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初步形成——以《大学》《中庸》的“日本化”为中心

壬辰战争的失败和清朝的统一意味着日本在军事层面扭转中日落差行动的破灭,但明清鼎革给江户日本带来了"华夷变态"的直接反映,为日本在文化层面扭转中日落差提供了契机。然而,中日之间悬殊的文化落差毕竟是日本难以逾越的鸿沟。于是,以古学派为主的江户学者认为,朱子学把佛老思想引入儒学的严重后果是中国在文化上的"由华变夷"。江户学者通过对《大学》和《中庸》的新诠,将其去"中国脉络化"而建"日本脉络化",其重点不再阐述"格物穷理"、"天道性命"、"人心道心",而着重论述"人伦日用之道",并以政治而非道德为中心,"伦理意识"逐渐让位于"政治事功",进而在文化层面上实现日本的"脱夷入华",为日本文化的中心主义提供学理支撑,初步完成了近世日本"自文化中心主义"的建构,对其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军队国家化”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语境

资产阶级军队国家化源于西方对军队封建君主所有否定的历史实践。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个人独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源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其目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政治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与防止个人独裁的初衷并不矛盾,"军队国家化"在今天的语境成为西方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手段。     

“菊与刀”模式下日本外交政策的文化根源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日本一贯以虔诚的文化崇拜者和"淘金者"的身份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时至近代,在深受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之下,日本开始逐渐摆脱东亚文化圈的"束缚"而走上脱亚入欧之路,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其外交政策的制定,这种转变源于日本国民早已形成的"菊与刀"文化模式。     

马英九握稳台军军权了吗?

当台湾走向民主进程、台湾"军队国家化"之后,领导人只能要求军队在其任期内,作"阶段性的效忠"。这也是今日之台军,与过去两蒋时代的"国民革命军"或"国军"截然不同之处     

一九四六年宪政运动的失败及其教训

1945年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是在日本明确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关键时刻举行的。在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中,明确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合法平等的基本原则,其后在1946年初,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一起,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和谈签订了军队国家化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协议、政府组织协议、国民大会协议和宪法草案协议,达成了宪政的共识,这就是要改组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府,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民主宪政国家,从而为中国保障人权、走向现代文明奠定基础。     

日本神道的发展及形成

正中国和日本传统文化均有三根支柱:儒佛道。不同的是,中国的道是道教,日本的道是神道。神道也称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对日本文化有深刻影响。被称为"中国知日第一人"的戴季陶,在《日本论》一书中写道:"表面上,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而骨子里日本人普遍信仰的是神道。"但是,神道也是在与外来思想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     

“80后”写作中的日本动漫文化印象

20世纪80年后出生的一代人,是在铺天盖地的日本动漫熏染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享有着与前辈们完全不同的文学影响资源,其文学创作也显现出了日本动漫文化的强劲影响。本文从"80后"写作的文化特质与表现手法等方面简要分析了日本动漫的影响关系。     

文化后工业——小议后工业社会中的中国文化发展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对未来作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预测和描述,并逐渐成为现实。中国在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具有了一些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文化发展反映了社会变迁,也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笔者分析了中国文化发展,如媒介爆炸、意识混乱、自我断裂和群体断裂、服务型经济冲击等,并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出发,结合全球化大背景和中国实际,提出重视"公众家庭"、建立"社群主义"、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化走向全球化等措施,以促进文化和谐发展。     

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     

“爱”与“死”的纠缠——渡边淳一《樱花树下》与日本文学中的死亡情结

渡边淳一作为日本当代"大众文学"作家,在日本几乎被认为是一种"读后即弃"的一次性文化消费品。然而,若进行深入探讨,可以发现在渡边淳一的这种日本当代"大众文学"中也深深地反映了日本文学中传统中的爱情与死亡伴生的现象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死亡意识"、"死亡美学"等,可见日本传统文学对日本现当代文学的深远影响。本文试从死亡美学角度对渡边淳一《樱花树下》进行解读。     

“瑞雪兆丰年”与中国农耕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问题

古代大陆移民给日本列岛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业思想文化,对推动日本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然而,由于日本本土氏族对冬季降雪与农业生产之间关系的认识淡薄,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瑞雪兆丰年"这一农谚并未能在日本产生相应的影响。日本本土氏族接受了大陆文学中关于"雪"的意象,但是却没有吸收相关的农耕思想文化成分。大陆移民影响力的局限性、本土氏族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选择性吸收方式以及古代日本人固有的农耕节气观念,是导致这一结果的3个主要原因。     

