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奴隶社会说

正最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一定程度上存在淡化甚至回避"五种社会形态"等理论研究的倾向,诸如奴隶社会的相关理论认识一直未能得到实质性推进(陈民镇《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然而"逃避社会形态理论的辩论终究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王彦辉、薛洪波《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7页)。因此,在当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持续深入的学术背景下,     

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一)

前言近几年来,关于我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终于冲破禁锢而重新展开了。这种讨论,自然关联到对整个人类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因此,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再讨论,一定会影响到我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回顾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大讨论,它带给中国古史研究的深刻影响是最     

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与中国史研究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３０年代到现在,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已经历过近７０年的历程,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李祖德先生撰写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综述》（以下简称《综述》,载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     

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及夏代社会性质研究

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问题是专家们长期探讨的重大课题,它直接影响到对于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结构的分析和研究。对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许多专家的真知灼见和卓识谠论,推动了这项研究向深入发展。正所谓历史研究得久了这研究本身也成了历史,可以说古史分期研究的本身已经形成了一部很有特色的学术史和史学理论发展史。在下面的讨论中,对于前贤和专家的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理论体系,由于个人水平所限,恐理解失当,故而不进行这方面的评析,而只是以叙述自己     

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

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的基本问题包括:什么是奴隶社会;马克思是否将奴隶社会列为"五种社会形态"之一;奴隶社会是否为人类历史普遍经历的阶段;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阶段;中国哪一阶段属于奴隶社会。殷商奴隶社会说是奴隶社会论争的焦点,它有两大支柱:殷墟发掘所见人殉、人牲为奴隶;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见"众"、"民"系奴隶。学界曾围绕这两大支柱展开反复论辩,近年出现的新材料有助于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中国奴隶社会阶段的研究主要基于考古学、人类学、文献、思想史等视角,上述视角有待整合。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特征及生成背景,需着眼于中国文明发生及早期发展的特殊进程,从世界文明的视野出发就"中国路径"作更为综合的考察。     

论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创新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大变革时代。领主制经济的衰落是造成当时城乡对立运动特点与经济制度变迁的时代背景。深入探讨春秋战国时期城乡对立运动发展的特点和制度方面的创新,对于科学地解答春秋战国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一、春秋战国时代“工商食官”制的瓦解商品经济是共产主义以前各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现象,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均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均有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以及社会分工。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商品经济本身不构成某种社会经济形态形成的…     

近年来世界上古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世界上古史包括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两个社会形态的历史。近几年来,国内史学工作者对这门学科的一些主要问题展开了讨论,现将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综述如下:一、关于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开端的上限时间问题国内已出版的一些世界史著作和教科书,都把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开端的上限时间定在距今约二、三百万年前。根据新发现的考古材料:非洲坦桑尼亚北部的拉托利人,定年约377—359万年前,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哈达尔人,定年约350万年前。据此.不少学者主张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开端的上限时间需要提前,大约从距今二、三百万年提到三、四百万年前。     

胡适与古史辨派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影响颇大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在顾颉刚等人的论著中曾多次谈到过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胡适本人也曾多次谈到过他与古史辨派的密切联系。建国前的许多史学评论家,一般都把胡适与古史辨派视为同一流派。但是,建国后的许多论著,虽然也提到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影响,但主要是强调两者的“区别”。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曾较具体地谈到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但却以更多的篇幅谈论两人在政治、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的“区别”。     

关于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思考

关于古史分期的问题已经讨论70多年了。虽然学者们并无达成共识,但大多数人已放弃了奴隶社会主张。通过分析国家的特征,我认为应把中国历史分为酋邦时代、封建王国时代、转型时期和专制帝国时代等几个时代,其中专制帝国时代又可分为汉民族第一帝国时期、汉民族第二帝国时期和多民族帝国时期三个时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     

从新编档案史料论义和团运动的几个问题

为了推动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工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曾先后编纂过《义和团档案史料》、《筹笔偶存》(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两种史料专书。这两部史料的问世,引起了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同时,许多史学工作者还要求对馆藏的这部     

