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妖言”探讨

“妖言”与“流言”、“讹言”一样,是传统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种常见的言论标签。与“流言”、“讹言”相比,“妖言”尤令历朝统治者深恶痛绝。历代律法中,多包含有特别针对“妖言”之类的言论以及以“妖言”惑众行为而设的法例,定义此类言论和行为为大逆不道、问斩甚至灭族的罪行。两千多年来,对“妖言”的污名化深入人心,对一般的士大夫和普通民众而言,“妖言”都代表着怪异、妖异、危险、不可信的负面信息。秦汉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妖言”,多与讹言、诗谶、民谣、童谣一起,被编入《五行志》诗妖类,成为诠释历史时的小小注脚。本文对秦汉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妖言”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考察和研究,试图从中解读出主流历史学论述所忽视的深层信息,并对当时的政治生活、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氛围等历史语境作出独特的审视和剖析。     

论长安“小女陈持弓”大水讹言事件

汉成帝时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闯入未央宫中,致使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引起全城骚动,长安中大乱,是民间流言的传播产生震动社会效应的典型史例。或说小女陈持弓为妖人,其行为被看做兆示王朝气运之疵的征象。或可能与以为童男女具有特殊神秘主义品性的意识有关。而灾变与流言的关系,也因此可以体现。面对灾变导致的流言,社会定力和社会智力受到考验。     

谣言的鸡蛋情绪——钱云会案的造谣、传谣与辟谣

由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引发的谣言流播,是2011年最重要的社会事件。随着钱案信息的不断披露,本该愈益清晰的真相却因意见领袖的鸡蛋情绪,以及各种政治诉求或经济诉求的推动,反而愈益扑朔迷离。谣言家在生产和传播谣言的同时,借助历史话语对谣言进行了“正义化”包装,将政治谣言提升到“为民请愿”的道德高度,赋予负面的谣言以正面价值,由此生产出一套“正义谣言”的反权力话语。网络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大众平台,意见领袖的立场和话语是受到民意制约的,而民意的向背,归根结底是由政府的公信力决定的。谣言可以理解,也可以宽容,但必须受到理性的制约。保持对谣言的警惕,用理性制约谣言,恰恰是对谣言权利的保护。     

作为民间文学的谣言·主持人语

正谣言是人类社会最普遍、最神秘,历史最为悠久的口传文化现象。说起来人人痛恨谣言,可现实中人人都喜欢打听谣言,无人能够幸免于信谣传谣。"谣言的历史就像是一片神秘又没有任何道路的处女地。有很多奇特神秘的印迹穿过‘听传王国’,循着这些痕迹前行的人就好比在摸着石头过河,他对所探询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做出透彻的研究。"(《谣言女神》)那么什么是民间文学呢?按照钟敬文、刘魁立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界定,即"民间创作、     

清代那些颇具“杀伤力”的谣言

正古今中外,谣言从未绝迹。谣言的传播对于社会团结、社会秩序和社会信任有极大的破坏力和危害性。面对谣言,我们要擦亮眼睛,使之无所遁形,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古代历史上,谣言从来没少过,尤其是在多事之秋,会产生更多的谣言。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时代,且又面临诸多变局,所以,彼时不仅谣言纷起,而且,谣言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破坏力     

50多年前席卷百县的群体性事件

1950年代初期,华北和华东地区分别爆发过“割蛋”与“毛人水怪”两大谣言,其波及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其传播跨越了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安徽和山东,涉及约100个县,数千万人口。从1950年第一个谣言的大规模爆发到1954年第二个谣言基本结束,延续数年。其间过百人因此丧命,上千人被捕。     

略论国民党改组后否认“赤化”的辟谣声明

(一) 国民党改组甫告成功,一场诬陷国民党“赤化”的谣言攻势接踵而来。这类谣言,此前已有,但在国民党“一大”正式实行联俄容共后,受到了新的刺激,更加沸沸扬扬,不可遏止,大有谣言一经传播就会成为事实之势,使国民党人陷入了十分难堪的境地。香港是制造国民党“赤化”谣言的发源地。“那一般蛰居香港受敌党运动的流氓访员更闭门造车,悬空八只脚大造其谣言,……一片闭上眼睛的梦话,不绝的向上海打电”。如上海《新闻     

网络谣言中的“沉默的螺旋”效应--从“抢盐”事件的解决中看微博对“沉默的螺旋”的削弱

近期,警方对涉及在网络上造谣、非法炒作、非法网络公关进行了严肃查处、处理。一系列举措使人们又将目光投到网络谣言上。网络的迅猛发展,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给谣言的制造、传播插上“翅膀”。文章以网络谣言典型事件“抢盐风潮”为切入点,通过“沉默的螺旋”理论,对网络谣言的形成、危害进行一定分析,分析突发事件中谣言传播的机理,并提出抑制谣言的应对策略。     

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张爱萍将军澄清一则关于红军的谣传

2001年10月,我奉命参加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代表团出访欧洲,走了四个国家。我在芬兰、德国等地,发现二战历史和战后欧洲历史被歪曲得很厉害,一切都是“共产党不对”。我联想起在国内,也有一些诽谤、诬蔑共产党和红军的谣传,长期未能得到澄清。如关于“红军长征到贵州茅台时,战士在茅台酒厂的酿酒池里洗脏脚”这个影响恶劣、传播甚广的谣言,解放几十年来从未有人公开予以澄清。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活着时不澄清这些谣言,将来会像今日欧洲那样,把谣言当真事。     

