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地方的矛盾与长安三年括户

控制户口及其机制事关国家命脉。从宇文融括户到杨炎两税法实施 ,唐朝的历史与制度的演进重大而鲜明。这个历史过程的某些重要因子应该从武则天时期开始 ,而经常被忽视的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关系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括户本是地方政府的责任 ,但长安三年武则天政府却越过地方由中央派使括户 ,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是基本背景。而地方政府的不配合正是促使这次行动流产的重要原因。大谷文书 2 83 5号这一地方政府方面的资料 ,为此提供了证据     

也谈海陵的更名——与常永明先生商榷

本刊在2002年第三期刊登了常永明《海陵更名的由来》一。章发表后，收到程起瑞、黄炳煜的来稿和俞扬的来信，对《海陵更名的由来》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们将来稿和来信刊登，并就教于专家和读。     

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

张明富先生认为"贾而好儒"不是徽商特色,而是明清商人的普遍特征.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指出:一,张明富先生的论证方法有问题,单纯的例证法不足以证明某个事物的基本趋势、基本倾向.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徽州这一特殊地区密切相关的.三,张文所分析的明清商人普遍"贾而好儒"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四,儒家观念并非传统商人未能踏入近代门槛的主要羁绊,能否超越儒家思想的屏障也非中世纪商人与近代商人的最大区别.     

也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历史演化路径——兼与赵凌云、张连辉和汪青松先生商榷

在我国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观演变,有"三阶段"说,也有"四阶段"说。如《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发表的赵凌云、张连辉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与发展模式的历史互动》(以下简称"赵张文")一文就持"三阶段"说。他们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8年间形成和发生作用的发展观为第一代发展观,其特征被概括为经济增长导向型;改革开放以后直至1994年这一阶段为第二代发展观的     

也谈《政协志》编修的共性问题——兼与刘大志先生商榷

在1993年第五期的《黑龙江史志》上,发表了刘大志先生的大作——《试论<政治协商志>的几个共性问题》。拜读之后,深受启发。然而,对先生所持的若干论点,实在不敢苟同。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愿将自己的一些看法提出来,以求教于刘先生及各位方家。     

也谈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与都兴智先生商榷

都兴智《关于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所主张的古朝鲜曾占有辽东、辽西以及关于貊人未曾生活于辽东、《山海经》所记“貊国”分布于辉发河、北流松花江流域等问题,都是值得商榷的。治史应重视文献考证,而后者并非“改史求证”。     

也谈《登州府志》的版本——与刘正先生商榷

本文针对刘正先生发表的《〈登州府志〉的版本简介》一文中的诸多问题,如将"登州"混同"登州府",将同一版本误为不同版本,将"任浚"误为"任?"等提出商榷。     

也论北魏前期的民族融合与政权建设——与孔毅先生商榷

北魏前期拓跋鲜卑统治者大力选用汉族人士 ,一批汉族名臣对北魏政权建设与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鲜汉矛盾渐剧”之说难以成立。用刑过严是北魏前期的立法特征之一 ,并非专门针对世族人士 ,仅从民族矛盾解释崔浩“国史案”与张彝事件的起因 ,都不免过于简单化。北魏前期政治与文化成就无疑是鲜卑、汉等各族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论二里头类型二期遗存的变化——兼与王克林先生商榷

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第一期和第二期是同一种文化连续发展的不同发展阶段。二里头类型主要来源于豫西南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后羿属于东夷,而非西夷。     

也谈1942年田赋征实的税率与税负问题——兼与朱玉湘同志商榷

最近读了朱玉湘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一文,颇受启迪。但文中关于1942年的税率与税负(赋税负担)比战前倍增的论断,我认为值得商榷。我根据材料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税率虽已明文提高了一倍,却贯彻不了,因此税负没有倍增。下面具体谈谈这一问题,未必正确,请史坛同志批评指正。     

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与郎维成同志商榷

郎维成同志的《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一文,对日本的大陆政策与对华二十一条的关系问题作了阐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郎文的某些论断,也使人感到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仅就两个问题与郎维成同志商榷。     

