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实践

正李大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开创性的贡献。学界迄今对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贡献,如梁柱认为,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推介做了尝试,也为建党做了理论准备(梁柱:《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伟大转变——以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基点》,《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     

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

李大钊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杰出贡献在于,他首先找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一认识、解释历史的科学的思想武器,最先倡导用马克思的历史观来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史学思想史课,写出了《史学思想史讲义》(即已收入《李大钊文集》的《史观》等11篇文章),这是他对近代西方史学发展史的系统研     

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兼评朱成甲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

关于李大钊思想的研究论著,几十年来海内外断断续续出了不少。这些研究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的不同,难免各异其义。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相当多的笔墨和章节用于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如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近藤邦康的《“民国”与李大钊的思想—从辛亥革     

坚持历史学的科学方向——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而诞生和发展的。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是在中国倡导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第一人。自1919年开始,他先后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1919年5月、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6号)、《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发表于1919年12月出版的《新潮》第2卷第2号)。     

读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

李大钊(1889—1927)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伟大先驱者。近年来,关于他的史学思想以及在现代史学上的贡献和地位,已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问世。李大钊自述“夙研史学”。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不少历史学著作和文章。这是现代史学中一笔宝贵的遗产。他的史学论著,除去散见于《新青年》等刊物的文章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史学要论》和《史学思想史》二种。《史学要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专著,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发行,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又将其作为“五四以来史学论著”之一,重新印行。在一般的研究文章中,这本书被普遍地引用。《史学思想史》是李大钊于1920—1922年间,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等高校开课的讲义,至今也有六十六年了。《史学思想史》是说明历史观的发展和变化,是《史学要论》的续篇或姊妹篇,在建立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体系上有相当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的创新及启示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自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公开出版后,便受到各界人士的评价与研究,一直在持久的争论当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模式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从青年马克思到马克思的五种模式进行解读,但是通常都是以“以苏解马”;“以西解马”;“以马解马”三种模式来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解读。本文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性的解读。     

郭沫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与不足

<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郭沫若是毫无疑义的开山式人物和人格化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辉煌成就与不足,在他的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中,都有典型的体现。第一,郭沫若是第一位主动、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者。一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都是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讲起。如果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在中国史坛率先高扬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那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运用马     

李大钊遇害案内情

研究李大钊的中外学者很多,介绍他的书籍和影视资料也不少。北京万安公墓内的李大钊烈士陵园．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修建的。墓碑碑文写着：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美国图书情报百科全书》中也有“李大钊”词条,称他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产生于1919至1927年间,即“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大钊是第一个拓荒者。“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五四”以后,他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与北京大学图书馆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馆长）的李大钊,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和图书馆事业有着不解的情缘。美国图书馆学会所编纂的《世界图书馆和情报工作大全》,就称李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新文化运动──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

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提出“人权”与“科学”两大口号。登高一呼,天下响应。１９１７年,《新青年》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要求对文学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革命,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吴虞、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以言论激烈而领潮头之先。“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发展到新的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俄国革命问题蔚为风气,各种社团、报刊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广泛传播,中国出现了李大钊、陈独秀、邓…     

坚持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而继续奋斗——兼与齐放等同志商榷

近日,读了《方志研究》1993年第3期发表的齐放同志《“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提法不妥》的文章(以下简称“齐文”)和第6期发表的金紫衡同志《也对“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提法不妥之我见》的文章(以下简称“金文”),他们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梁寒冰同志“关于创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提法,“齐文”指出:“我在全国省级地方志刊物(北戴河)主     

关于马克思的“笔记”和“手稿”问题

探索马克思对世界史研究的贡献问题,无疑是我们史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内容。最近发表的彭树智先生的长篇论文:《马克思对世界史研究的贡献》(载《世界历史》1990年第5期,以下简称彭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努力。彭文较系统地展示了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到晚年对世界历史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为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史的来源及其建立提供了一条基本的线索。但是,论文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订正的问题,特别是在有关马克思早期对世界史问题的研究方面,彭文在史料的运用上存在一些明显的失误。例如,彭文在谈到马克思“在1843年—1848年间的另一部有关世界历史的笔记是本世纪30年代发现的《巴黎手稿》”时(参见《世界历史》1990年第5期第4页。重点号是引者加的。以下凡引此文,只注     

史学理论杂志创刊20周年笔谈——高扬唯物史观理论旗帜的20年

20年前,《史学理论》的诞生,是中国史学界在改革开放形势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全面和系统地探索史学理论的重要标志之一。史学理论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首先是理论上的成就。1924年5月,李大钊著《史学要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坚实基础。本期发表几位学者的笔谈,意在进一步加强和推动史学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这是对史学理论杂志创刊20周年最好的纪念。[编者按]     

探寻为人民服务的历史

“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渊源研究显示,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渊源应该有三个: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列宁创造性地运用 马克思主义,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提出“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设定“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目标(《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开始进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建设。中     

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

李大钊是近代中国历史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其所撰述《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史学界影响甚大。本文对李大钊之历史理论著述的稿本作了新的考证、复原,对其历史理论的内在逻辑和中国语境作了新的诠释。发现现刊的各种李大钊文集、全集均遗漏了《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一文;《史学思想史》因按单篇收入亦显零乱,不便于对李大钊历史理论著述的完整理解。李大钊对历史理论的探研与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和胡适的治学方法明显不同,属于史学理论研究中当时较为薄弱的历史理论的层次。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前后

正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成立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团体。为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中国先进分子曾长期追随西方文明,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特别是五四运动后,越来越多志士仁人寄希望于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作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不仅身体力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更富有远见地指导一批北大学子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组织有规模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     

“调和”,而非“折中”——李大钊文化思想摭论

众所周知,李大钊是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也正因其政绩显赫的缘故,以致学术界对这位先驱在“五四”前后作为文化哲人的一面淡化了。由此,笔者的选题不无拾漏之嫌。然而,这里的拾漏并不等于说本题“前无古人”,事实上,学术界间或提及李大钊中西文化观的笔墨多少有之,只是我们感到总缺少点什么。尤其是当一些对文化和历史研究有素的知名学者将李大钊的文化内核归为“折中调和”时(比如庞朴先生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一书就持这种观点),我们感到有种隐隐的不安。还李大钊这位文化先觉以历史本来面日势在必行,笔者就这一课题作些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方家同仁。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继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在我国最早出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我国各地早期党组织成立以前,除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外,其他各地也都曾成立过类似的组织。武汉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广州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济南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长沙称“俄罗斯研究会”。这些“研究会”,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准备党的成立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为建党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