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背景与政府决策关系——以我国碳减排政策为例

减缓气候变化、防止全球变暖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碳减排问题已逐渐发展为国际政治博弈,我国碳减排政策制定也深受影响。通过对国内外碳减排政治背景研究,探究政治背景下的利益格局,分析其对我国碳减排政策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完善碳减排政策体系提出有益建议。     

北魏宗室阶层经济生活探析

北魏奉行优待宗室的政策,给予宗室丰厚、稳定的收入来源,其消费结构在洛阳时代全面走向奢侈化.宗室的经济收入与官爵紧密相连,加速了自身官僚化的进程,对其长久保持活力具有促进作用.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宗室个体之间只有量的不同,而无质的差别,宗室内部能够形成共同的利益关系.宗室生活优越,经济地位整体凌驾于各阶层之上,这是其政治及社会强势地位的客观反映.     

20世纪后期美国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差异性的政治理论分析

论文利用移民政治理论对20世纪后期美国与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进行比较,并对其差异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两个主要的移民国家都推行了限制性移民政策,但因其移民政治中的"利益导向",受"权利"的制约程度以及移民政策制定程序的不同,从而导致两国的移民政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实际收效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差别。据此可以预测两国未来移民政策的趋势:美国将继续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前行,而澳大利亚却可以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地调整移民政策。     

“三自政策”与新桂系的军阀政治

蒋桂战争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利用国内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复杂形势,割据广西,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新桂系为巩固割据政权,提出“三自政策”,整顿省政,致力省内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三自政策”是新桂系经营广西并准备重新向外发展的基本方略,集中体现其政治诉求。以往关于新桂系的研究虽也涉及“三自政策”,但专文论述很少,缺乏深入分析和认识。     

“客户政治”与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转变北大核心CSSCI

二战后,随着国际人口迁移的加剧,对国际移民的研究备受关注。西方一些政治学者就"国家"、"政治"或"政策"在移民现象中的作用提出了"移民政策理论"。本文试图运用以"利益导向"理论为基础的"客户政治"模式对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转向紧缩的移民政策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希望增加移民的利益集团通过参与决策进程,在大选中运用"族裔选票"等手段来影响政府决策;而倾向紧缩移民政策的广大民众却因缺乏组织性无法有效地向政府施压,从而在移民问题上建立了"客户政治"模式。但随着80年代后期移民问题的公开化,这一政治模式趋于瓦解。澳大利亚主要政党为了迎合选民需求在上台执政后开始实行紧缩的移民政策。     

从族到家:宗室势力与西晋政治的转型

晋初宗室势力与皇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共生关系,晋武帝时代先后在泰始、咸宁、太康年间三次分封、调整诸侯王,每次都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通过多次调整诸侯王国格局,晋武帝完成了魏末以家族为单位的权臣政治向以帝王为中心的皇权政治这一权力结构的转化,并成功地将晋初以宗室诸王为主的分封格局扭转为以帝系诸王为主,确立了皇族在宗室中的核心地位。     

万国来朝岁 五服远朝王

有唐一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兴盛时期,长期的政治统一、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对外开放,使唐朝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为亚洲乃至当时世界之强国。其国都长安更是繁荣富庶,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呈现出国际大都会的风貌。唐朝京师长安的政治中心,即唐帝国的政治中枢,长时期又在长安的大明宫。     

变动中的东亚地缘政治与美国东亚政策的演变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美国加快了向东亚转移战略力量的步伐,这一动向值得中国关注。本文通过对近代以来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进行分析,系统梳理了美国东亚政策的来龙去脉及其主线,并对美国东亚政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预研。     

金代女真的政治认同与对辽政策的转变

女真人从部族迅速崛起为大金国既是在对抗享国二百余年的契丹辽朝的过程中完成的,也是在自身政治认同的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通过视角的转换重新讨论了金辽关系,提出女真政治认同的形成促使金对契丹辽的政策出现了由属部到敌国、从攻伐到抚并的转变。     

方志编纂要符合法规和政策

第二轮志书编纂中,政治观点上如何符合国家和地方性法规,指导思想上如何正确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确保志书政治质量,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