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理论思考

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在西方已讨论了200多年,在中国也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史学家提出,如果采用适当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就有希望得到科学的结果。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兴起。史学家们大量引进西方的史学理论,关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问题也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兴趣。有人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或可以成为一门科学。有人认为历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或其他学问。还有人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识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一是随着史学家历史视野的开拓,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传统史学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在广泛采用新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新的史学方法和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之二是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强调现实决定了历史研究要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     

文史摘

西方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为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二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之一是,随着史学家     

书讯

正《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陆启宏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20世纪的西方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进程。新史学"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史学景观,"历史人类学"也就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该书系统地回顾与梳理了20世纪西方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情况,作者以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为基础进行讨论,对历史人     

“理解”:二十世纪西方历史学的追求

20世纪西方历史学的功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新史学的成功在于其新功能满足了社会的新需要。 2 0多年来我们一般着重于新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忽略了它所追求的功能 ,实际上其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为新功能服务的。这种新功能就是“理解” ,即各阶级阶层间、各国各民族或各种文化间、现在和过去间的理解。了解西方新的“理解型”史学的成就与不足 ,有助于展望 2 1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史学的发展目标。     

历史地理学科有理论吗?——A·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译感

A.贝克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并不陌生的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家。关于他的生平,他作为终身院士(life fellow)的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学院的网页有专页介绍①,他作为主编之一的“剑桥历史地理研究”丛书的出版单位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网页也有简短介绍②,我也曾撰文介绍③。贝克在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界的学术地位毋庸置疑,他“是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界最关心历史地理学科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地理学者之一,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界最杰出的学者之一”④。他于2003年出版的《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⑤(以下简称《地理学与历史学》)一著…     

《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

毛主席的辉煌理论之一《实践论》着重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指出理论认识的指南,揭露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它是“有的放矢”的马列主义的宝贵范例。但是,《实践论》又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发扬光大,作为一个历史学的修养者或教学者,没有理由说,“这是哲学文章,对于我们历史科学是无大关系的”。恰恰相反,我们要做好历史教学,《实践论》才是我们新史学界治学的最高依据。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是三位一体的,隔断三者中间的关系,而孤立研究,正是旧史学界的局限,只有新史学才能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的最基础理论方面出发。     

鲁滨逊“新史学”的起源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西方社会变化翻天覆地 ,历史学也不例外 ,其中最显著的是美国詹姆斯·鲁滨逊倡导的“新史学”。美国社会现代化可以说是产生“新史学”的社会大背景 ;传统史学无法解释日益复杂的美国社会 ,以特纳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以全新视角纷纷登台亮相 ,为“新史学”提供了专业理论依据 ;而当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就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 ,不仅更新了历史学研究视角 ,且扩大了历史学研究方法和内容     

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

<正>梁启超在1901—1902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一般被视为20世纪初“史学革命”的宣言书。(1)理解“史学革命”的内涵,需要从具体的知识脉络入手。学界以往大多基于中、日文资料,强调梁启超的“新史学”受到明治日本“文明史学”的重要影响。(2)李孝迁梳理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采择借鉴日本“文明史学”的文本痕迹,认为它们均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论著,     

历史学功能的动态结构——兼论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与艺术的关系

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在近代以来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实际上,这一问题的提出,是与近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以及科学体系的整体建构直接联系着的。在人类社会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中,历史学也在批判与重建中,逐步跨入科学的大门,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学科。自此,对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历史学、科学与艺术的相互关系问题的争论也就出现了。例如,曾在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中起到重要作用     

历史、文化与民族: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的兴起

20世纪初,西方“文化”概念成为整理传统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概念工具。国人编纂文化史有意展现传统中国的文化成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竞争下,国人隐秘的文化争胜意识。“文化”与“历史”结合,逐渐成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文化史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判断、时代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发展出自身特征,亦反映出西方文明史、文化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文化史在实践中注重对民族历史生活的呈现,表现出民族史的特征,其叙述特定群体或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群体的精神内核。历史、文化与民族融会一体,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权威失坠的情况下,文化史构建了一种彰显社会凝聚力的叙事。     

“新史学”的兴起与方志学

在中国方志史上,二十世纪前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其特征是在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影响下,广泛吸收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历史学一道向近代转型。进化史观的引入与运用,修志目的从资治垂训向反映一地之历史发展转向,方志内容向社会经济部类扩展,重视运用各门科学方法编写方志,提出了一些改造旧志的主张,是中国方志学发生变化的主要内容。这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对于在本土文化中形成的古代方志学批判与继承中实现的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①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     

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芽

有的学者在总结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对于近代史学的新形势,有“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的分析。以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即：“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而“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的表现,是“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论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

霍布斯鲍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国际历史学界新社会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改造西方历史学界的社会史观,重视下层社会的研究,形成颇具特色的新社会史观,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得到发展和创新。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历史的学者,霍布斯鲍姆在继承传统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现实历史发展的进程,对历史、历史学家、19—20世纪历史学发展、历史研究的预测、历史研究的技术等问题发表了新见解,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奠定了他在20世纪国际历史学界的地位。     

历史学的传承与守护——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委员会的初创时期(1898-1926)为例

<正>在对西方史学史发展长河的考察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被看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经历了19世纪所谓"历史学的世纪"近百年风起云涌的辉煌之后,西方史学也在世纪之交迎来了关键的一次转向。如美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于1912年发表《新史学》一书,宣称历史学也"需要一个革命",向传统史学发出了有力的挑战。即便是在西方传统史学堡垒的德国,以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为代表,亦从历史研究的对     

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毛泽东一生熟读史籍,具有深厚的历史学素养。建国后,毛泽东关心历史科学的研究,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他高度重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指导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倡百家争鸣,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参与了相关的史学论争,并影响和左右着论争。但是,所谓的“史学革命”、“文革”史学也受到了毛泽东“左”倾错误论点的影响。     

20世纪初的历史学转向——新史学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兰克学派使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兰克及其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在研究范围上侧重于政治史,历史书写重归纳、叙述,主张"事情如何发生就如何记叙"。20世纪初期以后,"新史学"各流派开始兴起,他们主张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整体的研究,历史写作重分析、评论。新史学与近代传统史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本体论上的两个基本概念上,即"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新旧史学治史理念的差别。     

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与哲学和历史学关系的演变

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即指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历史理论。系统考察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过程,并探讨哲学和历史学的关系在其间演变发展的逻辑线索,有助于我们在方法论上搞清楚坚持和发展科学的“世界历史观念”的逻辑机理。本文拟就这方面问题谈一点浅见,旨在求教。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产生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但要正确地追溯其思想渊源,科学地考察其萌生过程,必须首先搞清楚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１．历史哲学与“对历史的哲学思考”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双重规定性：哲学历史观上的和具体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