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迪特·海茵茨希著《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1945—1950年苏联与中共关系研究》

随着冷战的结束,有关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局面。形成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LewisGaddis)称之为“冷战史新研究”(TheNewColdWarHistory)的一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德国学者迪特·海茵茨希的德文新作《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1945—1950年苏联与中共关系研究》(以下简称《历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本引人注目的专著。海茵茨希是德国著名的中、俄问题专家。他于1997年夏退休前,长期担任颇负盛名的德国联邦东欧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兼亚洲部主任。早在70年代末,他所著《1923—1927年…     

美英“特殊关系”的构建与冷战的起源(1944-1950)

冷战起源是冷战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之一。美英“特殊关系”的设想（1944—1945）、迅速发展（1946—1947）和正式确立（1948—1950）三个阶段中的发展及其与苏联外交政策的战略互动,推动着冷战逐渐变为现实。美英“特殊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植根于历史和现实中的战略基础——两国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最高决策层之间密切的个人友谊网络;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恐惧感与冷战思维的发展;基于对外在威胁的相同理解而产生的捍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共同责任感与战略利益。冷战的起源伴随着全球规模的势力均衡的形成,然而,新的势力均衡对美英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美英“特殊关系”是无形的,而冷战是有形的。无形的“特殊关系”推动着冷战的发展,有形的冷战也考验着无形的“特殊关系”。美英“特殊关系”的构建在无形之中构成了有形冷战起源的决定性因素。     

首届冷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博士论坛综述

2006年7月15至1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明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国内首届“冷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博士论坛”在吉林省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成功举行。来自美国、日本和中国的知名学和博士生70余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开幕式上,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张曙光对中国当前的冷战史研究做出了如下定位：“在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目前情况下,最能够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研究领域就是冷战国际史领域”。     

美国航空冷战政策的缘起、演进和调整(1947—1963)北大核心

冷战格局形成之际,利用国际民用航空实施遏制战略成为美国全球冷战布局的重要环节,此即航空冷战。通过单边和多边相结合的方式,美国构筑了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民用航空技术与设备的出口管制体系。在民用航线问题上,美国致力于打造限制甚至封锁苏联和东欧国家民用航空活动的所谓“空中铁幕”。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英国等西欧国家从一开始就对美国的航线限制政策持有不同立场,美国试图切断东西方民用航空联系的努力未能如愿。面对国际民用航空的发展及美苏航空技术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最终放弃构建“空中铁幕”的政策图谋。美国航空冷战政策的演进证明,国家利益考量和技术实力对比是决定航空冷战走向和国际民用航空格局的关键因素。     

何为“冷战”?——西方英语学界关于“冷战”的界定与研究范畴的争论

“冷战”作为概念最初是指美苏之间“不是和平的和平”的状态。到了1947年下半年，杜鲁门政府将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作为美国对外干涉的战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对抗延伸到亚非拉国家。冷战时期西方学者就已经开始研究冷战，关注的是冷战的起源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与冷战两极对立一样，学者们有关“冷战”的界定和范畴的观点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冷战时期的西方学者主要依赖美国档案，从事以美国为中心的冷战研究。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之外的历史学家提出“冷战研究去中心化”的议题，希望不要仅仅从超级大国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冷战，提出强化对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的研究，这使冷战研究的地理范畴大大扩展，成为过去30多年冷战研究的一个热点。尽管有学者坚持认为，冷战是美国的国家项目，但事实上，冷战既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史的一部分。     

“学生冷战”及其悖论——以国际学生大会为中心的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和冲突频仍,冷战格局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以不同社会或文化属性为特征的跨国民众组织纷纷建立,并借助思想和文化的力量将裂痕延伸至民族国家内部,形成更为深度的东西方对峙样态。学生群体在这场冷战对抗中表现格外突出。以美国全国学联和国际学生大会为代表,跨国学生组织虽然参与到冷战政治对抗进程中,却并未完全遵循政府议事日程。学生组织的独立性和进步性使其始终与冷战政治保持距离,并成为促进冷战缓和乃至终结的重要力量。对“学生冷战”及其悖论展开探讨,有助于建立更加完整的冷战叙事,回应仍旧处于争议中的冷战史研究母课题。     

拓展冷战研究——兼论中关关系的“多元多层比较”分析

冷战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以西方（主要是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如果依据学术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加以考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为了进一步发展冷战研究体系,本文提出的思路是：打破传统的外交史的治学界限,将冷战研究的触角拓宽加大,依据多方面的历史资料,采取多元素、多层次的深度比较方法,力求使得这一领域由较为单一、传统的研究逐渐加强多元化和提升理论性。对此,本文以美国对华冷战研究为例进行了阐述。     

拓展冷战研究——兼论中美关系的“多元多层比较”分析

冷战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以西方(主要是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如果依据学术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加以考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为了进一步发展冷战研究体系,本文提出的思路是:打破传统的外交史的治学界限,将冷战研究的触角拓宽加大,依据多方面的历史资料,采取多元素、多层次的深度比较方法,力求使得这一领域由较为单一、传统的研究逐渐加强多元化和提升理论性。对此,本文以美国对华冷战研究为例进行了阐述。     

冷战背景下的知识权力博弈——以1967年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为个案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在官私机制的大力扶助下,以“东方”(亚洲和北非)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国区域研究达到高峰期,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力。然而,区域研究范式从一开始就面临挑战和批判。冷战“心智之争”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对亚洲研究构成了挑战;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形成和权力分散化的双重趋势,亦使美国学术范式遭到来自亚非学术界的激烈批判。1967年在美国安娜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是冷战背景下区域知识生产与传播背后的权力分配与竞争博弈的典型表现。安娜堡会议折射出知识权力博弈的三重景观：其一,传统东方学与区域研究尝试从不同路径重塑研究对象的博弈;其二,美苏之间力图填补“知识真空”,通过知识生产与传播来竞争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博弈;其三,亚非学者抵制欧美国家试图借助知识传播重构新旧殖民主义的博弈。     

