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社会学

对"群学"的最初认识,使梁启超认识到"合群立会"的重要性,"合群立会"的政治理念促使他去"新"史学;对社会学理念的吸纳而使他确立了"进化史观",进化史观的确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梁启超晚年专意于学术后,他的社会学的治史视野又得到充分体现,以至当今学者论断,梁启超开启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河。     

清末章太炎、梁启超学派之分合——以“新史学”为线索

在晚清学派意识强化和学术史构建的过程中,章太炎和梁启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欲从1902年左右章、梁共商新史学的一段因缘切入,回溯清末十数年间,二入学派归属的分合。章、梁二人以革新旧史学为入口,确立近代学科观念和学术史意识的努力,固然以日本为中介,受到西学（主要是社会学和文明史学）的启发,也与西学观照下对传统学派资源的重新整合相关。太炎、任公在清末的学术交际,围绕着“新学”与“实学”、“孟学”与“苟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之学与实事求是之学等诸多学派纷争,在往复交流的过程中,既互有出入,又交相影响,确立了现代中国文史之学的若干基本命题。     

章太炎社会思想述略

在清末,西方社会学及社会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为国人近代社会观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章太炎就是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这种学说,提出新的社会观的学者之一。章太炎的社会观固然深受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但又不为其所囿,而是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融入了进化论、历史学、政治学以及传统儒学、诸子学、佛学等思想内容,形成他对人类社会起源、组合、发展、变迁以及批判现实社会、追求理想社会等问题的一整套独特看法,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端方与清末两江地区社会改良

身处清末新旧急速变革的时代,端方作为清末官员,其对时代巨变的观察是敏锐的,在其任职的两江地区奏请立停科举、创办新式学堂、创建图书馆、积极兴办各类教育文化事业、推行文化慈善事业、厉行禁烟以改造社会风气等,皆是适应时代需求所做的应变之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但端方作为清朝体制内的权贵对社会风俗的改良,是在其所固守的封建文化思想基础和背景之下进行的,注定了其期望通过社会改良挽救清王朝努力的失败,但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端方在清末两江地区社会改良的尝试,一定程度上为当今社会文化改革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与近代的戴学复兴

戴震学术在清代即已引人瞩目,产生较大影响。不过当时学大都只看重戴氏考据学,轻视其义理学。今日戴震广为人知的学术大师和思想家之完整形象,则是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大力阐扬的结果。在这方面,章太炎有首倡之功,刘师培有完善之力,民初梁启超等人借纪念戴震诞生200周年之机所掀起的研究高潮,促使戴学渐成显学。可以说,正是经由他们的不懈努力,戴震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完整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     

从岸本能武太到章太炎:自由与秩序之思的跨洋交流

19世纪下半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令偏向个人主义的斯宾塞社会学说遭到质疑,并引发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关系的深入思考。在西学东渐大潮推动下,欧美学界的思考以学术译介的方式传入日本和中国,并因文化传统、话语体系、时政背景以及学者个人因素的差异而发生流变。岸本能武太《社会学》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说基础上,以"非社会性"对译人类反抗社会秩序的"反社会性"特征,在缓解斯宾塞个人自由观念给日本社会带来紧张感的同时,借此对抗日本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章太炎通过翻译岸本《社会学》,将个人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逃群"、"隐"、"废"等理念勾连,以"出世"方式抵抗清末新政,为革命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持。     

社会、学校与家庭:民国人对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引介和实践

博物馆观念自清末被引入中国以来,清季士人及民国知识分子皆对其教育功能有所体悟、发挥和实践。以"开民智"、"倡实学"为目的而被晚清士人所乐道的博物馆,于民国期间又演化出了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功能,这既是民国人对博物馆教育功能引介和思考的结果,也应该成为今日中国博物馆学发展之基础以及自身学术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全面细致梳理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学发展概貌之后,才能对当下中国博物馆学的学术现状与不足产生深刻明晰之认识。     

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

甲午战争惨败后,中国思想界迅速涌起一股以宣传实行“群治”为目的的“群学”思潮。它引导资产阶级进行了初步的“合群”运动,从而把维新运动推上了高峰。它对于资产阶级政党的     

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

一、群学的由来 群学就是社会学,它出现于甲午战后先进的中国思想界,反映了那时维新派的社会观。 社会学并非中国所固有,作为一门学科,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天山深处的动物奇趣

天山深处的动物奇趣○严泗波沿着天山西部一条叫克孜利亚的大峡谷,蜿蜒而上天山之巅,沿途你会发现许多动物的神奇现象,趣味无穷。群牛祭同伴天山深处的高山草地上有一种牛,特别灵性,合群,重感情,讲情义。人们宰牛时若让别的牛看见,它就会大声吼叫,唤来一大群牛,...     

