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衰亡探析

上海的金融业同业组织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三业公会并存到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金融业同业公会三个阶段,仅三年半的时间,不仅曾经享誉经济金融界的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消亡了,金融业同业公会也最后走向终结。不可否认,金融业同业组织的消亡是由于私营金融业行业整体的消失使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实际上在私营金融业改造之初,金融业同业组织以往服务于同业的职能已大部分丧失,促使其快速走向衰落,金融业同业组织的早衰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私营金融业的改造产生影响。     

银行学会考论(1932～1950)

银行学会于1932年12月9日由上海银行业人士发起成立,1950年3月3日改组归并至上海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作为旧中国唯一的全国性银行学术团体,银行学会在存续的近二十年时间里,对推进银行学术和实务研究、培养银行业专门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口的煤炭行业

抗日战争以前,汉口的煤炭行业有三个同业公会:一是煤焦公会,后改名为煤焦贩运业同业公会;二是柴炭业公会;三是煤业公会.这是当时的三个不同性质的煤炭同业公会.煤焦贩运业公会是专门经营焦煤和烟煤等工业用煤的商人组织.柴炭业公会是贩卖柴火与炭巴、炭圆(即煤球)的商人组织.以零售为主、兼营批发.煤业公会则是有厂子堆放大量的柴煤或供烤火用的白煤块,兼而自制大量的煤球的商人组织.     

中共建政初期同业公会与产业发展之关系:以上海机械工业为中心(1949—1956)

解放后,上海机械工业同业公会面临强势国家介入下的重组,国家权力由"不在场"而登上前台,公会则由同业组织异化为政策工具。然而,早在解放前,公会曾主动请求政府实施类似加工订货的反市场政策,但旧政权无力施行。因此,解放后以加工订货为核心的产业政策实现了公会的期望,符合行业利益。然而,随着国家可以直接与厂商打交道,公会的经济职能逐渐弱化,本身也趋于解体。该案例表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可以一致,同业公会的消亡并不一定与产业的衰败相伴随。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

193 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上海银行公会一度公开主张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 ,实行宁粤之间的和解 ,并对诸如罢市这样的激进举措持消极态度。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 ,银行公会在敦促宁粤会议双方尽快息争御侮的同时 ,开始对南京当局的统治表示出相当的不满。在蒋介石下野后出现的停付公债库券本息风潮期间 ,上海银行公会发起了声势巨大的抵制运动 ,迫使孙科当局收回成议。 1 93 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后 ,形成蒋汪合作的格局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内债展本减息方案 ,上海银行公会基本上持合作的态度。此外 ,在支持淞沪抗战、维持上海金融市场乃至国内金融业的稳定 ,适时发起成立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等问题上 ,上海银行公会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民国时期杭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

杭州丝绸业行业组织由会馆、会所向同业公会的转变适应了近代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及行业组织近代化的要求。公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组织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二是对行业的管理具有权威性;三是业务活动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四是活动范围具有超地域性。总体而言,杭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内控机制与外联效应对维护行业发展、促进经济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现状与展望

工商同业公会是民国时期主要的行业组织形式 ,它不仅对于维护各行业的同业利益、促进行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时 ,也是政府进行经济管理的重要市场中介。经过清末民初的酝酿与初萌 ,到 1 91 8年北洋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以后 ,同业公会组织逐步遍及全国各大都市与中小城镇。① 此后 ,虽经历了国民政府的几次整理 ,但在总的趋势上仍保持了不断的发展与壮大。1 949年后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工商同业公会基本上为各级工商联所取代 ,其经济职能也由各行业管理部门所接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工商同业公会…     

战后上海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与影院业经营(1946—1949)

抗战胜利后,上海电影院业力图恢复振兴,电影院业同业公会在重组后亦为此多方筹划。公会着意于影院经营需要,从票价调整、营业秩序、税费减免等方面既与政府交涉,亦与同业协调,在维护行业秩序、谋取同业公益方面发挥重要功用。公会之自治行为,得益于同业支持,但受制于政府的支持程度。公会的团体交涉可节约交易成本,为影院经营发展拓展市场空间。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即将出版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省金融志编委会合编的《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以下简称《选编》),目前已经编好,不久即将送出版社出版。《选编》所选用的档案资料,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起,中经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垮台止,这一历史时期各个政权所制订和颁布的有关金融方面的法规。在每个时期,又根据各法规之内容、性质归并为:(一)币制与钞券发行;(二)银行与金融管制;(三)综合类法规(指与金融有关的一般法规);(四)外汇管理;(五)存放款业务;(六)汇总储蓄业务;(七)特种与合作金融;(八)收复区绥靖区金融。另外,银钱业公会及银钱业等商业同业公会,作为     

从私营工商业到百货公司

蔡森久（1891--1968）,贵州省清镇市人。民国19年（1930年）任贵阳商会执行委员及常务委员,民国23年（1934年）兼任贵阳百货业公会主席,民国25年（1936年1任贵州省总务处咨询委员,民国27年（1938）年任贵州省政府咨议,民国31年（1942年）任贵阳市商会主席、百货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建国后为贵阳市百货联营公司董事长、新生商店董事,贵阳市工商联和民建贵阳市委员会会员,     