日本加紧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动因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不仅正式地提出了充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申请,而且大大地加强了谋求的力度,从舆论宣传到实际运做,从积累“实绩”到争取选票,无所不用其极,摆出了志在必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架势。其主要原因在于,以冷战结束为突出标志,国际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客观条件：日本的国际政治空间有了显著拓展;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目标更加明确;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积累了可观的“实绩”;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理解”和“支持”明显增加;联合国改革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国家利益推动了更高的国际地位追求。     

近十年来美英两国学术界冷战史研究述评

冷战主宰了20世纪后半期的国际政治。在后冷战时期,许多国家的学者利用新获得的档案资料来仔细考察和重新评估冷战史。自从冷战国际史项目于1991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建立以来,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已经被广为接受。根据相关英文文献,对过去十年美英两国冷战史研究新发展、新动向以及冷战史研究现状,做一总结归纳。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美国的主要冷战研究中心、研究冷战的资料来源和新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最新研究成果的介绍、英国冷战研究概况等。     

“冷战”的起源与终结——世界历史的视角

20世纪的世界体系经历了从"解构"到"局部重构"、再到"全面重构"的历史过程。冷战处于世界体系的"局部重构"阶段。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形态既反映了世界体系结构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张力与互动。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冷战后的历史运动表明,冷战终结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使国际社会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和风险。由于世界体系层面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缺乏公共产品支撑的国际体系面临失范的风险,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呈现出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     

跨国史视角下的冷战终结北大核心

关于冷战终结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考察相关国家政府的战略、政策和行动,还应该采用跨国史的视角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以“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防止核战国际医生组织”“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为代表的跨国组织参与塑造了美苏两国领导人的安全观念,推动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和核军备竞赛走向终结。而以“赫尔辛基观察”为核心的跨国人权网络改变了苏联和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人权观念,缓解了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促进了东欧剧变,推动了冷战的终结。对跨国力量的关注可以开辟很多新题材和新领域,将更多的行为体纳入学者的视野,拓展和深化对冷战终结问题乃至整个冷战进程的理解。     

关于冷战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

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由欧洲人支配世界近5个世纪的国际关系格局。二战时的同盟美国和苏联,战后不久便分道扬镳。形成各自的政治军事集团。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全面对抗。欧洲成为东西方冲突的焦点．是两极格局形成的标志。由于双方大搞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冷战研究,西方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在美国有所谓“正统派”和“修正派”的学术之争,他们在冷战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他们的观点,为研究冷战提供不同的视野。     

“哥德堡号”沉船与广州十三行研究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随着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形成,世界各国之间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化交流与合作,以谋求自身经济化的发展成了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各国对外关系的一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对作为历史名城的广州也有十分明显的影响,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的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考察热潮对广州的影响。     

1983年大韩航空空难事件与里根政府的对苏政治竞争策略

1983年大韩航空空难是冷战后期发生的一场危机事件。在里根政府对苏新遏制战略和新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决心利用该事件对苏联展开政治攻击。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机构进行了精心策划,从舆论宣传、双边制裁、联合盟友、操纵国际议程四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强硬姿态和行动增加了苏联对美国核突然袭击的战争恐慌,进一步恶化了美苏关系,助推了东西方高度紧张的政治局势,与“星球大战”计划、“优秀射手83”军演等行动一起导致1983年成为冷战最激烈的年份之一。但空难也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民航安全领域的合作。     

“冷战国际史论坛”首届学术年会综述

2011年12月12日至14日，首届“冷战国际史论坛”学术年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举行，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50多人与会。校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出席开幕式并代表华东师大对与会者表示欢迎和诚挚的谢意。     

冷战时期科学家与美国的空问决策——兼及肯尼迪政府科技政策转型的动因

战后美国的科技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联邦政府在国家决策层中设立了负责科技事务的职位,并开始将大量联邦资金投入到支持国家冷战目标和保障国家安全而进行的科研项目上;与此同时,美国科学家也由疏离政治转而融入举国一致的冷战中。这一变革始于冷战初期,到肯尼迪执政时期才最终转型成功。本文试图从美国空间决策的角度探讨科学家在美国冷战决策和政府科技政策转型中的作用以及科学家和科学研究又是怎样通过与国家政治目标保持高度一致而被“冷战化”的。     

冷战时期科学家与美国的空间决策——兼及肯尼迪政府科技政策转型的动因

战后美国的科技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联邦政府在国家决策层中设立了负责科技事务的职位,并开始将大量联邦资金投入到支持国家冷战目标和保障国家安全而进行的科研项目上;与此同时,美国科学家也由疏离政治转而融入举国一致的冷战中。这一变革始于冷战初期,到肯尼迪执政时期才最终转型成功。本文试图从美国空间决策的角度探讨科学家在美国冷战决策和政府科技政策转型中的作用以及科学家和科学研究又是怎样通过与国家政治目标保持高度一致而被“冷战化”的。     

开创冷战史研究的崭新视角--读《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

冷战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一直是一个热门课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了研究冷战史的热潮。对于冷战的政治、军事层面,有关的研究论著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而与它们同等重要的经济层面则长期为学者们所忽视,缺乏一种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可喜的是,崔丕教授的新著《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以下简称《巴统史》)以巴统、中国委员会的兴衰全史为线索对冷战年代美国的经济遏制政策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为国内该学术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