谣言的社会协调功能

谣言除了具有众所周知的社会危害,也有协调社会关系的中性功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谣言表达愿望、宣泄情绪、分摊恐惧、逃避指责,具有明显的心理抚慰功能。二、谣言是弱者的武器,是他们表达社会抗议的舆论工具。谣言作为公众情绪的下水道,起到发泄社会积怨、反映社会矛盾、借助舆论集体上书的规谏功能。三、谣言具有凝聚价值共同体的社会功能。谣言是集体认可的一种口头传统,这种传统有助于增强团队的认同感、凝聚力。四、谣言具有娱乐功能,原生娱乐谣言多以取悦听众为目的,虚拟或加工一些趣闻逸事,以纯娱乐为主;次生娱乐谣言往往以讽刺、恶搞既有谣言为目的,通过揶揄和嘲讽,对既有谣言和传谣行为实施打击。谣言处处表现出双刃剑的特征,是一种既令人憎厌,又无法割舍的语言民俗。     

社会变迁与历史思潮、史学思潮的递嬗

<正>社会历史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发展的，其中有“常”有“变”,既有“常中求变”,亦有“变中求常”,表现为二者的辩证发展。社会变迁是“常”与“变”的总相，也是其转换的枢机，因此“通古今之变”成为观察社会变迁的独特视角。每当社会变迁开始萌动与发展时，人们就会思考“常”为何“变”、如何“变”,身处其中又当如何应对与自处，这些思考就形成了各种历史思潮。从根本上说，历史思潮就是人们对社会变迁做出的回应和思考，而当其主体为史家并以史学的形式做出反应时，     

也谈方志的性质

地方志的性质是方志界争论最大的理论问题。多种观点中,影响较大的有“历史说”、“资料书说”、“科学文献说”、“特殊史书说”。作者指出“资料书说”和“科学文献说”有诸多不妥之处。“历史说”与“特殊史书说”虽近似,但“特殊史书说”更准确,因志书属于史书类,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是一种特殊的史书。     

从普陀峪定东陵的建筑风格分析慈禧复杂的心理

从古到今,历代封建统治都十分重视自己死后的陵寝修建,他们极尽虔诚为自己选择风水宝地,作为“万年吉壤”,并不惜民脂民膏把自己的陵寝修建得富丽堂皇,供后人景仰,因而,“风水”之中充满了种种神秘色彩,陵寝建筑更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社会,历史,化,艺术等的宝贵资料,本即从普陀峪定东陵（即慈禧陵）的修制规模及建筑风格入手,对慈禧为政期间的复杂心理做出分析。试图对其陵寝中逾制之处做出某些合理的解释,共分三个部分：1,遵依祖制下的越制。2,“凤在上,龙在下”-慈禧对传统男女地位的挑战。3,独一无二的“金龙蟠柱”-透出慈禧未称帝的遗憾。     

不信青史尽成灰——从有关中共抗战历史若干网络谣言说起

正一、长了翅膀的谣言今天,人类处在高度发达的网络(1)时代。网络给人们的交流沟通、信息共享、生产生活、学术研究、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深刻而广泛地对人类社会产生着影响。在史学研究领域,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发达与普及,不论是给专业研究者还是史学爱好者,同样也都带来了便利。人们可以利用网络查阅文献资料,检索学术信息,发布研究成果,与同行进行密切的学术交流,进而向史学爱好者乃至全社会传播正确的历史学知识,为人类社会文化进步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五四”后地方社会的“新文化”与旧民俗——以吴江双杨会为考察中心

“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下行,地方社会的多元变化与民间信仰活动之间的联动值得关注。藉由所创造的“舆论社会”,受“新文化”影响的地方新知识分子积极表达自己的民俗观。在空间层面,地方知识分子可以结合地方社会事务运用“新文化”。从历时性角度看,地方知识分子更为切身地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舆论影响,并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改造埋下了伏笔。在“礼俗互动”的隐性机制下,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对民间信仰活动往往留有余地。与双杨会相关的地方士绅,则与时俱进地将之改造为“物产赛会”,以适应“新文化”和现代性思潮。对历史上迎神赛会类民间信仰活动进行考察,应回到历史语境,还原历史现场,展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     

李开复的中国逻辑

8月22日,网络推手“秦火火”和“立二拆四”因为造谣被抓3天后,《新闻联播》报道称,大V的转发“加剧了谣言传播,谣言的副作用被数倍放大”,同时一个标志性微笑出现在屏幕上——李开复微博主页的截图。     

试析谣言的产生、传播与对策

谣言通常是社会自发的产物,既非故意也非谋划。信息在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就会繁衍出谣言。在谣言所构成的这种信息交流中,可以重新找到一切交换的原则,信息流传是因为它有价值。对于谣言的产生有以下认知:孙本文先生认为,谣言产生的原因有三,一是社会发生变故;二是社会面临危机;三是社会内部结构紊乱;三种现象均表现为社会的不稳定。     

网络时代的“谣言体”——以微信朋友圈为例

无论古今中外,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谣言之所以易于形成并被普遍传播,是因其根植于人性,善于迎合大众的心理、情感和利益诉求,因此谣言研究是涉及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市场学的重要课题。从文体角度出发,聚焦分析网络时代微信朋友圈中的"谣言体",对具有典型表征的"求转发体""拟名人体""微信体"等常见的网络谣言文章用语作细致深入的考察,可以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辨识谣言,避免其造成危害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并对当下的谣言研究有所深化。     

吕振羽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

吕振羽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 ,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 ,得出了神话传说所反映的史前时代是原始社会的结论 ,深入探讨了殷周时代的社会性质 ,认识、考察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有力批判了“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的错误观点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