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生存政策”与对外关系

1965年独立时,新加坡处于一种经济萧条、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社会动荡、国际环境险恶的局势之中。然而,经过30余年的发展,新加坡不仅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且实现了国家现代化,跻身发达国家之列。那么,新加坡为什么能取得这种成就?其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其答案在于新加坡成功地推行了“生存政策”。新加坡的“生存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安全等多方面的内涵。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是其“生存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功的外交政策及由此而开创的良好的对外关系是“生存政策”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对整个“生存政策”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南意诺曼人的对外政策

诺曼人是在11、12世纪南意列强争峙、奔突交锋的逐鹿场上,凭借其冒险性、意志力和机巧善变的权谋而勃然兴起的,然而到头来其政权也同样是在这纷繁迷离的外交风云中悄然失却的。诚可谓,兴也外交,衰也外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内政策开始了根本的调整。中央没有就过去的对外政策做过较全面的总结,但是,对外政策是不可能不做重大调整的。     

论赫梯国王的对外政策

赫梯国王是在与近东各国的统治者们的抗争中和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使他们的国家建立、发展和强大起来的。赫梯国王针对复杂和多变的地区形势,审时度势,采取了积极主动和灵活多变的对外政策:无论是对同等国家的政策还是对附属国的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性和倾斜性,这也正是赫梯国王对外政策的特点。     

战后南非对外政策的种族主义诠释

种族主义不仅是南非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思想渊源,而且对战后南非的对外政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南非的地区霸权政策,南非与以色列、台湾地区构筑三角孤立联盟,努力谋求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庇护等三个方面。笔者拟从种族主义的视角,对此加以诠释。     

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上）

1960年代,是中国对外政策急剧变动,中国外交陷入严重动荡和自我孤立境地的一段灾难性的时期。     

战后南非对外政策的种族主义诠释

种族主义不仅是南非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思想渊源,而且对战后南非的对外政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南非的地区霸权政策,南非与以色列、台湾地区构筑三角孤立联盟,努力谋求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庇护等三个方面。笔者拟从种族主义的视角,对此加以诠释。     

中国对外政策主要原则(1949～2007年)

<正>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年鉴类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介绍了中国1949～2007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运用大量的材料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方面逐年进行综合分析,这是该套丛书的独到之处,值得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参考借鉴。对外政策包括苏(俄)中关系在该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俄罗斯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如同其国内发展一样可划分为若干阶段:     

晚清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与朝鲜

西方近代国际关系秩序观以武力为背景进入中国以后逐渐挤压着支撑中国传统对外体制的中华世界观.其直接后果是造成诸条约国对清朝直属领地以及属邦之主权的侵蚀.清政府的对策是藉现有传统制度并西方国际法来竭力维护上述权益.本论文所指出的中外外模式即是在上述背景下清政府所推出的一个既包括中国传统对外体制元素,又涵盖近代国际法条例的新对外体制.清政府于19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朝鲜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便是上述中外外模式的实践.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甲午之后清政府对外出租土地的价税政策及特点

甲午战争之后,外商在华的租地方式主要有永租和年租两种．其中年租是最为广泛的一种方式。租价和地价的确定方式多种多样,清政府向外商征收的地价、地税的显特点是：地价较低,而且开埠愈晚租价愈低;租期愈长,租价愈优;地税一般相当于或高于华界．有时甚至还低于华界。当时这种优价优税政策,是晚清土地出租政策的一次飞跃,是清统治主动推动明制度,“变成资产”的有益尝试。     

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下）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异乎寻常地召见了在中国的几名外国友人,即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李敦白和爱泼斯坦,以及原美国国务院官员柯弗兰和来华定居不久的美国经济学家爱德乐等人。谈话伊始,毛照例先客气地与客人们闲谈片刻,聊聊所见所闻及各自经历。     

王稼祥: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

本文认为,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和以帝国主义侵华为话语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在当代带有严重的视域局限性.基于参与现代和对话现代的需要,它们可以归并到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体系之中.而开展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研究,不仅要考察朝贡体制在历朝的演变轨迹,还应关注封贡关系行为与对外政策、涉外思想三者之间的互动.     

1944年《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报告探析

1944年4月11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报告。该报告将石油利益确定为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核心,其主要内容是:在中东地区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将大西洋宪章的"机会均等"原则运用于战后美国对外石油资源的争夺中;提出了美国对外石油供应的"半球"石油政策,即"东半球"的石油主要由中东地区供应,"西半球"的石油由美洲地区供应。美国对外石油政策的目标是攫取和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保护美国国内的石油资源储备。考察《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报告的主要内容及其形成的过程,揭示美国战后对外石油政策的本质,有益于全面认识美国构建战后石油安全战略的全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左”倾错误路线中的共产国际因素分析

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新的历史抉择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要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各方面的原因之中,共产国际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     

波动与稳定:1957～1977年的中国侨汇政策

华侨汇款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和国内广大归侨侨眷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其管理政策也长期是国家任务政策的重要内容。但1957年"大跃进"开始后侨汇却一度受到"左"的社会运动影响而不断减少。为提升侨汇收入,国家不仅一再重申侨汇的重要性,而且还在增加侨汇物资供应、避免侨汇遭受侵犯、提高侨批业经营积极性等方面制定     

解读卢公无言图 新中国美术史上的另类作品

1958年5月以后左倾冒进的“大跃进”高潮,导致激进、偏颇、浮夸之风迅速升级蔓延。     

民族优越论:日本对外侵略的重要思想源流

近代日本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隐含在连绵不断的侵略行为背后的诸种思想理论是其精神指导和意识动因,其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论是最直接的思想基础,即使在今天,这种优越感依然存在,并一再表现在日本对内对外政策上。因此,追溯、整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过程中的民族优越思想,就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序言

廖伯康同志以自己的坎坷经历,花两年写出了《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萧李廖案件”》;通过这个地方典型案例,反映了他所经历的这段当代痛史。“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到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几个推算的数字,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