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一书出版

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一书 ,于 2 0 0 0年3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家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成果之一。全书34 .8万字 ,分为 6章 :绪论 ;明朝海外政策的静态研究 ;明朝海外政策的动态研究 ;清朝前期海外政策的静态研究 ;清朝前期海外政策的动态研究 ;历史的沉重反思。该书是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 ,并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论著。历史表明 ,直至鸦片战争西方用坚船利炮强迫中国打开封闭的大门之前 ,中国自身没有完成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 :在世界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     

17世纪上半叶喀尔喀与明朝的短暂贸易

1634年,察哈尔部林丹汗败亡后,清朝控制了漠南蒙古地区,但是,漠北喀尔喀不顾清朝阻挠,一度恢复了与明朝的贸易关系。明朝收购喀尔喀马匹,补充战马,并试图利用喀尔喀部扼止清军西进。清朝则通过军事威胁和利诱,迫使漠北喀尔喀停止与明朝贸易,转而与清朝通使贸易。清朝以土默特、喀喇沁两部的名义控制明蒙贸易市口,不仅解决了自身经济需求,而且在贸易方面控制了喀尔喀。明朝则默许了清朝的间接贸易,以避免清军侵扰其北部边境。     

清顺治十二年前的对日海外贸易政策

清朝初期,顺治帝开始调整对日政策,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力图将日本纳入其宗藩体系之内。在对日海外贸易方面,这一时期并未厉行海禁,而是允许拥有政府执照的商船前往日本及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贩买铜斤或者一些政府急需的物品。这一时期的对日贸易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清朝以后的海外贸易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明清福建商人

根据朝鲜李朝的《备边司誊录》记载的明朝林成商船、清朝黄宗礼商船的珍贵资料,说明从明朝后期至清朝中期,福建商船单船的货物资本在白银两千两至一万两之间。绘于明清时期的日本"唐船图"表明,清朝中期赴日本贸易的福船中,有船长43米的大型福船"金全腾号"。文中辑录有关闽商与福船的海外资料,在国内少见介绍,因此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明后期隆庆开放与华侨出国

明王朝建立伊始即厉行海禁,既不许中国海商出海,也不许外国海商来中国贸易,中外物品的交换被严格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内。这种海禁政策执行了两个世纪,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才部分解除,私人海外贸易这才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从而得到迅速发展。隆庆开放不仅在中国海外贸易史上是划时代的大事,而且在华侨史上也是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重大事件。以前,不少学者隐约地意识到,明后期华侨出国人数有明显增加,但都未能与隆庆开放联系起来。因此,如何正确认识隆庆开放在华侨史上的地位,对整个华侨史研究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隆…     

“唐船商人”:活动在东亚海域贸易前沿的群体

"唐船商人"是近世时期活动在东亚海域贸易最前线的人群,亦是处在清朝对日贸易体系最基层的群体,然而关于这一群体,特别是他们在海域贸易活动中的位置和处境迄今鲜有深入的综合性研究。本文通过日本史料所存清朝官方颁发的出海许可证书、日本长崎有关唐船的进出港档案,以及唐通事教科书等文献,考察在清朝出海管理体制下赴日商人的地位,同时揭示他们在中日双方国家权力的挤压间挣扎求生的处境,进而尝试对这一群体的历史形象重新进行修正和评价。     

康熙晚年清政府海疆政策变化原因探析

明朝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相继东来。1557年,葡萄牙人欺占澳门;1624年,荷兰殖民者强取台湾;1637年,来华贸易的英国商船直闯广州,攻陷虎门炮台,迄清朝入关时,中国海疆的局面已是藩篱尽撤,门户洞开。在东西方两大世界日益接近的时代,东南海疆应如何平定与治理,无疑是摆在清朝统治者面前的一项重大选择。康熙亲政前期,在海疆治理方面有几件值得称道的大事,一是恩威并用,统一台湾;二是开海设关,发展内外贸易;三是重用海外传教士,虚心学习西方近代科学。而在其晚年,亦有许多令人非议的变化,如康     

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

明朝后期,尤其是隆庆元年部分开放海禁以后,白银象潮水一样大量流入中国。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社会经济现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个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即是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初步探讨。一在隆庆以前,由于明王朝厉行海禁,私人海外贸易为非法,在走私贸易中虽然出现了白银内流的趋势,但还不是大量的。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放海禁后的近80年间,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往中国内流。     

元明清东北民族政策之比较

通过对元、明、清3个朝代的东北民族政策的比较,探讨作为汉族建立的明朝与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朝、清朝在东北民族政策方面的差别,即使是同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清二朝,在东北民族政策方面也有很大差别.结论是清朝的东北民族政策比较成功,既保持了本民族特色,又积极地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进行交往与融合,使它的统治得到广大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认同,得以统治历史上最大版图的中国270余年.因此,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巩固统治的重要前提.     

