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社会的六种社会形态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看,广为流行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所说的社会形态缺少实行“生产资料特殊公有制”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是第六种一般性的社会形态。确立人类社会有六种社会形态,能够深化对人类社会六种社会形态的认识,还能够更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与“社会主义社会”有关的问题。     

公民与公仆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也包括了第一阶段或日初级阶段或日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的论述,我们得以知道,这个“联合体”即是“公民社会”,它的组成是“公民”。     

马克思“古代所有制”理论研究

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的制度,它在生产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体现着现实的人们之间最本质的社会关系,决定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马克思对它非常重视。早在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１８５７年,马克思就对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作过认真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古代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界定这一理论的内涵与外延,明确“古代所有制”与“奴隶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对于人们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具有很大的意义。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问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也是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理论概念内涵的理解,大体可以分为五形态体系内说和五形态体系外说。五形态体系内说的原始社会说,更切合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史的实际。亚细亚的原始所有制以及由此构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西方都曾经历过的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中国原始聚落共同体所有制,是亚细亚的所有制的最古老形式之一。从中国原始聚落形态的角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路径,更切合马克思关于生存方式决定文明起源路径的思想,也印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原始社会说。     

浅析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与基石,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也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以及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价值创造为价值分配提供基础,决定价值分配的却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并存,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基本分配制度。     

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

近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家们,都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著名原理的重要性,明确了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必须首先从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着手。目前已经有很多史学家发表文章来论述这一重要课题,现在我们就把几篇专门论述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作一个简单概括的介绍: 一、主强封建土地国有制占主要地位者的论点侯外(?)先生在一九五四年第一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的文章。侯外(?)先生在文章中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理论大师论述“亚细亚土地所     

明清时期贵州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转化与发展

明代,贵州社会形态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清代,这一变化了的社会形态诸领域继续向纵深发展,最终导致封建领主制的崩溃和封建地主制的确立。就其发展进程看,首先因上层建筑的核心——政治制度发生变化,然后引起经济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表现得明显、突出。这是贵州的地理位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其与     

论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内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是富而且是全民共同致富。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起着决定性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是现阶段我国达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着人们在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①…     

论生产资料所有权内涵的演变

长期以来所有权被看成是至高无尚的东西,在社会不断走向开放,财产权力不断分解的今天,人们仍然在受这种观念的束缚。本文拟对生产资料所有权演变进行分析,以说明所有权在社舍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从而深化对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并存的理解。一、两权分离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化封闭式所有制理论的根本观点是所有制就是所有权的归属,即归谁所有,而归谁所有也就是归谁占有、支配和使用,古典理论和立法都把所有权看作所有者排他性的“意志专有的领域”,“使用和滥用的…     

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思想研究

所谓时代问题,就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发展态势与发展趋势的认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性的认识,包括两种基本思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三种社会形态理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思想,而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与三种社会形态理论统一起来。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从“神树”到“钱树”——兼谈“树崇拜”观念的发展与演变

“树崇拜”是世界各地早期人类一项重要的信仰习俗,在我国西南地区有广泛的影响。三星堆出土的三千年前的青铜神树和四川等地出土的东汉前后的大量青铜钱树,是“树崇拜”的珍贵遗物。它们不仅造型优美、内涵丰富,而且有其内在的联系。研究两者的特征、异同及其演变情况,有助于揭示古代先民的思想观念发展变化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问题。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诗无隐志”，“其犹重门”——“上博竹书”印象

对“上博竹书”的研究,无疑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我们便随处可见专家学者们对这部竹书的品头论足与考订释读。然而,从总体上看,人们对它的基本认识和看法却并不一致。仅就这部“竹书”的主体内容而言,有人称它是“《孔子诗论》”;还有人称之为“古《诗序》”,进而认为,所谓“《孔子诗论》”的说法并不妥当。于是,争论日起,尚未止息。本文认为,这种有关称谓的争辩是无畏的,因为比此更必要也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搞清楚孔子这部“竹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和道理。本文以所谓“诗言志”与“诗无隐志”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思想和道理就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     

楚竹书《申公臣灵王》与《平王与王子木》两篇补论

本文对上博所藏楚竹书<申公臣灵王>与<平王与王子木>两篇中所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补论,以便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容,探寻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国货周刊》解析“国货年运动”

近代国货运动阶段性明显,呈现由低级到高级渐次发展的趋势。学界偏重对整体中的某一侧面进行考察,纵向比较分析虽偶有着墨,但都比较笼统,史料也欠详实。《国货周刊》与30年代的国货年运动相始终,集中反映了这次运动的历程与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国货年运动是近代国货运动的最高峰,无论是组织领导的严密性、宣传形式的多样性,还是社会参与的广泛性、运动开展的深入性等方面都远远超出以往的任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