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春秋吴国铜器中的中原文化因素

本文梳理分析了考古出土的春秋晚期具有中原文化因素的吴国铜器,认为此类铜器主要有三种：吴国仿制的中原铜器、带有中原文化元素的吴国铜器、产自中原流入吴国的铜器。总体上这类铜器数量不多,中原文化对吴国铜器的影响远不及楚文化、群舒文化,而形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更多的是地缘因素。     

文明对话视野下长江流域"蛮夷"文化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碰撞——以春秋时"吴来征百牢"及吴、鲁国家关系为例

夏、商、周三代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均在黄河流域。由地缘关系而导致的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吴、越、楚等,在中原史官掌握着话语权的文献记载中均被记为“蛮夷”。对东周时期地处中原的诸侯国与地处长江流域的“蛮夷”国之间的文化交融乃至冲突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地域文化产生早期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互动情况的研究,同时也是对华夏本体文化交融过程的深层次研究。本文分析夏、商时的“五服”和周代时的“九服”,并以春秋时期中原文化的代表性诸侯国——鲁国与“蛮夷”国家的吴国之间的军事、文化冲突为例,论述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蛮夷”文化冲突的形式与渊源。     

略论昙石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

探讨昙石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从器物类型剖析看有同有异,其相同因素与交流有关,考古发现迹象推测,浙南是它们交融的联结地;其不同特征,体现了各自的土著性,彼此文化来源不同。     

连云港境内吴文化遗存的初探

连云港境内石室土墩、几何印纹陶、吴国青铜器等吴文化遗存的发现,对探讨吴国与其他诸侯国的政治关系提供了重要佐证。     

吴文化研究的反思

目前吴文化研究正迈着沉稳坚实的脚步走向成熟,学者们更加注重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进行学术研究,围绕学术问题展开百家争鸣。而这也正是吴文化研究所必经的一个反思过程。只有坚持积极的反思,吴文化研究才会更加具有明确的方向和活力     

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梅州的整合研究——以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为例

作为汉族民系的客家创造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客家山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客家是一个历史范畴 ,又是一种地域现象。从文化地理学理论考察 ,区域文化的成型取决于主体文化要素的分别成熟。据此 ,确定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的成型期在明末清初。由于历史的原因 ,梅州客家文化与梅州客家山歌具有客家区域文化代表意义。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整合造就了特色鲜明的客家文化。这在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过程中有充分的体现。中原文化构建了梅州客家山歌的骨架。因此 ,梅州客家山歌的艺术风格、修辞方法、章法结构都留有“十五国风”以及迁徙途经的江南吴音印迹。客家山歌自明末清初始与吴歌分道扬镳 ,佐证了客家民系及其文化成型于明末清初说。土著文化填充了客家山歌的肉体并使其尽显地域个性。因而 ,梅州客家山歌中还大量存在土著民族的歌词、唱名、旋律及修辞方法。从过程来看 ,文化整合导致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也是客家民系长期的区域环境感应的结果。从模式与效应来看 ,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经历了前期的汉族低势位文化与土著高势位文化的整合、中期汉族与土著等势位文化的整合、后期汉族高势位文化与土著低势位文化的整合的不同模式。属于特殊的高低互位的文化整合模式 ,其效应是互相融合。     

从上海的别称、简称看吴文化对上海的影响

上海与吴地相连,道路、河流相通,同操持吴语,风俗相同.如果说在19、20世纪及今天,上海对周边地区经济上产生强劲影响的话,那在历史上,吴文化则对上海产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略论王审知对闽文化发展的贡献与影响

闽文化，是中原汉族文化和福建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属于中华民族炎黄文化大家庭中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区性文化。如果说宋朝是闽文化发展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那么晚唐五代则是闽文化的滥觞时期：而王审知便是闽文化的一个奠基者，播种人。     

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

可能是由于受气候环境周期性变化的制约,新石器时代中原化的实力、内部统一性和对外化关系呈现出2000年左右的周期性变化。正是在这种周期性的变化过程中,中原化得以呈螺旋式发展壮大,“中国相互作用化圈”的范围由小到大、内部联系日趋密切、认同感日益加强,具有历史意义的“早期中国”从酝酿至雏形到最终形成。可以说中原化不但在其发展的高峰期具有突出的核心地位,总体上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先秦至唐代贵州的表演艺术——贵州文化考古

战国以前之贵州,称谓不一,现通称古代贵州。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史载很少,化活动则从物、史料中有限记载可以看到原生态的古贵州歌舞及中原化的影响。本旨在证明“贵州在明清以前仍然处于蛮荒时代”的观点是错误的。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显著成就和特色文化现象

本将长江中游的新石器化置于全国新石器时代的总体背景下,侧重于比较研究的视角,选取了五个方面的问题——聚落与建筑,栽培稻起源和史前稻作农业,白陶和彩陶,普用的巫物陶偶,高一级的灵物玉雕人首和动物,列举实证,以阐述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若干较显的成就和特色鲜明的化现象。     

