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曾任国民党高官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国民党的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以其在湖南的工作以及在大会上的积极表现,很受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赏识和注意。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务干部任用与朱家骅的人际网络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起规范的人事制度,传统社会中固有的人情私谊依旧在党内延续。战时朱家骅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与中央组织部长,基于自身人际资源与过往经历,其主要从中山大学校友、留德学人等群体中选拔党务干部,并日渐构筑起个人在国民党内的权力网络。而在国民党新旧党务主持者的代际轮替中,朱家骅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间互相清洗汰换干部的行为,导致派系斗争愈发激烈。国民党党务干部的任用规则与逻辑,不仅折射出现代政党体制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共生共存现象,同时也是一场党性与人性的较量。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派系斗争

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部存在许多派系,其中影响较大者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汪精卫派、冯(玉祥)系、阎(锡山)系、桂系、西南实力派、西北马氏家族等等。这些派系之间,既有对中央的表面从属关系,又有各派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间的矛盾斗争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局部的或短期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普遍的、长期的。派系斗争贯穿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始终。因此,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成为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派系斗争史,至今是史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关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起因、特点、结局及其历史作用,都有待于探讨。笔者就下列问题提出粗浅看法,谨为抛砖引玉。     

“国民党教父”魂归家乡湖州始末

在中国近代史上,陈果夫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曾经是国民党“C·C”系首脑,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汉委员等一系列高职,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系统,可谓权倾一时。他与其弟陈立夫进入国民党权力中枢,把持人事和组织大权,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名的一对兄弟,遂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特殊政治格局。     

地域观念与派系冲突——以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粤籍领袖为中心的考察

自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围绕领导权的继承问题,引发无数次党内分裂。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大批粤籍党国领袖。孙中山生前在有意无意间扩大了粤籍党员同他省党员间的矛盾。随着国民党从广东走向全国,特别是蒋介石在党内权力的不断提高,蒋同粤籍领袖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逐渐演变成公开的武装冲突。     

国民党战时民众工作失败的历史考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为视角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形成以军事委员会统辖全国军民作战的战时体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同时,接管了战时民众工作指导权,这意味着军队开始参与党部和政府负责的民众工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立的初衷是统一管理战时政治工作及民众工作,综合领导各方力量抗战。然而,由于军队、党部和政府各方对职权互不相让,无法实现党、政、军的结合。国民党主导的民众工作多头开展,相关各方互无联系,甚至矛盾频发、互相拆台。究其原因,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和派系纠葛直接影响到相关各方的职权划分和工作展开,加之国民党对于民众运动的忧虑与恐惧,导致其主导的战时民众工作成果有限。     

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机制初探

国民党一大代表选举着眼于未来的国民党改组规划,而非现有的党员分布格局。因此国民党一大采取了地域代表制,结果引发了代表名额之争。在组织尚不完善、党务重心仍在广州与海外的背景下,选举纠纷通过孙中山增加指派代表名额予以仲裁调解。而国民党二大,是在孙中山去世后,国内党务在国民政府、革命军与群众运动推动下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国民党二大的代表选举采取了混合代表制,为政府、军队与群众运动中的新兴党部配置代表名额,并通过中央党部指导监督各地代表选举,更具包容性与规范性,体现出国民党改组进程中代表群体的组织化、部门化的变化趋势。相对而言,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主持的"二大"则在代表选举中延续了一大的模板,影响有限。     

毛泽东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1924年1月,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月31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成立执行部,以加强这几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被派到上海执行部。2月中旬,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和共产党人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沈泽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张秋人等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据规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     

走向"团结"——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的蒋介石与西南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象征着国民党在国难危急关头走向"团结统一"的标志性事件.本文将以最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辅以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信函,结合当时的舆论,通过还原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西南与中央间走向"团结"的过程,力图揭示"团结"表象背后的武力威慑、派系纠葛与权谋运用.1934年底,蒋借红军西撤之机,入黔、拉滇以制粤桂.在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前提下,蒋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通过"党权"的让步与妥协,促成西南与中央间的"复合".然而,因双方在实际利害面前各不相让,加之心理上的壁垒森严,这一形式上的"团结"并未增进双方实质上之凝聚力.中央与西南间之"团结"仅昙花一现,很快又重回到武力解决的旧轨.     