日本古代国家疫病祭祀中的鬼神观念

镇花祭、道飨祭和疫神祭是日本古代国家神祇祭祀体系中的与疫病有关的祭祀。本文主要是分析这三个祭祀中蕴含的与疫病有关的鬼神观念。镇花祭体现了日本传统的"神作祟"观念,道飨祭是一个混合了中日两种文化因素的祭祀,一方面其思想依据是鬼魅、特别是中国的疫鬼观念;另一方面,道飨祭对于鬼魅的态度并非中国式的暴力威胁,而依然采取日本原有对待神的恭敬态度。疫神祭中的"疫神"则是把中国的疫鬼改造为日本式的"神",纳入日本原有的神祇信仰的话语体系。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疫病祭祀的角度对三个祭祀进行整体把握,发现道飨祭和疫神祭的鬼神观念均来源于中国的"疫鬼",以及日本原有的"神"观念对中国的"疫鬼"观念的改造,从而形成国家的神道祭祀中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共存的状态。     

情场上的武士道

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下的第一句话是,"在美国倾举国之力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这个敌人是最另类的"。对西方军队来说,保护自己,消灭敌人,是战争的基本法则和惯例。但美国人发现,西方的这种基本法则和惯例,对日本人完全不适用。日本人大规模展开的"特攻作战"这种"最另类"的战法,令美国人感到迷惑和惊愕。正是为了弄清这种"最另类"的战法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关     

重返“古苗疆走廊”——西南地区、民族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视阈

元明时期新开辟的从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东路"驿道,不仅是维系内地与西南边陲往来的主要交通命脉,并且也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地区政治版图的变化。本文首次提出了"古苗疆走廊"这一概念,初步探讨了这条走廊对贵州省的建省、明清时代"苗疆"地区的"国家化"过程以及民族关系等所带来的影响,并对"古苗疆走廊"的地域及族群文化的特点等进行了初步整理和分析。就今后推进"古苗疆走廊"作为"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申报的可能性问题,也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朝鲜牧羊业与日本的殖民统治

明治维新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通过军事侵略、经济扩张、文化渗透等各种手段贯彻其大陆政策,牧羊业向大陆的扩张是日本大陆经济扩张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度促进了日本牧羊业的发展,作为其殖民地的朝鲜亦卷入日本的牧羊业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设立了"日满绵羊协会",力图在日本本土、中国东北及朝鲜发展牧羊业.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华北及"蒙疆"地区后,又设立了"东亚绵羊协会",全面负责日本本土及殖民地、占领地的绵羊改良增殖事务.朝鲜主要担负向大陆绵羊改良提供所需种羊之任务.日本在朝鲜发展牧羊业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大陆侵略政策"提供军需羊毛资源.     

永远跟党走,做党的忠诚卫士——浅析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大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言论,企图弱化、分化我国军队。最近这种说法在国内也是甚嚣尘上,党中央十分重视。本文作者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内涵以及重要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     

物语的叙述与文化记忆——关于日本古典文学中琵琶"玄上"的故事

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该民族的故事叙述。对日本文学中有关"玄上琵琶"的记述,以及各种派生出来的分枝故事的梳理,有助于理解日本文学对外来文学、文化的受容方法,也有助于把握日本文学中的变容对文化记忆的干预。     

泰雷的“国家谷物专卖局”与生计问题国家化

法国财政总监泰雷神父1771年初创办的"国家谷物专卖局"虽然不断得到欧美史学界的重新审视,但都没有跳出旧制度的视角。本文将国家谷物专卖局置于生计问题国家化的视角下考察,认为它的建立是泰雷将生计问题的管理权从地方收归中央,在全国范围内促进谷物流通的重要尝试。由于封建制度的阻碍和绝对主义王权的畸形发展,国家谷物专卖局未能完成生计问题国家化的目标,但是它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浅析明治维新到大正初期日本文化模式变迁

文化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某种特征、具有统一表现形态的个人和社会的性格。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崛起首先就要了解明治维新到大正初期的文化模式,从这一时期日本文化模式的变迁表现分析其原因,新确立的文化模式---"和魂洋才"带给了日本这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思考借鉴意义。     

日本七夕青竹“笹”考

文献记载的中国七夕早在日本奈良时代传至日本,作为宫廷的惯例,以"展示丝织品和诗宴"的形式直到平安时代。中国民间传承的七夕竹竿晾衣曝晒与愿丝乞巧,在日本庶民文化渐起的室町时代骤然以"竹竿悬挂五色绢丝乞巧"的形式大量出现,至江户时代青竹"笹"代替竹竿进入七夕,五色绢丝换成五色"短册",并参与"七夕送"的活动,是庶民文化的重大转折。日本的"七夕祭"因为神道和佛教因素的渗入,从而真正具备了"祭祀"的意义。而完成宫廷乞巧风雅向民间祭祀转变的标志,就是青竹"笹"代替竹竿悬挂五色"短册"的出现。"笹"是日本既尊重传统又迎合时代变化的七夕文化标志,它保留了来自中国七夕文化的主体"竹",也结合了本土文化"青竹",承载着日本七夕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寄托着日本人对生活的无限美好愿望与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