论文廷式对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的批评

清末词学,常州词派在理论上占据主导地位,浙西词派虽在常派崛起之后逐渐衰落,但此时并未淡出视野,仍然影响着清末词学理论与创作,并呈现出浙常二派渐趋合流的趋势。处于这样词学背景下的文廷式反而不受二派牢笼,能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对浙常二派进行批评,并要求济以辛刘之豪健来挽救当时词坛的创作之失,故能以为数不多的词作卓然特立于清末词坛。可以说,文廷式是清末词坛的一个另类,他的出现昭示着清末词学内部的自救、自振、自新,也暗示着词学即将要跳脱出传统的羁绊,发生一次重大的变革。     

注释古书怎样吸收前人成果

从汉代起,我国就开始了古书的注释工作。比较重要的古书,前人都相继做过整理注释,为我们今天整理古籍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今人注释古书,一般都要参考古人的旧注,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此,先辈学者曾有过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充分的重视。 清末民初国学大师章太炎曾经指出,诠释旧文,不宜离已有之训诂而臆造新解。清人皮锡瑞也说过:“说经必宗古义,义愈近古,愈可信据,故唐宋以后之说,不如汉人之说,东汉以后之说,又不如汉初人之说。至于说出春秋以前,以经证经,尤为颠扑不破”。(《经学通论·诗经》) 一般来说,距离古书的写作时代越近,注者对古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名物制度以及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修辞手法等     

惟老孔墨三宗：夏曾佑与先秦诸子叙事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清末诸子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初，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论著中率先提出，春秋之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而老子突破了这一“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此后，孔子“去鬼神而留术数”,制作六经，成为“中国政教之原”;墨子则“去术数而留鬼神”,与孔子“成相反之教”;然后，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可以说，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彰显了诸子学的现实价值，还促进了孔子与诸子的平等。总之，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推动了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转型。     

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北大核心CSSCI

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机构的急剧增长和前所未有的知识拓展。然而,与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这些邻近的学科不同,它仍然没有生成能够影响整个人文科学的"大思想"。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形?对此有何应对之策?本文分三个方面予以阐释:首先,回溯了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持久性界定问题;其次,指出应依据自身学科相互关联的问题群——即(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来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的基础;最后表明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基础如何开启了它的跨学科潜力。具体而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提供了国际关系学的"大思想"可以传播到其他学科的一个范例,因为通过把多样性的意义付诸实践,它揭示了"国际"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世界的因果意义和构成意义。     

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与清季国家主义——以章太炎、严复为中心

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对清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毋庸置疑。可问题是,此一鼓吹个人主义的学说何以会成为合群保种的思潮?对此,史华兹、冯客等学者都看到,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与他鼓吹的个人主义有矛盾,正是前者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资源。然而,这一解释仍有未尽之处。从章太炎、严复的论述中能够看到何以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在中国会成为国家竞争的学说,及彼时中国人自由观与斯宾塞自由观之差异所在。应当说,斯宾塞的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是对立的,而在中国,二者则具有同一性,这也决定了斯宾塞学说在中国的命运。     

陈三立与谭嗣同

陈三立与谭嗣同张求会（一）陈三立与谭嗣同、陶葆廉、吴保初,在清末以四公子见称于世（四公子之称,或以了惠康易陶葆廉）,陈、谭二人声名尤著。四公子当中,陈三立与陶、吴、丁交谊颇厚,即使是戊戌政变之后,陈与他们的交往也并未因各自的荣辱浮沉而受到影响。而与谭...     

制度变革与身份转型——清末新式司法官群体的组合、结构及问题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设立大理院,中国新式司法官由此产生。宣统年间,司法官选任逐渐步入规范化的考选之途;经宣统二年全国规模的司法官考试,大批法政人员加入司法官队伍中。由于清末新政、立宪等制度变革,使很多传统人员实现了现代转型,从"旧人"变成"新人",新式司法官多半由传统的刑官,候选、候补等官员转变而来。新旧之别确存于清末司法官群体中,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新人不新"、"旧人不旧"。在民心思变、各方势力分化组合日益剧烈的清末时期,原本以化解社会纠纷、维护现存秩序为职责的司法官群体,很多未能安心其职,不少人成为革命者。从这一角度讲,清末司法官群体未免"貌合神离",仅具其"形"。通过分析该群体结构及问题,不难发现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变过程中人员是如何承续、转化的,变与不变是如何共生的。     

顾炎武佚文《寄子严书》考述——兼论顾炎武立嗣孙对清代嗣法的影响

叶均禧所撰《昆山人物传》内,录有顾炎武寄给其弟顾纾的书函一篇,未经收入《顾炎武全集》或《顾亭林诗文集》。今将该文命名为《寄子严书》。该文内容,系顾炎武向顾纾提议,要立顾纾之孙世枢为殇子诒谷之后,其事可与《顾亭林先生年谱》互证。由于为殇子立后不合于先儒对《礼记·丧服小记》的解释,此事当时甚为人非议。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论述可为殇子立后,是他为诒谷立后的理论基础。徐乾学作《立孙议》为顾氏辩解,则主张可以间代立后。二人之说对清人影响甚大,清儒多取顾、徐之说而否认郑玄、孔颖达等人对《丧服小记》的旧解,地方司法中也出现准许为殇子立嗣的判例。乾隆四十三年以后,律例中增入"独子兼祧"例,亦与"为殇立后"和"间代取嗣"之说相通。     

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第一篇文稿

他是毛泽东读中学时的国文教师,在批阅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时评曰:“自是伟大之器”,“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这位国文教师是湖南湘阴人,清末秀才柳潜。     

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

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机构的急剧增长和前所未有的知识拓展。然而,与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这些邻近的学科不同,它仍然没有生成能够影响整个人文科学的"大思想"。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形?对此有何应对之策?本文分三个方面予以阐释:首先,回溯了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持久性界定问题;其次,指出应依据自身学科相互关联的问题群——即(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来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的基础;最后表明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基础如何开启了它的跨学科潜力。具体而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提供了国际关系学的"大思想"可以传播到其他学科的一个范例,因为通过把多样性的意义付诸实践,它揭示了"国际"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世界的因果意义和构成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