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暹罗陶瓷代币的解读——兼论其折射的华工形象

正暹罗即今泰国的旧称,在古今海上丝绸之路中都占据着重要的战略位置。中暹(泰)之间的文化经贸合作由来已久,据史料记载,郑和七次下西洋,曾三次到达暹罗。自古以来,华侨下南洋谋生,暹罗就是一个重要的落脚点。随着19世纪暹罗经济的蓬勃发展,华人移民的步伐迅速加快,"到了下半叶时,一种有组织的预付船票应运而生,导致大批劳工移民的涌入,到了19世纪末,暹罗华人已遍布各地。"[1]     

《朝贡与利润:1652—1853年的中暹贸易》出版

正吴汉泉(Sarasin Viraphol)著、王杨红等译《朝贡与利润:1652—1853年的中暹贸易》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全书25.9万字。该书考察了17—19世纪暹罗与中国在朝贡关系下的海运贸易行为,并分析了中国在暹罗的海外贸易和国内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17-19世纪中叶暹罗对外贸易中的华人

选择17至19世纪中叶暹罗对外贸易中的华人作为研究对象,分不同阶段,对其在暹罗的对外贸易活动进行了描述,对暹罗华人在暹罗对外贸易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了探讨。由此得出结论,华人在暹罗对外贸易中,利用其自身优势,逐渐成为主要参与者和经营者。他们通过对外贸易活动,发展了自己的商业,积累了财富,同时满足了暹罗王室对海外贸易的需求,享受到国王赐与的特权,为其在暹罗事业的发展打下基础。     

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清末民初中暹建交的名分交涉

清末民初中暹因争夺华侨而引发建交谈判。交涉中,在国家元首称号上,暹方强求中方将暹罗国王“King”译为暹罗皇帝“Emperor”,为中国所拒,建交谈判因之破裂。其根本原因在于暹罗原为中国属藩,在接受国际法后,开始废弃中华世界秩序原理,在国家定位上改采主权对等、国籍上改采属地主义的国际法。因追求中暹平等地位,以致造成东西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尤以“名分秩序论”之文化价值冲突为甚。     

明清时期华人向暹罗的移民

15世纪初,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居民开始移居暹罗。到20世纪初,华人移居暹罗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形成历史上华人向暹罗移民的高潮。不少华人与暹罗妇女通婚,定居于此,并遵从暹罗的习俗、文化,逐渐被暹罗人同化。     

两方明代石碑 一则海贸故事——《却金坊碑》《却金亭碑》考述

位于中南半岛南端的暹罗(泰国)很早便与中国有着海贸来往,六朝时期的汉文文献即记载了两国之间的交通往来,嗣后两国关系史不绝书。入明以来,暹罗同中国贸易更频繁,关系愈密切。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明代(1368-1644)的270年中,暹罗派遣使臣到中国访问共有112次,平均两年多一次。中国明王朝的使臣访问暹罗国也有19次之多。     

16-17世纪在暹罗的葡萄牙人

16世纪,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相继来到暹罗进行商业活动,并寻求建立贸易据点。葡萄牙人是最早到达暹罗的欧洲人。暹罗丰富的物产早为葡萄牙人所瞩目,同时敏锐的葡萄牙人觉察到,暹罗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与南洋贸易航线上的重要国家,这使其成为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中枢。因此,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马六甲后,积极寻求同暹罗建立友好关系,以便能够在这一地区发展贸易、扩大影响。     

收藏郑和宝物的泉州人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航海家,自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七次率船队远航东南亚、南亚、西亚,直至东非海岸的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最人时船队约二百余艘大小船舶,人员多达二万余人,各司其职、管理严密。其海船之多,吨位之巨,人员之众,技术之精,航程之遥,均是史无前例的世界航海壮举。郑和七下西洋,对扩大中外和平友好交流,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据考证,郑和的船队通常由苏州的刘家港启航,南下后屡次进入闽江,     

明清之际日本长崎福建籍唐通事家系概略（一）

日本江户时代（1615—1868年，相当于中国明末清初），长崎是唯一对外开放的门户。中国所有的贸易船都汇集到长崎，也吸引了一批有势力的优秀华人．形成了特殊的华人社会。当时在旅居长崎的华人中，福建人占多数。在唐通事活跃的260多年里，前后有近千人充任各级唐通事，其中出身于福建籍家族的人又占绝大多数。     

澳门沧桑480年

澳门，从明朝正德十三年被侵占到1999年回归，共计是481年。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因是什么？先说1517年，葡萄牙王国的使臣比利（加必丹末）到达广州，他带来葡萄牙国王曼纽尔的一封信，准备到北京去朝见正德皇帝：“贡方物，请封。”比利是里斯本一个药剂师的儿子，他乘风破浪带一支船队到了广州，以为可以做一笔大生意。但是，中国人对葡萄牙人印象不好，因为几年前，葡萄牙人以海盗行径占领了明王朝保护的小国满刺加（马六甲）。这次比利要求到北京朝贡，北京礼部（外交部）通知比利立即离开广州回国，并奉诏“给方物直…     