安徽马鞍山地区吴墓的文化因素辨析

马鞍山地区所发现吴墓墓葬规模大、等级高,受到学界的关注。在全面分析该地区吴墓基础上,并从墓葬形制和随葬青瓷器两个方面将其与古武昌地区和建业地区的吴墓材料进行对比后,可以总结出马鞍山地区吴墓所体现的文化面貌,即汉代文化因素、古武昌文化因素、建业文化因素在该地区相互交织。马鞍山地区的吴墓墓葬形制既有对汉代制度的坚持又有对古武昌地区新兴丧葬文化的引入,随葬青瓷则体现了其同时受到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影响。     

试论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北京地区处于东北和华北文化区的交汇地带,其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距今10000多年一直延续到大约距今3800年。除雪山一期文化对外影响稍大外,其余时候并未形成强有力的中心。由于北京地区所具有的边缘地带的特点,使其不时成为多种文化因素汇聚的熔炉,以及联系东北、北方、中原、海岱文化系统的纽带,对"中国相互作用圈"的酝酿、形成和早期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辽宁省文化建设中如何发挥少数民族文化作用的思考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强化建设是其重要内容和任务,辽宁省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将化建设作为全省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工作。辽宁省有670万少数民族人口,少数民族化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区域特色,并且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因而,少数民族化建设在全省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关于怎样进行民族化建设,本对此提出了诸多建设与思考。     

契丹族的文化特色与中原汉族的关系

我国北方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916～1125年）在中国封建王朝和民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雷州文化的基本类型和发展脉络

雷州文化是对雷州半岛文化的简称,[1]它是在雷州半岛及其临近地区形成,以雷文化为主体的一种区域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分支。近年来,雷州文化在学界和政府层面受到了高度重视,并与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一道,被列为广东四大区域文化之一。但鉴于学界对雷州文化的某些核心方面仍认识未清,表述较乱,因此有必要对其作出进一步的类型学划分,厘清其发展脉络,以利于知识界及文化和产业界正确地认识、利用雷州文化。一、方言、民系、族群与雷州半岛的文化构成分析雷州半岛的文化构成,可以有多种视角与     

吴文化视域下江南水乡古镇旅游的返本开新研究——以苏州同里古镇为例

历史文化底蕴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吴文化的发源地,江苏省苏州的历史遗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是其发展文化旅游的优势之一。然而,当前江南水乡古镇发展面临着吴文化底蕴被淡化,商品、服务同质化,古镇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深入挖掘吴文化底蕴,创新文化传承路径,成为江南水乡古镇文旅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苏州同里古镇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归纳古镇发展现状,并提出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发展的返本开新对策。     

人地关系视角下的石峁文化兴衰

石峁城与石峁文化的兴起取决于资源储备与社会支撑。资源储备得益于仰韶文化早中期因人类活动稀疏而保留的原始生态环境,社会支撑则来自石峁文化所在区域以防御与建构祭祀中心为目的集聚人力、物力的能力,二者均与环境资源相关。资源储备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支撑则是集聚资源、消耗资源的过程,当后者大于前者,超出土地承载力,其结果不是文明的前进而是衰落,石峁文化即是如此。陕北一带石峁城与其他石城的位置选择立足于防御,基本与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吻合,众石城连线之内应属以石峁城为中心的社会共同体范围。     

地方志应重视吉祥文化习俗的记述

吉祥文化现象由于缺乏研究和倡导 ,在首届新编地方志书中往往给忽略了。笔者看过一些市县志的民俗篇章 ,仅个别的设了专门章节记述取吉习俗。如黑龙江《呼兰县志》的《风俗篇》第五章为《祥瑞禁忌》 ,其中《祥瑞》一节记县民崇尚吉祥的种种习俗 ,如以“龙凤呈祥”祈福 ,尊崇“四灵”(麒麟、凤凰、龙、龟 ) ,八宝 (和合、玉鱼、鼓板、磬、龙门、灵芝、松、鹤 )作图 ,讨口彩和以数字表示吉祥等。许多市县志则是在记述民俗事象时随记吉祥文化现象。再如泉州市《鲤城区志》卷三十三《民俗》 ,在记述风味饮食中的礼仪食品时记 :“泉州民俗婚丧喜…     

文化视角化解“四个危险”的多维探讨

“四个危险”的产生,是社会文化心态、思想文化意识、核心价值形态等不同层面文化因素的矛盾结合体。全面理清文化与“四个危险”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深刻阐述其文化根源因素,深入阐释其文化表现形式,深度阐解其文化生成机制,深层破解其文化困扰之惑,对于化解“四个危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积极培育党内先进文化,大力拓展政党文化发展平台,全面加强党建文化体系建设,有力保障先进文化制度供给,是文化视角下化解“四个危险”的对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