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期俄国税收改革的若干问题——斯杰潘诺夫博士吉林大学讲学纪要

2007年12月7日至16日,俄罗斯著名经济史学家、史学博士瓦列里·列昂达维琪·斯杰潘诺夫研究员应邀前来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讲学.斯氏对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赖滕、本格、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维特和科科夫佐夫五位财政大臣任职期间的工商业政策、货币改革、铁路经营和农民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囿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阐述五位大臣就职期间的税收政策.     

刘少奇与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心工作之一。当时,在紧张的革命环境中,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支持战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刘少奇作为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代表中央起草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和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发表了许多关于土地改革的论著和讲话,对土地改革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农村50年:农业集体化道路与制度变迁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５０年,是一部不断探索和创新制度的历史。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从人民公社到家庭承包经营。每一步探索和改革,中国农民都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也付出了高昂的历史代价。最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亿万农民找到了一种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这就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府于１９５０年６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①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剥夺地主的土地、房屋、牲畜等财产,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农民“耕者有其田”…     

参加土地改革的片段回忆

土地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展的“三大”运动（即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之一,是彻底废除在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所有制的重大改革,是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后实现经济翻身的主要举措。作为这场社会变革的基层亲历者,我在这里回忆的是河南郾城县一个普通乡、村的土地改革经过情况。,希望对人们了解那段历史有所裨益。     

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几个问题

对于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否定性的意见,甚至有人提出要为地主"平反"。要对土地改革运动作出恰当的评价,必须首先对何为地主、富农进行深入探讨,其实地主的情况并非千人一面而是千差万别。旧中国的土地集中程度,并非以往宣传的那样地主、富农占有农村土地的80%,但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仍数倍于农民亦是事实。中共将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即土地改革,除了动员农民应对国共战争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一些根据地农民已不满足于减租减息,而是迫切要求分配土地,需要出台一个统一的政策。土地改革激发了解放区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情,并且使中共获得了农民对中共执政地位的充分认同。     

试论П.А.斯托雷平和俄国大臣会议改革(1906-1911)

20世纪前20年,俄国社会矛盾重重,封建统治政权受到了严峻挑战。作为俄国最高行政执行机关的大臣会议,此时的活动对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大臣会议主席作为政府首脑,对大臣会议的各项活动发挥着主导作用。从1905年大臣会议体制改革到1917年大臣会议被临时政府取代的近十二年时间里,П.А.斯托雷平成为担任大臣会议主席(1906-1911年)时间最长的政府领导人。主政期间,斯托雷平提出了土地改革、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等多项改革主张,这些改革对当时的俄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托雷平和大臣会议的改革内容、改革结果及其影响因素,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50周年

本文对新中国土地改革所实行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及其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进行再思考 ,并分析这次土地改革成功的原因、经验及历史地位 ,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 50周年。     

墨西哥革命后“国家重建”时期的土地改革(1920—1934年)

1920-1934年的"国家重建时期",为了维持农村地区的社会秩序,在应对多起反政府的叛乱中赢得农民的支持,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墨西哥政府推行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但是,受领导人的国家发展理念以及农村地区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的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政权的逐渐巩固,土地改革的步伐在"索诺拉王朝"后期逐渐减缓,总体效果并不明显。直到1934—1940年卡德纳斯政府期间,才通过较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墨西哥的土地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一张珍贵的察哈尔省怀来县土地房屋执照

近日,笔者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一位戚姓农民家中见到一张土地改革时期的土地房屋执照,系原察哈尔省怀来县土地改革完成后,县人民政府于1950年颁发给该县大古城区定州营村农民戚洪旺的。本文对这张保存了65年、见证了当年察哈尔省土地改革历史的土地房屋执照进行了介绍,并对该执照上印有民国纪年和"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发"字样的原因作了简要分析。     

从土改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山西农村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自此开始了以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地主所有制为宗旨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到1952年9月,土改工作基本完成,全国约有3亿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免去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这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9月山西建制恢复时,全…     

土地改革史若干问题论纲

一、土地改革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 以及与武装斗争等方面的关系 以往的论著往往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把这些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问题     

广西龙州县土地改革的有关史料

广西龙州县土地改革的有关史料陆汉邦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古城龙州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０日解放,１９５２年秋季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是年８月,笔者随宾阳地委组织的土地工作队（共４２８人）开赴龙州,开展土地改革工作。一、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土地改革前,龙州县共有耕...     