民国时期政府对银行公会之管理——以上海银行业业规修订为中心

民国时期的银行公会作为银行同业组织,在维护各地正常的金融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但银行公会毕竟主要代表了银行业的利益．如何加强对其的规范和管理。是政府监管当局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主要根据上海市档案馆藏相关档案,对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三次修订业规和报备的过程进行疏理．并作出初步的评述。     

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

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初期,试图通过速战速决。摧毁我国包括货币金融在内的经济体系,并在其占领区强行使用军票等。在其初步企图未能得逞后,从1938年起日本采取利用法币政策,先后通过建立伪银行等,发行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与法币等价行使,套取外汇,以打击、贬低法币的外汇比价,破坏法币币值。在1937年至1941年抵制日伪的货币金融破坏过程中。上海银行公会曾配合国民政府组织会员行拒绝使用伪满钞票、日本新金币等敌伪货币。银行公会还参与制订并组织遵行政府当局的金融政策、法规,在上海租界先后组织会员行拒绝参加敌伪金融机构,阻止联银券、华兴券、中储券的行使。这也引起日伪势力的仇视。尽管如此,上海银行公会参与抵制日本货币金融侵略,曾收到明显的效果,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认可。     

专业与统战:建国初期中共对工商同业公会的改造策略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同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在1949年后,同业公会被纳入新组建的工商联体系之中继续存在.但在中共眼中,同业公会是集资产阶级性和封建行会性于一体的旧式组织,必须对其实施改造而后用.新政权在组织、人事、经费、法律、思想等方面多管齐下,重新构建同业公会与党政、工商联及会员的权力结构,将同业公会由具有独立性的社会团体改造成为工商联组织下属的专业性组织.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同业公会失去其存在的组织基础与市场基础,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山西省银行片断回忆

山西省银行是原山西官钱局改组的,以后经过官督民营、官商合营、官营民监等形式上的变更,值都是在阎锡山控制下为其统治山西服务的.我于1923年(民国12年)进入山西省银行,分派到平遥分行,中间任过太谷行的管理及总行营业组长,最后于1934年担任山西省银行天津行的负责人.七七事变时,我拒绝了     

两岸旅游界交流合作新篇章——第八届海峡两岸旅行业联谊会在厦门举行

2005年2月26至27日,第八届海峡两岸旅游行业联谊会在厦门市隆重举行。本届大会由中国旅游协会和台湾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台湾中华两岸旅行协会、台北市旅行商业同业公会、高雄市旅行商业公会、台湾省旅行商业同业联合会、高雄市观光协会共同主办,     

上海私营金融业的联合之路:由联合放款、联合经营到联合管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同层次的私营金融业在走向公私合营的共同目标中,所需的时间、具体的过程有着较大的区别。上海私营金融业曾两次组织对生产与其他经济事业的联合放款,此外规模较大的银行较早实现了公私合营,而数十家中小行庄公司则通过组成四个联营集团进行多种业务的联合经营并逐步过渡到两个联合总管理处,实现了从业务到人事、财务、组织多种形式的联合管理,最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与大银行共同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政府对上海地区数量众多的私营金融机构采取了导向联放、联营和联管的循序渐进的谨慎政策,是符合整个中国金融业历史实际的正确之举,体现了中国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     

第一套人民币印制发行流通的历程

一、诞生 1948年,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经华北、山东、陕甘宁、晋绥解放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三行合并,于1948年12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将华北银行总行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地址在石家庄。同时发行人民银行第一套人民币钞票。     

民国时期江西裕民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

<正>江西裕民银行成立于1928年1月,是官商共同出资兴办的江西地方性银行,总行设立于南昌,后又在省内外开设多家分支机构。江西裕民银行也是民国时期江西省经营时间最长的省级地方性银行,1946年9月改组为江西省银行。一近代江西银行业概况与江西裕民银行的成立江西裕民银行创办之前,江西已有过多家地方性银行,1911年9月,江西省官银钱总号改组为赣省民国银行,总行设于南昌总镇坡,并先后在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吉安、     

18—19世纪中华文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业——对晋商金融业的梳理

中国的现代银行产生较晚,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算起,比西方最早的威尼斯银行晚了三百多年。晋商的金融业于18世纪初兴起,之后执中国金融业之牛耳近200年,可以说晋商金融业是中国传统金融业极具代表性的标本。多年来,我在收集整理和研读数干件晋商金融商业史料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现将一些感悟提出来。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后上海银钱业临时联合会的活动

侵华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后,对上海华商银钱业实行统制政策,查封中中交农四行,致使租界内金融机构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为应对复杂局面,上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联合成立上海银钱业同业会员临时联合委员会,与日伪当局进行诸多洽商或交涉,以促使同业行庄开展金融业务,以最终尽可能维护同业各行庄利益。上海银钱业临时联合会与日伪当局的接洽或交涉活动,说明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主体的金融业同业组织并非甘愿听任日汪摆布,并非甘心投入日伪阵营;反之,却充分表明该两大组织在采取力所能及的手段,尽可能与日伪当局多方周旋,在为维护同业及客户利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并收到一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