1937—1946年的中泰关系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法西斯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而浴血奋战。１９３８年底,暹罗组成了以军人披汶·颂堪为首的新政府,奉行亲日的外交政策,给中暹关系的改善增添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被迫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泰关系如何发展,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一披汶·颂堪政府上台后,从１９３９年６月至１９４２年１月,接连发布了１２项政府通告,对内奉行国家主义政策,推行泰化运动。１９３９年６月２４日发布的第一项通告中,把暹罗的国名改称泰国,并修改了国歌。更改国名,修改…     

明末在菲律宾的华人经济

明末在菲律宾的华人经济黄启臣菲律宾位于亚洲的东南部,与台湾省隔海相望。因为地缘接近,中菲两国人民早在唐代已有交往,宋元时代已有贸易往来。但华人大批到菲律宾定居及发展经济,则是明隆庆开海贸易之后。１５６５年（嘉靖四十四年）６月４日,以黎牙实比（Ｍｉｇｕ...     

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的发展与特点

战后,随着东南亚华人经济的崛起和华人银行金融业的发展,东南亚华人金融集团迅速形成,这些颇具规模的华人金融集团,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并逐渐向海外扩展,它们在促进本国经济乃至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一华人金融集团的迅速发展东南亚华人银行创办于20世纪初。1903年,新加坡出现了第一家华人银行广益银行,接着四海通银行、华商银行、和丰银行和华侨银行怕继成立。19C6丰,印尼出现黄钟涵银行。1908年泰国出现了暹华银行、顺福成银行,接着陈炳春银行、复利银行也先后成立。本世纪初华人银行的出现,标志着当时华人经济发…     

郑和下西洋与明初的外交政策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名的航海家。他从1405年(明永乐三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的28年间,7次率领船队远航,到达东南亚、印度洋、红海、东非等区域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由27000余人、200多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在当时,其航海船舶数量技术之先进,     

美国华人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论文通考

海外华人是中国古典文学跨文化传播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二次大战以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大本营由欧洲转移到美国,而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又集中于高等学府,以此为背景,一批批美国华人博士生选择中国古典文学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美国华人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论文知多少？笔者1993年在荷兰莱顿大学任客座研究人员时遍考汉学院的馆藏资料和工具书,①并利用国际计算机联网系统检索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包括新、旧馆）的藏书,共辑得美国华人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论文171篇,这意味着在美国有同样数目的华人在各高等…     

日本1994年清史研究概况

一、清（1840年以前）近年的清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对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具有固定结构特征的“共同体”的考察,而是注重探究社会集团的产生、衰亡及其流动变化。由此着眼,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岸本美绪先生就曾提出：“在咱由’社会里,秩序如何成为可能呢？”（岸本美绪《“市民社会”论与中国》,历史评论））527）换言之,在实现高度社会流动的传统中国社会,秩序形成的系统以及稳定组合的要素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原有结构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将以此为基准,对去年发表的众多研究论著展开述评。在法制史方面,寺田洁明《明清时期法秩序中…     

清前期中国与巴达维亚的帆船贸易

中国与巴达维亚（雅加达）的帆船贸易,既是清前期南洋贸易的主体,也是中荷通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多世纪,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它的兴衰,反映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帆船业由依靠、利用到排斥的过程;同时,也记录了中国商人和南洋华侨,在西方资本主义掀起的商战中,反抗霸权主义的斗争,以及他们对印尼经济发展做出的卓著贡献。18世纪前30年,被称为中荷间接贸易时期。此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不直接派船到中国口岸,而是依靠中国帆船来往于闽广和巴达维亚之间,完成进出口贸易。这种通商方式,客观上为刚刚弛禁后的中国…     

试述早期华人移民荷兰

华人移居荷兰,在荷兰形成少数民族群体是近百年的事。但是远在400年前已经有华人抵足并逗留荷兰,直至20世纪初才出现华人移民荷兰潮。2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华人移居荷兰情况怎样？20世纪初为什么出现移民潮？早期华人来荷与后来的移民在方式与性质上有何不同,等等。本文试述早期华人移民荷兰的情况,以就教于海内外侨史研究者。一19世纪前来到荷兰的华人谁是最早来荷兰的华人,是一个难予考证的问题。包乐史先生（L·Blusse）著《中荷交往史》记述了一位叫恩浦（Impo）的华商大约于1600年搭商船抵达荷兰,并在荷兰接受基督教洗礼。①…     

父亲刘双恩与“海辽”号起义

父亲刘双恩原任中共闽中地下党厦门工委书记,1948年调中央办公厅直属香港“华润”公司,奉命创建“华夏”海运公司并组建船队,首开华人开办国际航运的先河,也由此开启了新中国的贸易航运事业。他是第一任共产党员船长,驾驶“东方”轮秘密为解放区运送急需物资,护送著名民主人士到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他领导国民党招商局轮船“海辽”号起义,在商船界第一个升起新中国的红旗。     

建国六十年来的人类学华侨华人研究

建国六十年以来,人类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果把田汝康教授撰写的《沙捞越华人》一书的出版（1953年）当作中国人类学家研究海外华人起点的话,那么中国人类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已经有近60年的历史。该书阐述沙捞越华人的移民过程、华人社团的组建、华人社区的性质、农村经济和家族关系、职业和当地市场经济、当地市场经济和橡胶贸易、权力问题、华人与祖国的关系等,是典型的民族志式的海外华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