也談陳三立早年文稿的流傳——兼與劉經富先生商榷

南京圖書館發現的陳三立《文録》抄本,與范當世致陳三立書函所論不大可能是同一文稿,范當世書函所論即吴汝綸評點本。陳三立早期文稿《七竹居雜記》殘本仍存於天壤之間。     

也谈开罗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兼与时殷弘和陶文钊同志商榷

1995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时殷弘和陶文钊关于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的两篇争鸣性文章。笔者认为,时殷弘和陶文钊两位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时文和陶文)虽然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将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但仍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笔者在此提出,并加以评析,以就教于同仁。     

谈金富轼对王莽朝记事的篡改——兼与耿铁华先生商榷

《汉书·王莽传》关于高句丽的一段记事,是研究高句丽早期、尤其高句丽同中原皇朝关系的历史弥足珍贵的可靠文献资料,《后汉书》及《三国志》也转录了这一记载.但是,金富轼撰写的《三国史记》,采用了彼时流传下来的极为不可靠的高句丽资料,并用"削足适履"的方法严重篡改了中国文献中关于王莽朝记事的正确记载,使本来清晰的历史变得模糊起来.但耿铁华先生近来发表文章对金富轼的"改写"倍加肯定,并罗列了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借以否定中国史书中关于王莽朝记事的内容,因此本文顺便对耿先生的见解提出商榷意见.     

也谈“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名的原因——兼与潘焕昭老师商榷

《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发表了潘焕昭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考》(以下简称潘文),第5期又发表了宋月红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补考》(以下简称宋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时间、命名的由来和作为国名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宋文既是对潘文观点的补充,同时在一些观点上也进行了商榷。笔者认为,潘文提出选择"中华     

也论《金楼子》在唐初的存佚问题——兼与廖铭德先生商榷

萧绎在《金楼子·聚书》中自称聚集图书达八万卷之多,这个数字理应计入到“江陵焚书”总数之中,然而,《隋志》总序在说到“江陵焚书”时,只提到了萧绎克平侯景后在建康所得的七万余卷书.本文拟梳理《隋志》说法的来源及分析其只提到建康所得书的原因,并结合其编撰体例,试论证至晚在《隋志》修成之时《金楼子》已入唐代秘府之中.     

红山文化骨柄玉石刀的制作理念和工艺——与殷志强先生商榷

数年前,一位藏家拿着2000年第8期《收藏家》杂志来寒舍卧游“红山”。当我读完其中刊载的殷志强先生的文章《新发现的红山文化骨柄玉石刀》(以后简称“殷文”),在赞叹台湾藏家收藏的红山文化骨柄玉石刀的完整、精美的同时,对“殷文”中某些论点却不敢苟同。因时间关系,只能给藏友做一些简单解答,并告知以后一定好好琢磨、琢磨。谁知杂务缠身,这一琢磨竟延至今日。     

旅游恩格尔系数的概念辨析和理论探讨——兼与孙根年、刘思敏等先生商榷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旅游需求的持续升温,一些专家学者借鉴恩格尔系数,提出了"旅游恩格尔系数"的新概念,并尝试以此来讨论和测度收入增加对于旅游需求的正相关关系。但这一"旅游恩格尔系数"的定义及其内涵有悖于恩格尔系数的理论初衷,与恩格尔系数缺乏必要的逻辑自洽。文章从恩格尔系数的本源出发,应用旅游经济学理论来重新定义旅游恩格尔系数,即游客在旅游过程中(非惯常环境下),用于食、住、行等必需品消费占整个旅游消费的比例。一方面对恩格尔定律及旅游恩格尔系数适用的条件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对前面所述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商榷。最后利用这一系数对于2004-2013年我国入境游客在华消费结构进行了统计分析,初步研究了这一系数在测度客源市场成熟度和旅游目的地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应用前景。     

再论宋代南方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兼与曾雄生先生商榷

宋代冬麦主要复种在晚稻田上,而冬麦收获后可以复种晚稻,两者已经能够构成循环接续的过程。宋代晚稻有广狭二义、早晚之分;“早田”并不等同于早稻田。宋代稻麦复种制有较大的发展,已成为具有相当广泛性的、比较稳定的耕作制度。     

也谈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与军科军史研究部及《红西路军史》作者商榷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及2011年出版的《红西路军史》,虽然间隔20余年,但观点一致,对西路军的叙述或论述,都意图与张国焘挂钩,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