论"丁家党"在南京政府建立时期的作用

以丁惟汾为首的"丁家党"在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建立过程中,曾发挥过十分特殊的作用,一度形成了"蒋家天下丁家党"的格局.一方面,它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支持,改变了国民党中派系力量的对比,削弱了反蒋势力,为CC派的迅速崛起和"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权力分配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与活动,使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复杂,加剧了南京政府的动荡和内部斗争.     

台前幕后:国民政府国防部筹备设立过程考论

1946年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机构实行改组,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此次改组堪称国民党政权军事中枢权力的全面重组。以往的研究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并未注意到改组过程中军队派系之间的幕后权力运作,而这次重组对于整个国民党政权乃至日后的国共内战均有重要影响。改组过程中固然标榜所谓"新制度""新观念",但蒋介石依旧牢牢把持军令大权。陈诚作为主持其事者,忠实执行蒋之旨意,并遍插亲信,把持要害部门。整个国防部权力架构未及运行,就处于畸形状态。改组前后的相关单位对于转型时期的职责任务不甚明了,未能做到分层负责,顽疾仍旧。     

“四一二”政变前的庐山密谋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凡事都有个起因，都有一种先兆。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反共，也绝非偶然。远可追溯到１９２６年的“中山舰事件”，近则是１９２７年初在庐山的反共密谋。 盟兄盟第聚庐山 隐身仙人献诡计 １９２６年，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更日趋反动。１１月９日，他在南昌成立了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首先从广州招来了盟弟戴季陶和亲信吴铁城。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从汪、胡联手到蒋、汪合作——以1931年宁粤上海和谈为中心

在1931年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起的宁粤对峙事件中,国民党内反蒋势力结成空前未有的大联盟.因此,蒋介石也一改以往武力镇压为主的做法,而始终力求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外侮和全国人民要求一致对外的呼声,宁粤双方被迫和解,在上海召开和谈会议.和谈期间,蒋介石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稳定了自己的权力结构,并不断地分化各派反蒋势力的联盟.上海和谈是宁粤对峙事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前后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分化组合.     

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联席会议的目的与后果

1926年10月,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影响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和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的联席会议(简称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是国民党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间,有广泛代表性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之前,于1926年10月14日举行预备会议,15日上午在广州中央党部正式开幕,10月28日闭幕,历时十四天。     

抗战时期朱家骅系权势的消长——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纠纷案为中心

1943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发生严重纠纷。此次纠纷的爆发并非一时冲突所致,而是该省党部内朱家骅系与CC系间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由该案切入,通过对抗战时期陕西省党部人事调整与党务运作的考察,本文揭示出国民党党务机构设置上所存在的问题,亦使得面貌向来模糊的朱家骅系渐趋明朗。该案不仅是陕西省党部内派系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国民党中央派系斗争在地方的缩影。     

孙科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独子,1891年出生,早年赴美留学。1916年返回后任广东大元帅府秘书,1922年任广州特别市市长,1924年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此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广州市长、广东省建设厅厅长、国民党青年部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     

张静江评析

张静江是一个在中华民国史、国民党史甚至中国革命史上都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二至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二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曾历任广州、武汉、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建设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等要职。他既曾追随孙中山大力赞助国民革命,又与蒋介石关系极为密切,助其攫取党国最高权力。他功过兼有、情况复杂、单色一笔很难勾画其全貌。而以往史书对他多以“国民党老右派张静江”一语带过,缺乏全面深入的考察、研究。本文拟对张静江其人作一初步研究、评述,以期引起史学界同人的关注。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的党务整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蒋介石命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加强了对国民党的党务整顿.朱家骅通过组织与人事的调整,试图控制各省市党部,加强基层党部的督察,树立党部形象；提高县市书记长地位,推进基层党政融合.朱家骅的党务整顿受战时政治环境之限制,党内派系严重.在平衡派系政治的需要下,党务整顿被蒋介石所废止,但开启了战后党务革新与改造的先河.     

1927年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剖析

1927年9月,在国民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中央特别委员会。它的寿命虽然只有100多天,但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却占有一定地位。它既是蒋介石下野后宁、汉、沪三方合作的产物,又是蒋重新上台的前奏。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产生和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