从《高昌馆课》看西域与中原的经济交往

西域与明朝间的朝贡贸易是由明政府垄断的,这是汉唐丝绸之路发展到明代的新形式。哈密、吐鲁番等同明朝朝贡贸易最为密切,规模很大,在朝贡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明朝在西北边疆的经营乃至对西北边疆的备边政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明代甘肃镇与西域朝贡贸易

明朝与西域诸国的贸易是明代国防和对外关系的重大策略之一。设置在河西走廊的甘肃镇是全面执行明朝对西域贸易政策的唯一机构,具有维护丝绸之路贸易线畅通和贡使人身安全的职责以及管理进出嘉峪关贡使的海关功能,确保了西域朝贡贸易的顺利进行。明朝通过与西域的贸易稳定了西北边疆。     

清代的旗人书院

清代旗人书院的发展与驻防文试政策关系紧密。清朝前期禁止驻防文试,旗人书院很少;清朝中晚期允许驻防文试,旗人书院才增长较快。清朝前期旗人书院的教学侧重清语骑射,到中晚期则重汉文。旗人书院和八旗官学在师资、经费来源、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书院在初始设置时间、设置目的和最终效果上也各不同。多民族文化互相交流和融合是大势所趋,限制旗人学习汉文化是行不通的。     

明清时期宁夏战略地位的变化

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清政权以满州贵族为主,实行满蒙联盟和联合汉族上层人士进行统治。这与明政府明显不同,这也决定了其民族政策的不同。宁夏地处西北边远之地,由明朝军事边镇变成了清朝的内地,这种变化与清朝的民族格局、民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从“沿明旧制”到“渐立新规”——清朝对乡贤冒滥之弊的制度化治理

乡贤冒滥是明清社会共有的社会问题。明朝的治理是“运动式的”,往往是一时之举,收效甚微。而清朝采取了不同于明朝的治理模式,主要从抑制或打击滥准乡贤、滥请乡贤与滥保乡贤等行为入手,注意“因案立制”,致力于治理的制度化建设。清朝多措并举,协同用力,形成体系化的治理格局,完成了清代乡贤管理体制由“前明旧制”到“国朝新规”的转换,从而比较成功地根除了乡贤冒滥之弊,基本重建了乡贤的公信力与权威性,使乡贤祠祀一定程度上回归了重视学行、师范的“乡先生”祭祀传统。     

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一般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但在文化心态上,朝鲜一直采取尊明贬清的态度。朝鲜把明朝看成中华的化身,把满洲看成夷狄,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因现实政治的需要,朝鲜大肆宣扬明朝的正统,贬斥清朝的正统。朝鲜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性理学家,以朱熹的思想为基准,形成了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华夷观作为他们处理与清朝外交关系的准则。他们对于正统论的论述,依从朱熹的思想,且只关心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而不关心其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是朝鲜后期儒家性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浚县明清碑刻中的明初迁民资料

浚县在明代隶直隶大名府。元末以来,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掠夺、战争的破坏,再加上河患与旱、蝗等自然灾害的袭击,致使该县“地阔人稀”,“众皆逃亡。”明朝初年,这里是山西等地民迁居的重要地区之一。关于明初政府组织山西民迁居浚县的情     

略论林爽文事件与清朝治理台湾政策的调整

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事件爆发，清朝认识到百余年来对台湾的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惩官抚民的措施，并逐步调整理台政策，如改御史巡台制度为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改革官制、整顿班兵、改建城池、增开两岸对渡正口与开放移民携眷、清查“番界”以强化汉“番”隔离政策。这些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快台湾治理与开发的进程，从而进一步证明所谓清朝前期“消极治台”之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朝鲜西海域清朝海难船情况初探(1684-1881)

康熙解除海禁后,清船海难事故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而频繁发生,朝鲜对漂到境内的清船积极予以救助并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官方记录,成为研究清船活动的一个切入点,也为理解清、朝关系提供了新视角。本文认为,在宗藩体制下,朝鲜救助清船反映出清朝海疆管理的延续和扩展。清朝的出海政策、律令咨文、奖惩措施等都影响着朝鲜救助活动的具体实施;朝鲜亦通过诸多救助细节来表达其事大唯谨的政治态度,以巩固与清朝的关系,从而将救助清船作为经营朝贡关系的一项政治举措。     

乾隆时期清朝与中亚哈萨克部的贸易关系再探讨

学界对乾隆时期的清朝与中亚哈萨克部的贸易多有讨论,一般认为贸易是清廷给予中亚哈萨克部的"特恩",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实质是一种"羁縻"关系。实际上,以清廷为视角进行的研究,有片面夸大清朝与哈萨克贸易所具有的"羁縻"作用之嫌。首先,作为中原王朝"羁縻"游牧部落的核心要素,茶叶贸易并未出现在乾隆时期的清朝与哈萨克贸易活动中;其次,以往研究忽视了哈萨克人所具有的能动性,仅将他们视为清廷‘羁縻'政策的被动承受者。此外,由于缺乏对清朝与哈萨克贸易背后的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将清朝与哈萨克部贸易视作一种"羁縻"关系的观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论明代的朝贡贸易

明初,屡次发布诏令,严禁沿海军民出海贸易。海外贸易完全由明政府控制,洪武十六年,始给朝贡诸国“勘合号簿”,永乐二年,又发置缴外土官“信符金牌”等,这两种凭证都是作为贸易时的依据。这种把商业关系纳入朝贡形式之中的朝贡贸易,无疑对宋元以来私人繁荣的海外贸易是一次严重的破坏与逆转,也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种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