两种农奴制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曾经发生过关于黑劳士和农奴制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黑劳士是斯巴达人的奴隶,属于奴隶社会;另一种意见认为,黑劳士是农奴,属于封建社会。争论的目的是:西周究竟是奴隶社会,抑还是封建社会?这个问题迄今未获解决,     

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自从被现代的史学工作者提出至今,已在史学界流行多年,并为多数史学家当做“灵符”“灵药”而大力歌颂过。究竟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否存在过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目前史学界正聚讼纷纭。我认为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因为它牵涉到农民起义的研究和历史人物评价等许多重大问题。     

中国古代始炼铁及秦人用铁考述

我国何时开始用铁,这一直是非常受学界关注的古史研究重大课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史学界讨论古史分期热潮中,何时用铁是争论焦点之一。那时在史学理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是五种社会生产方式论,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而生产工具又被认为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从奴隶社会的运行机制看中国奴隶社会问题

正中国有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一直是学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五朵金花"之一的历史分期问题中,最重要的研究是讨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点,奴隶社会的性质与特点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在关于奴隶社会的讨论中,各家依据的史料和理论大致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重要的原因是对概念和理论的阐释存在分歧,同时又过度依赖概念和理论,而对欧洲和中国古代社会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则较少,没有将奴隶现象置于各自的社会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超越定性和命名,从史实出发认识封建社会

过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中国古代和中古社会称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主要是为了证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的需要,要给社会定性.从而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之说长期成为定论.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挑战传统的"五方式论",奴隶社会非人类历史必经阶段以及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社会的观点已成众多学者的共识,但是中国有无封建社会(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中古社会是否为"封建社会")的问题尚未解决.近来对此的讨论逐渐升温,表明学界日益发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试论封建制度产生的三条道路

古代社会怎样过渡到封建社会,这是马列主义史学工作者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的重大问题之一。关于封建制度的产生,迄今仍是史学界研究比较薄弱的一环,许多国家古代和中世纪分界限的诸说纷云,便是有力的说明。马克思指出:“封建主义的所有制,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从世界各国历史来看,封建制度的产生共有三条道路:一条是奴隶制度解体后进入封建社会的道路;另一条是奴隶制度解体和氏族制度瓦解两者相互影响的道路;还有一条是氏族制度解体后越过奴隶社会直接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

根据党的十二大精神,史学研究也要跟上历史性的转变,开创新局面,迎接新的伟大任务。科学地说明历史,才能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认清国情特点,认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正确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武装人们,有益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借鉴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科学地说明历史,要求我们正确地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在我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对于农民在奴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一些论著里所提到的奴隶社会,虽然在确定它的时间断限上,在一些重     

20世纪50年代的凉山彝族社会调查与古史分期争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周社会性质成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争论的焦点，因各派学者迟迟不能统一意见，解决问题的希望遂被寄托在新史料的出现上。当此之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造也有判定社会形态的需要，于是少数民族历史调查逐渐与古史分期讨论出现交叉。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与胡庆钧的互动是上述两项研究相互作用的缩影。自郭沫若将胡庆钧的凉山彝族社会研究引入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后，古史分期争论受到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的启发，反过来又推动了凉山彝族社会研究的深入与扩大。探讨郭、胡二人之间的互动及其后续发展，既有助于了解古史分期争论在少数民族历史调查材料的支撑下取得的进展，也可捕捉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在历史学科之外造成的余响。     

商代社会性质研究

古史分期问题是学术界曾经长期讨论过的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课题,关于这个问题近年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对于“五种生产方式”说的剖析与否定,有的专家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提出,奴隶制不是中国历史上必经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那么我国古代在原始社会结束以后步入文明时代的时候是个什么性质的社会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一篇小文中进行过探讨①,提出了一些粗浅看法,认为我国文明时代初期,即步入了封建时代,就夏代的情况而论可以说它是氏族封建制的时代。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进而剖析商代社会性质,论析商代是氏族封建制的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