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民主与共和制度的发展演变

中世纪欧洲民主与共和制度的发展演变郭方西方近现代民主与共和政治制度起源于西欧,其政体的各种形式与机构,如单一或联邦共和制,君主立宪制,代议制及代表选举制,法律与司法制度,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等,它们的渊源与发展均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在从...     

民国元年袁世凯的困惑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几乎完全忽略了在国内对共和理论的宣传。袁世凯主张变法救国、君主立宪,但对西方文化政治理论知之甚少。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共和的观念被大汉族主义和种族革命的膨胀性宣传所湮没。孙中山颁布的《临时约法》给袁世凯做了一个因人废法、因人修法的不良示范,袁世凯的智囊们设想的国家体制与治国方略仍然是"开明专制",袁世凯曾经试图了解共和制的意义,主张效法美法,但他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国民素质需要提高的一面,从而淡化了对共和理论和制度的探求。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国体虽变,理念依旧,共和国的大总统袁世凯既不知道共和制国家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政体优越性在哪里。     

梁启超与共和观念的初兴

自1879年今义的"共和"进入汉语世界,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前,中国人"共和"的观念只是零星和片断的,所指能指因人而异。与通常认为梁启超反对"共和"的认识相反,今义"共和"学说以及相关观念的引进,共和思潮的初步涌现并产生广泛影响,正是由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不顾康有为的高压,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依托,进行坚持不懈的宣传的结果。可是,正当共和思潮勃发之际,中国新党和海外华人内斗的现实、美洲共和制各国的弊病、列强争霸的大势以及重新解读相关学理等因素交相作用,从新大陆东归的梁启超却宣布告别共和,一步退至开明专制。梁启超虽然失去共和先驱的历史地位,但其对于青年的鼓动激励仍然令人难以忘怀。     

民主共和政体与当代中国民主共和制的实践

民主共和制政体在经历了古老而久远的发展历程之后,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要求实现共和之后得到了普遍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结合中国实际而创立的新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并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而不断向前推进。     

民国初年共和派与帝制派的论争

由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治出现了种种问题,招致人们的批评。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利用此种批评,称共和制易造成内乱,不适合中国,而君主制则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利于秩序的恢复与立宪政治的建立。由此引发共和派与帝制派的思想论争。在论争中,共和派揭破了帝制派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面目,捍卫了共和民主的价值,并提高了自身对于共和政治的认识,对共和政治试验中出现的问题,能给予理解,对中国建立共和民主的艰巨性、长期性,也有了明确的认识。     

“中华民国”国号的来历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告了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君主制度的终结。从此,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新诞生的国家的国号就叫做中华民国,实行共和制政体。 共和制要求国家元首和国家政权机关定期由     

共和英杰蔡松坡

蔡锷,字松坡,原名艮寅,生于1882年12月17日,逝于1916年11月8日。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探求挽救国家危亡的道路而自强不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而斗争;当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时,他在云南与唐继尧、李烈均等共举义旗,护国讨袁,粉碎了袁世凯的复辟迷梦,从而以著名的民主主义者,杰出的共和派军事家载入史册。     

明治前期日本对国家体制的认知与论争

明治前期,日本社会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国家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摆脱传统史观的束缚,探究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体制,就其优劣长短进行了深入的辨识、比较和分析,并由此提出了自认为最适合日本国情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的构想。这种突破传统的认知与论争,反映了日本社会近代政治意识的觉醒,为其确立近代化国家体制奠定了理论前提。     

试论14、15世纪佛罗伦萨的贵族政治

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是当时欧洲世界的中心,与经济文化方面的活跃相比,共和国在政治上相对沉寂,显示出明显的贵族化集权趋向。但是在共和主义传统影响下,佛城集权政治保留了共和制形式,维持了个人与集体、共和与专制之间的平衡,保持了社会开放性、多元化的特征。对这一时期佛罗伦萨的贵族政治应当从两方面评价,一方面专权政治孕育的个人专制的萌芽,是佛罗伦萨16世纪以来共和主义危机、共和国覆亡的根源,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相对集中的政治对共和国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共和派对古典民主与共和制度的运用

17世纪英国社会与文化具有浓厚的古典氛围,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古典特色,上层社会的古典修养,以及近代资源的缺乏,让共和派思想家们大量借用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抨击君主专制,积极阐述共和政治的优点,并以古代雅典、斯巴达和罗马的共和制为基础,构想近代国家的制度与体系。在某些情况下,古典传统可能直接激励了英国人的革命行动。霍布斯对古代自由和永恒战争状态的抨击,从反面体现了古典共和传统的积极作用。但英国革命毕竟是近代的产物,革命进程主要由17世纪英国的社会基础决定,而且共和派只是当时思想潮流的一个分支,其理论基础也主要来自近代的契约理论与天赋人权。古典共和传统主要是给他们已有的信念和行动增加权威的一种手段。     

居廉水墨杂花册鉴考

"居古泉先生是承前启后一位大师,岭南三家初得新技法,合居氏画风影响创出新国画。此册是居氏神来之笔。虽未署款,审定为晚年精品无疑。吾曾见居氏花鸟册不下十余件,但未有及此者,近兄以重金购藏,可宝也。壬申五月、善深。"这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杨善深先生在居廉《水墨杂花册》中的     

夏文明崛起的生境优化与中国城市文明的肇始

夏民族从颖河流域和汾河下游发展到伊洛平原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生境的不断优化而步入了文明时代,建立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二里头王都,从而开启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先河。二里头城市文明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夏文明的跃进。     

新乡市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精品展》的陈列设计

新乡市博物馆搬迁至原平原省委旧址后,利用旧址主楼推出馆藏文物精品展览.其中<馆藏青铜器精品展>在展室面积、展线长度及展室结构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精选青铜器103件,内容分青铜礼器、青铜兵器、铜镜三大部分,展示了青铜器在国之礼仪、国之战争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出新乡市博物馆的文物特色,较好地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The Work of the Institute of Ge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in 1958

The author defines satellites primarily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muting links with the central city or cities. He discusses characteristics of satellite cities and towns and their functions,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location of satellit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oviet city planning. In the following translation, the Russian term gorod has been translated as city, and poselok gorodskogo tipa (urban-type settlement) as town.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生年之发现

清初文人画家宋骏业向来不为绘画研究者所重视,只因其曾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奉命而举荐王翚（1632-1717年）主绘《康熙南巡图》、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与孙岳颁（1639-1708年）主编《佩文斋书画谱》、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与王原祁（1642-1915年）先后主持《万寿盛典图》而进入绘画史的视野,故其生平资料现存甚少。《清史稿》将宋骏业小传附于乃父《宋德宜传》之后,曰：子骏业,自副贡授翰林院待诏,直御书处,历兵科给事中。康熙四十一年,     

民国时期的商会票概论

民国时期纸币发行混乱,呈多元化货币发行的格局,但在各种主体发行的货币竞存中,乡村底层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即县乡纸币,是最独特的一种。笔者有幸参与由戴建兵先生主编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县乡纸币卷》的编写,有机会对石长有先生等人收藏整理的民国时期县乡纸币有较全面而又直观的了解,其中经商会注册或由商会直接发行的纸币尤为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