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督抚保题绿营武官的人事权

清代督抚对绿营武官的保题制度错综复杂,本文试图对此分类梳理,以阐明督抚选用武官的职能与作用.本文以督抚的人事权能为标准,将各类保题行为归为非经制性保举、经制性保举和坐缺保举三大类.非经制性和经制性保举由督抚向皇帝和兵部推荐人才,选用权主要在皇帝和兵部,具体任何职或是否任职举主并不清楚;坐缺举用主要表现为题补和拔补千把,是针对具体缺位而保用人才,选用权主要在疆臣.在雍正到嘉庆百余年中,绿营题补缺的比例上升了10个百分点,这反映了清代督抚对绿营武官的题用权缓慢持续增长的趋势.     

乾隆朝引见文官籍贯、出身及相关问题分析——兼与雍正朝引见文官比较

本文通过对乾隆朝引见文官地理分布、职官层级、科举出身等因素的分析,认为政治人材分布越往下层政区越不平衡,京畿和江南是两个最重要的人材核心区域,乾隆朝旗人和杭州府人材地位比雍正朝更突出,笔帖式在乾隆朝更受重用。乾隆朝引见文官的科甲比率总体高于雍正朝,但乾隆朝贡生以下低学历出身者占据中上层职位的比例却高于科甲人员,省区官员的科甲比重与该省区官员比重大致成反比。各项分析表明旗人和京畿区域人材占据选官优势。     

《敦煌杂抄》与《敦煌随笔》刍探

《敦煌杂抄》与《敦煌随笔》是清代边臣常钧在任职安西兵备道期间完成的两部著作,涉及清代乾隆朝以前安西敦煌地区的名物制度、山川景胜的考察,以及这一时期安插在敦煌地区少数民族的活动情况和官员治理该地的举措。这两部书不仅是清代西北史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乾隆朝以后敦煌地方志编修的重要资料。文章利用相关文献,就《敦煌杂抄》与《敦煌随笔》的写作背景、内容和文献价值进行了探讨。     

雍正引见绿营武官的相关问题

本文在考辨官员引见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对雍正朝引见的绿营武官的籍贯、民族、身份、年龄等问题作了详尽的数据表列并进行分析,说明了当时选武官轻视武举人、重视战功等现象,揭示了武官的区域分布和民族构成及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     

清乾隆粉彩开光八仙过海图瓶

粉彩,创始于康熙晚期,鼎盛在雍正、乾隆时期,它是在彩料中掺入了一种含砷的具有乳浊效果的白色彩料—“玻璃白”,有意减弱了色彩的浓艳程度,使色调更为温润柔和的彩瓷新品种。康熙晚期,粉彩瓷器初创,数量不多。雍正一朝,粉彩瓷器的烧造数量和工艺水平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至乾隆朝,由于弘历皇帝的格外青睐,景德镇御窑厂瓷器的生产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官窑粉彩瓷器的制作,在保留中国陶瓷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洋工艺美术的优点,烧造出许多具有新意的粉彩瓷器,工艺精细、图案华贵、色彩艳丽成为这一时期官窑瓷器的特征,…     

唐英承旨所烧宫中供奉的观音像

唐英,字俊公,别名“叔子”、“陶成居士”、“陶铸”等。关东沈阳汉军正白旗人。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农历五月初五,卒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曾侍奉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他长期在内务府任职,于雍正六年始至乾隆二十一年主持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督陶事宜,因成绩卓著深得当朝皇帝的垂青。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珍藏的瓷塑白釉观音像,就是唐英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奉旨烧造的。此白釉观音菩萨像,高19.5、宽21、底     

从符望阁壁钟看雍乾时期宫廷大墙表制作

紫禁城乾隆花园符望阁东北隅室内戏台背景墙上有一座造型精美的壁钟，清宫档案中称之为“墙表”，这是目前宫中仅存的确认为乾隆时期制作的墙表，此类钟表在雍正、乾隆朝的档案中曾大量出现。本文从符望阁墙表的现状出发，简述了雍乾时期此类墙表在内廷、皇家园囿、行宫等处的安设状况，梳理了墙表的设计、制作、拆改过程，并对这一时期墙表的形制、工艺和材料进行深入探究，归纳出雍乾时期墙表样式、造型特点，阐释了墙表与装修陈设组合的关系。     

明代镇戍武官军政考选初探

伴随着朱元璋及其后继者以道德教育和量化管理两种手段管理武官举措的失败,武官考察制度应运而生,军政考选就是对武官实行五年一次的考察制度。明代镇戍武官军政考选制度发端于弘治年间,确立于正德年间,发展于嘉靖、隆庆时期,定型于万历初年。军政考选的方法是:高级镇戍武官自陈行状业绩求退,中下级镇戍武官由守巡兵备官员、督抚按和兵部及兵科官员自下而上层层考察,最后皆由皇帝决定去留。由于镇戍武官任职条件和镇戍武官军政考选僵化程序的限制,加之明代后期文官集团的普遍腐败,军政考选的积极作用受到削弱。     

浅谈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青花瓷的特点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长达130余年,是清代经济繁荣时期,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黄金时代。笔者对这一时期中国的青花瓷器谈一点浅见。     

清代瓷礼器和相关的典章制度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瓷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制瓷工艺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这时期的瓷器,胎质细腻,釉面润泽,品种丰富,特别是乾隆朝的仿古瓷质礼器其烧造数量、质量、种类都创历史纪录。     

“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辨

史载"周氏以降,选无清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魏、北周时期选官制度发生变化的一面,但却忽略了其时选举制度依旧注重门第与官分清浊的一面。西魏、北周时期,九品中正制依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并在维护关陇士族和当朝勋贵的仕宦特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时职官制度仍有流内与流外之分,"九命"与"九秩",就是在北魏"九流三清"和"勋品流外"官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是北周官分清浊的重要表现形式。西魏、北周的清浊观念也十分显著。"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并未全面、真实地反映当时选官制度与职官制度的实情。     

