其考多确实可信,有较高学术价值。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

五四人说到“科学”何以更注意其“精神”和“方法”并具体化为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而在实践层面又为什么一度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之上?这些与今日一般认知的“科学”概念有相当距离的现象是本探讨的主要问题。这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没有科学的支撑,国学便上不了台面;没有“国故”这一多数中国学耳熟能详的具体治学对象,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便不能落在实处。而传统化和外来化这种奇特结合与近代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特殊关怀又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史学比较研究如何可能？——刘家和先生《史学、经学与思想》初读记

如何进行中西方史学比较研究以及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认识中国史学传统,是当今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海内外学人倍加关注。刘家和先生长期从事希腊、印度与中国的古史研究,近些年来开始从思想的层面检视中西方史学,因为有着深厚的古史研究基础与通贯中西的理论修为,刘先生总能见人所不能见,于中西史学颇多新识,尤其是在方法上多能予人以启导。当然,由于中西方语文背景与思想进路的迥然不同,双方史学的比较研究,特别是西方的逻辑理性与中国的历史思维如何对接与融通,仍然存在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郭沫若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走向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在1949年后任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和中国史学会主席,提出史学发展六个方面的转向,规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他创办并主持的《历史研究》杂志提倡历史研究应史料与理论并重。郭沫若礼待陈寅恪,邀请其出任《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郭沫若重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引发了研究一系列重要历史理论问题的热潮。在郭沫若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史学初步形成了发展规模。     

苏辙与《古史》

苏辙《古史》是北宋中期义理之学兴起后出现的一部重要上古史史著 ,是书不仅补正了《史记》所存在的某些疏略和讹舛 ,于《史记》有拾遗补阙之功 ,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义理之学兴起后儒家学者的治史风尚 ,对研究两宋史学思想的演变 ,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20世纪50年代的凉山彝族社会调查与古史分期争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周社会性质成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争论的焦点，因各派学者迟迟不能统一意见，解决问题的希望遂被寄托在新史料的出现上。当此之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造也有判定社会形态的需要，于是少数民族历史调查逐渐与古史分期讨论出现交叉。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与胡庆钧的互动是上述两项研究相互作用的缩影。自郭沫若将胡庆钧的凉山彝族社会研究引入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后，古史分期争论受到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的启发，反过来又推动了凉山彝族社会研究的深入与扩大。探讨郭、胡二人之间的互动及其后续发展，既有助于了解古史分期争论在少数民族历史调查材料的支撑下取得的进展，也可捕捉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在历史学科之外造成的余响。     

李济考古学研究方法浅析

李济在中国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古史研究和中华文明起源等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贡献。他主持或参与了新中国建立前的历次殷墟发掘,并终生致力于殷墟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国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就是在他领导或参与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与研究下形成、发展和完善的。他积极倡导并参与了上古史的重建,他的实践为古史研究构建了一条新的可行之路。李济还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学术眼光的学者,能够从世界范围内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传播和交流。他的这种宽阔的学术视野使他走在了同时代学者的最前列。     

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着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的建立。同年,顾颉刚先生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列举《周易》的记载认定先商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其中借用了王国维的研究结果。顾颉刚先生撰此文本来做的是一个反题,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所以此文实为顾颉刚先生在古史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古史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论古史重构

近年大量宝贵简帛材料的面世,为古史重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以五帝时代为中心的古史建构与重构,是古代中国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20世纪疑古思潮所疑所辨的重点所在。可以预见,新世纪学术的重大发展之一应当就是科学考古对于古史重构的推动。这方面的科学考古既包括田野考古,也包括对于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甚至还包括精神考古。     

吕思勉与《古史辨》

以《古史辨》的编著为机缘,吕思勉与顾颉刚、童书业等人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往关系。吕思勉尽管参加了《古史辨》的编著工作,但在审查古书、考辨古史的观念和方法上,却有自己的一套独到的见解,透过这些见解,可以看到他与顾颉刚等人古史理论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