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学对19、2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思考与认识

对 1 9、2 0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研究是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 ,这一研究折射出美国外交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与原因 ,同时也映现着美国外交史学发展的出路和方向。美国外交史学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无法解释美国海外扩张的合理性 :其一 ,海外扩张是否违背了局限于大陆拓进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 ;其二 ,海外帝国的追求是否有悖于美国人视为立国之本的民主理想。自 2 0世纪初美国外交史学产生以来 ,无论是理想主义史学的“背离说” ,还是现实主义史学的“国家利益说” ,都不能说明海外扩张的历史逻辑性。修正派史学虽然揭示了美国扩张外交的本质 ,但由于其“由内到外”的研究体系的局限 ,最后难免落入孤立主义的陷阱。本文着重介绍了“后修正史学”的“综合研究”和“国际研究”的研究方法 ,指出不同民族的观念、情感的平等沟通和交流才能代表着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方向。     

多彩的自由之旅－－读《美国自由的故事》

美国人一直以美国是近代自由的发源地和现代自由的捍卫者而自豪。不仅美国学术界主流一向认为 ,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自由演进的历史 ;一般美国人也将自由作为判断个人、民族或国家的第一概念。在 2 0世纪末一项民意测验中 ,对“你作为美国人最感骄傲的是什么 ?”69%美国人的回答是“自由” ,对“自由”的选择甚至多于“平等”和“高收入”。无疑 ,“自由”是美国人最喜爱和珍贵的词汇之一。但如果你追问他们自由是什么 ,答案之多将令人惊奇。有人曾说 ,美国是世界上最难管理的国家 ,因为那里有着世界上最多的 ( 2 0 0多种 )种族和 ( 1 3 0 0…     

浅析美国侨民战略的实施动机

近年来,随着世界不少侨民大国对海外侨民的重视,美国政府也开始积极争取侨民,在2011年5月成立“国际离散侨民约言联盟”,试图将全球1500个侨民网络组织连接起来,“促进对离散侨民祖籍国的投资和贸易、志愿者服务、慈善事业、外交、创业和创新”。但是在这项看似大公无私的侨民政策背后却深藏着美国的政治目的,争取侨民双重认同的努力,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考虑,试图将外来移民和侨民纳入美国“巧实力”外交的总体布局中,通过侨民来改变和影响其母籍国。所有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无不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联。     

从美拉关系看美国的人权外交

“人权外交”是一个国家以“人权”为原则在国际关系方面进行的活动。它兴起的时间不长,本世纪70年代发轫于欧洲。1975年8月1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国家安全与合作会议通过《欧洲关于指导与会国间关系原则的宣言》,首次正式将“人权’列为指导包括东、西欧国家和美国、加拿大在内的35个与会国之间关系的原则。而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中首先大力实行“人权外交”的当推1977年初就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本文拟就卡特提出“人权外交”的理论根据、时代背景、历史渊源和外交实践等问题,对美国的“人权外交”及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作一阐述。     

查尔斯·比尔德的美国外交史学述论

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是查尔斯·比尔德史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观念及其实践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得出了国际主义外交路线与美国国家利益相悖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大陆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和外交路线,主张放弃国际主义和干涉主义,专事"国内门户开放"。源于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的担忧,比尔德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大加挞伐。比尔德的外交史学开创了美国外交史学的进步主义传统。知识论层面的宏观性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激进性,是比尔德进步主义外交史学的两大特征,并赋予其纯粹学术研究之外的广泛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美国铸币上的“自由钟”

“自由钟”(Liberty Bell)是美国费城国家独立历史公园里的一件珍贵物。在美国历年发行的铸币上,曾两次出现“自由钟”的图案：     

美国建国初期的“自由”观念辨析

“自由”在美国是一个被不断创新的概念 ,本文从概念变迁的角度探讨了早期美国“自由”观的历史起源及主要内容和特点。     

没有硝烟的战场——试论周恩来在抗美援朝中对美国的外交斗争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美国进行的一场全方位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周恩来以其敏锐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外交艺术,开展了对美国的外交斗争,不仅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外交围堵,捍卫了抗美援朝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树立了新中国...     

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波兰的运用

文化外交,在国际关系中作用越来越重要。冷战中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文化外交,即美国政府对苏联东欧人民的以传播美国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外交,是美国对苏东“双轨政策”中的重要一轨,也是美国对苏东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美国对波兰的文化外交为窗口,对美国文化外交的实质、策略、特点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析。     

美国外交的渊源

1775年4月,北美大陆十三个英属殖民地爆发了反对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这一年的11月,殖民地大陆会议组建了“秘密通迅委员会”,负责对外事务,从而开始了美国外交的历史。但是,美国外交的某些思想和原则,可以说是渊源于漫长的殖民地时期。具体地说,美国的外交,渊源于在殖民地的土壤上滋生并发展的商业资本。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而带来的商业精神、扩张意识和孤立思想,直接制约和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外交活动的开展。     

夫人外交的理智与情感

外交也可以优雅,也可以“感情用事”,比如宋美龄的夫人外交。它不是蒋介石越洋操控下的“提线木偶”,也不是中美关系在一定时候的“必然产物”。宋美龄独特的魅力。对美国舆论产生强烈、感性而正面的影响,让总统罗斯福都感到失控。有些时候,她似乎不谈“外交”,只讲“私交”,却总是对国家政局产生影响。然而,夫人外交也不是“万能药”,一旦“势”变了,一切的魅力、才华与情谊都会统统失色。     

