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 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

1937-1949年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民间借贷政策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新债旧债一律减息;旧债继续减息,新债利率自由;废除封建旧债,新债利率继续自由。中共革命策略的实施减轻乃至废除了长期压在农民身上的债务负担,同时也由于惯行力量的约束,造成了农民的借贷困难。1942年中共采取新债利率自由议定的温和措施,借贷政策由此具有了革命、妥协与调和的多面性。但革命的一面总是处于压倒之势,农民借不到债的现象一直存在。这体现了革命策略与承继传统的内在矛盾和困难选择。     

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考

以往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中的“减息”研究不够,对于减息政策缺乏“变”的认识,以为减息1分或1．5分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实际上,除了禁止高利贷以外。中共政权对私人借贷利率的规定有一个演变过程,即：1942年以前新债旧欠一律减息1分或1．5分。1942年以后,鉴于民间借贷关系的严重停滞,转而采取私人借贷利率自由议定的政策。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由于客观环境不同,减租减息斗争开展的程度不同以及对中共中央政策领会深浅的差别,各个根据地对于新债旧欠做了相应的带有自己特色的规定。本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例,对此做了系统考察。     

近代广西乡村民间借贷利率结构特点分

近代广西乡村的民间借贷利率结构受多种因素影响,被打上了地域和时代的烙印,呈现复杂的特点。债户的不同,借贷期限的长短,债户借贷用途的差别,借贷季节的变化,不同地区和不同种类的借贷,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借贷,都对借贷利率产生影响。而且,和乡村借贷利率相比较,城镇借贷的利率明显要低。     

从民间契约看古巴比伦时期的借贷利率——兼论《汉穆腊比法典》中借贷利率的非现实性

古巴比伦是一个商业较发达的社会,存在着较多的动产借贷行为。大量民间借贷契约显示,古巴比伦时期存在着多种多样、复杂多变的借贷利率。这些借贷利率大多与《汉穆腊比法典》中规定的借贷利率不一致,法典中所规定的借贷利率并不能反映当时借贷活动的实际。古巴比伦时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借贷利率,而是多种借贷利率共同使用。在研究古巴比伦时期借贷活动时,不能盲从《汉穆腊比法典》的条文规定,而要结合更多的民间借贷契约进行综合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加准确地、更加深入地还原历史、认识历史。     

晚明商人借贷的利息率与商业性借贷的发展

商人借贷利息率的高低对商业性借贷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晚明商人借贷的利息率总体上以低于年息36％为多,这一利率既大大低于消费性借贷的利息率,又低于市场平均利息率,一般均在法定利息率的范围之内。虽然商人借贷的利息率相对较低,但在风险机制的作用下,放贷者向商人放贷的积极性不会受到减损。又由于利率较低,商人借贷通常有利可图,因而商业性借贷能够得到发展。     

1952～1954年湖北省农村私人借贷的历史考察

私人借贷在全国解放前一直是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以后,从1952～1954年湖北省的调查材料来看,由于经济落后、家庭经济弱小、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现代金融体系等原因,农村的私人借贷虽受到抑制但仍有一定的发展,与解放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私人借贷形式较为简化,利率较低,功能上也以互助互济为主.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和农村信用社等现代金融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私人借贷的空间,但并不能完全替代私人借贷.     

对农村信用社利率市场化的建议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彻底市场化和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为此,利率市场改革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显得极为紧迫。而国家的利率改革可能首先在农村地区取得突破。我们设想,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自由化可分为三步展开。第一步,放开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同业利率;第二步,放开农村金融机构吸收农民存款利率,以维持必要的存款来源,蓄水于田;第三步,根据贷款对象的风险和收益,在同业公会的利率基准下,由农村金融机构自行设定利率。当然,要完全实现这一目标,还尚待时日,因为它受诸多因素的制约。约束和风险并存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同时还需…     

再论法国大革命的财政起源

旧制度末期的财政危机是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通常认为的税负过重和借贷过多似乎不是问题的关键。税收体制固有的缺陷限制了政府从增长的经济体中汲取资源的能力,无法为法国的公共信贷提供良性的支撑。普遍税的推行对免税特权的冲击,引发激烈的政治论争,影响到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舆论环境。历次的债务违约导致路易十六时期借贷利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难以消解。政府试图进行理性化的制度改革,但是君主制的内在矛盾,加之公共舆论对其行动能力的约束,使旧制度末期的财政困境陷于无解。从税收体制、公共信贷和君主政治的交互作用所构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语境中,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大革命的财政起源。     

试析古希腊海事贷款高利率成因

海事贷款是古希腊海上贸易的主要“融资”形式之一。与其他形式的货币借贷相比,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利率高。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海事贷款的高利率主要受到了海事活动风险巨大、借贷双方身份特殊、资金供求关系紧张及海事贷款运作的特殊性等因素的影响。海事贷款古希腊海上贸易中起着“融资”和“保险”的双重作用。     