建国初期贵州省土地改革研究

建国初期贵州省进行土地改革,由于该省是民族杂居地区,中共贵州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把全省的土地改革分为四期进行,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施行了与汉族地区不一样的政策,减少了社会震荡,废除了封建领主、地主的剥削,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的前前后后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下称《土地改革法》),是根据建国初期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制定出来的。这部新的《土地改革法》对过去土地法大纲中的若干规定进行了修订,其中最大的变动就是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的政策。它为新区土改提了法律依据,对于迅速恢     

关于“中俄密约”的公布与版本问题

所谓“中俄密约”,即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沙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和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的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因清廷对该约严加保密,不仅很少为外人知晓,就是在清政府内部也只有少数机枢重臣知其底里。三十余年后王芸生先生在编纂这段史料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中俄密约问题,在当时虽哄传世界,然其事之进     

广东省全面土地改革前征粮问题初探

征收公粮是广东全面土地改革前的头等大事,起着保障部队和稳定人民政权的重要作用。1949年广东的秋征工作面临一些困难:一是来自地主的抵抗和土匪特务的破坏;二是存在配额和税率的不合理以及"左"的偏差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采取灵活的措施,在1950年夏秋征中进行了政策调整。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广东全面土地改革前的征粮工作基本满足了军事和财政的需要,为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     

土地改革和农民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是20世纪中国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解放农民的最伟大事件。没有这场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度的伟大运动,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不可能有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在近30年的历史中走过不少曲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取得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土地改革运动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现将主要论点综述如下。     

试论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土地改革大辩论

一、战后国统区发生关于土地改革大辩论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都注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前封建土地关系占统治的国度,战后纷纷实行土地制度变革。中国也不例外。抗战的胜利使中国历史到了转变的关头,是和平民主建国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在土地问题上,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抑或属于中国人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土地属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抑或属于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地主的问题,即尖锐地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农民群众,尤其是原来在前方执枪的战士,再也不愿恢复其原始的雇农或佃农的生活,要求土地改革。而且早在我国抗战时期,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于访华时发     

清晰而又迷离的历程——贵州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的前前后后

1951年的三、四月间,全省第一个土地改革试点:贵筑县白云区的土改全部结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民发家致富的积极性。但根据苏联的经验,共产党必须领导获得土地的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就是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但这条路在中国怎么走?怎么走得稳妥、健康而又达到农民富裕、国家富强的目的,也就自然地成了一切完成土地改革地区的严肃而重大的课题。中共贵州省委及时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贵筑县白云区的土地改革刚结束,省委工作团撤走之际,便向县、区委提出了摸索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经验。由于白云区是全省土…     

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

以往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主要限于简单的“政策——效果”模式,忽视了乡村社会尤其是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1937- 1949年华北乡村土地改革的历史表明:本来给农民带来巨大利益的土地改革,并没有立刻燃起农民的热情之火,他们往往胆小怯懦,不敢立即起来响应。为此,中共从改造传统的民俗伦理入手,通过“挖穷根”、“斗争大会”等方法,激发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被剥削感、阶级对立意识、革命斗争意识和拥护中共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一向温和、忍让的中国农民将整个地主阶级打翻在地的复仇情绪宣泄到极点。不仅如此,其传统的平均主义心态不再限于打倒地主阶级的“均贫富”,而是发展为部分贫苦农民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行为。在此贫富错位的社会裂变中,农民传统的发家致富心态转变为既渴望富裕、又惧怕富裕冒尖的矛盾心态,甚至不惜将现有的财产挥霍浪费。总之,在中共土地政策的影响下,农民的传统心态历经空前的激荡和改造,同时一些传统心态也在延续和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