珍珠港事件前的美国外交大辩论及其意义

从二战爆发到珍珠港事件的两年间,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围绕是否应该援助英国和苏联和干预欧洲的战争等问题,进行了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辩论。这场外交大辩论不仅仅是围绕美国如何应对欧洲战争这一具体政策的辩论,实际上还涉及美国对外关系中一些根本问题,即关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该如何处理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对外干涉是否会破坏美国民主和人民福祉,以及美国究竟应该扮演何种国际角色。大辩论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人的国际思想和外交观念,使强调美国大国责任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并在战后主导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孤立主义者虽然在辩论中失败了,但其思想在战后仍然对美国扩张性的外交政策构成某种牵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立主义者同国际主义者一起共同塑造了战后美国外交的面貌。     

权力与自由:美墨战争期间美国外交大辩论研究

美墨战争发生在19世纪美国大陆扩张进入高潮时期,是美国以武力进行领土扩张的开始,在美国国会内部引发了一场有关美国国家目标的外交大辩论。辩论从得：克萨斯兼并开始,涉及宣战、拨款、领土兼并以及奴隶制的扩展等诸多问题,但其核心主题在于扩张性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自由事业是否相容,美国的国家目标是追求领土的扩大,还是自由的延续,从而体现了当时美国人对权力与自由两者之间关系的思考。     

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这是一本独特的书,书内并没有枯燥地罗列史料．而是以费城的自由钟为轴线,以信仰为维度,梳理美国建国历史和美国的自由精神。撇开基督教文化的背景来谈美国的发展史,往往会陷入到“大国崛起”之类的“地缘政治”学说当中,而忽略了美国最精髓的自由和独立价值。美国之所以稳固而且强大,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拉美的经济援助外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实施了第四点计划。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拉美开展经济援助外交进行历史的纵深考察后可以看出,美国从自身国家安全、繁荣等国家利益出发,将拉美视为其"战略资源库"和"传统盟友",加以严密掌控。但是,这一时期美国对拉美经济援助的重视程度与美苏两国对抗和争夺的激烈程度相关联,服从于美苏争霸的总体战略需要。而援助双方基于国家利益的深刻矛盾,是导致此期美国对拉美经济援助外交失败的根本原因。     

《大宪章》与美国革命前后的政治文化变迁

在17世纪英国内战的历史语境中,爱德华·柯克出于现实政治需要,将《大宪章》塑造为一种反抗专制王权和捍卫臣民自由的“神话”。伴随着英国的海外拓殖,《大宪章》来到北美,并与特许状一起成为殖民地自治传统的一部分。在殖民地反英运动中,北美革命者与英国激进派遥相呼应,令《大宪章》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了强大的政治能量：其一是作为抵制母国政策的政治话语;其二是作为高度象征意义的权利和自由的护身符。美国独立之后,《大宪章》的精神在融入美国宪政的同时,其本身则在辩论中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大宪章》的跨大西洋旅行不仅勾勒了英美政治文化互动的轨迹,也再次凸显了美国革命思想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美国建国前后政治变动的复杂性。     

李克强的“非洲策”

李克强将中非关系置于亚非复兴的背景下,称二者“是文明互鉴的关系”——对国家和文明主体性的强调,贴合了非洲大陆的历史经验,正延续为一种成熟的外交姿态。1964年元旦前后,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访非洲十国,为的是打破外交孤立,寻求非洲新兴国家的认同。     

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对美国海洋自由观的重塑及其历史影响

在海洋自由政策观念陷入分裂和战争来临的形势下,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因势利导,实现了对美国海洋自由观的全面重塑,即在国家国际角色定位上实现了从中立国到交战国再到世界领袖的转变,在利益意涵界定上实现了从狭窄的海上私人财产豁免原则到广泛的航行自由原则的拓展,在具体政策实践上实现了从反对潜艇战到实施潜艇战的逆转。这种语境重塑和政策行动转变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历史影响,不仅有助于美国取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而且适应了战后美国国际角色定位、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的变化,开辟了将“军事航行自由”确立为美国海洋自由政策核心诉求的道路。但无论海洋自由原则如何被改造和重塑,其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的目的和本质不会变,其单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底色不会变。     

美国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和新趋向--"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的问题涉及中美关系、美国外交、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美国媒体和文化、美国移民和种族等领域。中美关系是这次研讨会的重点议题,文化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尤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美国外交也是与会代表们关注的一个主题,学者们在讨论中注重文化因素和思想意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深化了对文化与外交的关系及美国外交思想的认识。对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美国媒体和文化、美国移民和种族等领域有关问题的探讨,也反映了学者们在研究视角、方法和观点上的创新。     

生源论与19世纪中后期美国历史的解释模式

生源论是以种族差异来解释自由的起源和民族精神的观念。这种成熟于德国的理论指出,自由的精神源于古代日耳曼人并由此发展出近代的代议制政府体制。从19世纪中期开始,生源论在美国进一步被发扬光大。浪漫主义史学家在探寻美国国家特性的过程中,引入生源论来证明美国精神的独特性及美利坚的民族使命。19世纪后期,在科学的历史学建立起来以后,美国的专业史学家仍然以生源论为解释美国历史的模式,以彰显建立在英式自由基础上的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史学发展与探寻国家特性结合在一起。其中生源论为美国的国家构建提供了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却使美国的国家历史叙述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失真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