《满洲实录》成书考

《满洲实录》是记载满族先世源流及清太祖努尔哈赤事迹的官书。本文考证了《满洲实录》的前身《太祖实录战图》的来历以及与太祖实录的关系,澄清了《太祖实录战图》是一本没有文字的图册。还考证了《满洲实录》成书的时间,并从文献记载和历史事实两方面,指出《满洲实录》83幅插图当中,前6图是乾隆时期所补绘。另外,本文还论证了《满洲实录》中清高宗题诗注文所言"实录八册"为《太祖实录战图》八册,而非后世学者以为的《满洲实录》八卷。在以上考据的基础上,本文首次在史学界揭发《满洲实录》是一部清高宗亲自参与作伪的伪书,并分析了清朝统治者作伪的动机。最后,鉴于《满洲实录》是一部伪书,本文还重新评定了《满洲实录》史料价值。     

清乾隆中后期罚扣大员养廉银与其行政处分之关系探析

自古为官皆有禄,禄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在清代,从雍正朝开始,外官不仅领有俸禄,还有丰厚的养廉银.迨及乾隆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治政中频繁出现了罚扣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养廉银的情况,这形成了乾隆朝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从乾隆罚扣地方大员养廉银的缘由、目的及具体运作来分析,这项措施与地方大员所受的行政处分有密切关系.即在运作中,出现了以罚扣大员养廉银代替其所受行政处分的情况,而且这种代替经历了开始、发展、减弱、制度化等过程,最后以法的形式在乾隆后期确立下来.本文对此做一粗浅分析,试图揭示乾隆时期处分制度的再调节与多样化.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     

清代“烟瘴缺”制度演变考——以两广所属文官为中心的探讨

烟瘴缺是清廷于烟瘴地区设立的特殊官缺。在烟瘴缺选人条件方面,经历了从严格限定到逐渐宽泛的过程。选人方式方面,康熙时地方督抚题补阶段为掣签,雍正以降,改为督抚、两司"会商",其实质为地方督抚对题补缺人事权形成垄断。再者,乾隆初年确立了以保障烟瘴缺官员生命健康为核心的五省籍贯制度,该制为两广部分烟瘴缺所特有,他省未见此制。烟瘴缺俸满升迁方面,由起初列于即升班内,转为部分留于本省升用,说明督抚在烟瘴缺题补中分割吏部对官员任命权的同时,也被迫承担了原本由吏部承担的责任,呈现出权力与责任趋向成正比的态势。乾隆中期以降,烟瘴缺制度未有大的变动,说明其时清廷边疆治理体系已相对成熟稳定。     

烧造瓷器章程制定后御窑烧造经费的核销

清乾隆朝督窑官唐英制定的《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详细记述了烧造各种圆、琢瓷器制价的方法和标准,内大臣制定的《奏为议定烧造瓷器章程》规定了破损瓷器和解缴次色瓷器变价银的核销比例。两份章程组成一份完整的定例,于乾隆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奏明遵行,成为朝廷核销烧造瓷器费用的依据,标志着景德镇御窑烧造经费核销制度的基本完善。     

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群体的入仕考察

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后金奠基立业中形成的八旗世职集团,一开始就是这一隆兴政权的实际主宰.天聪时,部院等文职衙署设立后,他们又充斥并操纵部院要害部门,直到顺治中期,以世职集团为核心的清初政局还呈现着鲜明的贵族政治特色.顺治以后,八旗世爵世职及其子弟任官的特权仍通过一些制度体现出来并得以历朝相沿.     

盛世隐忧：从乾嘉文治看清朝由盛而衰

以盛世光环载入史册的乾隆朝在文治领域潜伏着重重隐忧。当时朝廷重视经学,而思想上却不认同民间汉学;虽然承袭庙堂理学,却对其内圣外王鲜有心得,并且压制朝野理学的发展。同时,统治者的信仰世界混乱、迷茫。嘉庆朝的经学政策略有调整,重新重视理学,又强调以勤简为政,但总体上缺少新意,无济于事,清中期遂成武功彰显而文治偏失的格局。这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重要根源。     

明清东南沿海卫所军户的地方化——以温州金乡卫为中心

金乡卫设立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下辖蒲门、壮士、沙园三所。清初废卫为镇,改称金乡镇(金镇)。由明至清,卫所军户由单列"卫籍"的特殊群体渐次演变为普通的编户齐民,并逐步融入当地社会,这一过程,可谓为"军户的地方化"。军户的地方化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明中后期,军户家庭逐步形成,军户地方化初现端倪;(2)清前期,裁并卫所,军户转为民户,屯田改为民地,军户地方化进程加速进行;(3)清中后期,军户家族形成并趋于稳定,军户与非军户融合,军户地方化最终完成。军户的地方化是东南沿海沿海卫所军户群体演变的普遍趋势,也是沿海地方社会构建的组成部分。     

The organisation of military religion in the armies of King Edward I of England (1272–1307)

King Edward I of England (1272–1307) was an exceptionally capable leader both on the battlefield and in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s necessary for the successful pursuit of his military objectives.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Edward’s reign has benefited from extensive scholarly attention,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matters such as military recruitment, battlefield strategy, and logistics. However, one major lacuna has been an examination of the pastoral care made available to soldiers serving the king in both peace and war. This study considers the means by which both professional fighting men and militia forces serving in the armies of Edward I were provid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obtain pastoral care. It considers in turn, soldiers attached to the royal household, the troops of the royal garrisons, militia forces drawn from the shires, and finally the contingents provided by men who held land from the king through military ten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