对当前贫富悬殊问题的非经济因素分析

通过对我国当前贫富悬殊问题的原因分析,文章认为非法非正常因素是造成目前贫富悬殊过大的主要原因;政策失误是导致贫富悬殊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部分当权者宗旨意识淡漠是造成贫富悬殊过大的根本原因;弱势群体对重大利益问题缺乏参与权是造成贫富悬殊过大的原因之一。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但较少分析非法非正常因素、政策失误、部分当权者宗旨意识淡漠和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缺乏等非经济因素在形成当前贫富悬殊问题中所起的作用。     

近代早期的国际竞争与财政动员:关于西荷与英法的比较研究

在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对竞争的走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财政动员主要包括税收和公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考察尼德兰革命期间的联省共和国和西班牙、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史可以发现,各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对财政动员的效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体现在税收体制的合理性和公债信用之上,而公债信用之优劣也直接反映在公债利率上。相比而言,英国与联省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使其税收更具合法性基础并提升了其公债信用,从而能够更好地动员民间财政资源;西班牙和法国王权受制于其政治-社会结构,在国际竞争中受其低效的财政动员的拖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乡村个体农民融资途径与结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在农村形成了私人借贷、国家农贷与农村信用社三者并存的乡村借贷体系。在新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新体系的建立,增加了农村资金的供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克服生活困难、发展家庭经济的需要,同时也压缩了高息借贷的活动空间。     

共容利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利益协调

收益分配问题绝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政治和社会制度安排的"正义"问题。本文基于对农村旅游发展现实的大量观察和前人对于中国社会问题丰富的研究成果,把宏观制度研究与微观行为分析结合起来,将影响旅游收益分配的政治过程内生化、模型化,展现了在农村旅游发展中,各利益主体——政治精英、商人利益集团、社区农民为实现各自的目标价值,在制度激励和约束下就利益的分配进行重复博弈的动态过程。本文指出,旅游收益不平衡的制度性根源在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偏重于增长而未能有效地维护个人和社会的正当利益。仅仅依靠金钱补偿,或者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根本不可能达到或实现分配正义的目标。分配正义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从顶到底"地建立一个能给予共容利益最大决策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机制。     

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合作社的借贷活动

合作社是20世纪20～30年代华北乡村经济组织的新现象,它的产生是乡村借贷关系转型和近代化的标志。合作社借贷有利于农民的生产经营,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但其活动也有严重的缺陷。     

建国初期国家农贷的历史考察——以中南区为中心

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是新中国乡村借贷关系转型和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建国初期,为了活跃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家大力举办了农贷。这一时期,国家农贷在规模上是逐年增加的,在发放对象上倾向照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广大贫困农民,在贷款利率上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在贷款用途上绝大部分是为了解决农民的生产困难。总体上看,国家农贷作为建国初期人民政府扶持和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对当时农民的生产经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City and region in the credit market of late colonial Guadalajara,Mexico

Regional studies of colonial Mexico have focused on economic, soci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mes that largely neglect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 centers and their regions. Understanding these relationships is necessary for a clearer determination of the beginning of dependency and underdevelopment. Data for this study come from loan and mortgage documents contained in the Libros de Hipotecas for Guadalajara, Mexico from 1721 through 1820. The records show that most of the credit necessary for rural economies to function came from creditors in the capital city of Guadalajara. Credit flows through the countryside corresponded to the distribution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ocial networks. Districts with larger populations consumed greater amounts of credit in part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many potential borrowers. Those areas involved primarily in trade and agriculture also needed much urban credit, particularly at critical stages in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tricts in which the region's wealthiest families resided also received more credit through the system of personal and business contacts which channelled the distribution of credit. The net flow of credit from city to region, however, does not necessarily indicate unilateral dependence of rural districts on the capital city.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benefits to creditor and debtor indicat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reg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dependence rather than urban exploitation of rural districts.     

Credit unions and money clubs (ROSCAs) (Respond to this article at http://www.therai.org.uk/at/debate)

This article responds to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s high profile endorsements of credit unions and his strong stance against so‐called payday loan companies charging high rates of interest. His views have received wide press coverage along with responses by payday loan companies. This article looks at research on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ROSCA) which flourish in communities frequented by anthropologists worldwide to meet the financial needs of participants. Unlike credit unions, most ROSCAs do not charge interest.     

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农村金融--以农村合作金融事业为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认识到抗战将是持久战,持久抗战的关键之一在于农村能否持久地提供支持。因而,维持和发展农村经济就成为坚持抗战的重要一环。而维持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又在于是否能够为农村提供金融支持。本文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关资料为中心,特别是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农业经济系所作的农村金融调查资料,辅以其他史料,对1939年至1944年间国统区15个省的农村金融借贷、放款利率、放款期限、借贷办法、放款机关等情况进行具体考察,分析和观察其成效与特点,并与抗战前后的情况进行比较,以期对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和演变情况,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