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黄镇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

手头有一张“文革”期间拍摄的黑白照片,是我与已故中顾委常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黄镇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留念。照片虽已微微发黄,但照片上那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以及黄镇那将军大使的风姿都还依然清晰。每当我打开相册,审视这张照片时,黄镇在“文革”中历经劫难和一身正气的抗争情景,就像影视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1966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代,这一年全国爆发了长达十年的“文革”运动。那时,黄镇是我国首任驻法国大使,我是留法学生。在“文革”浩劫中,黄镇身在国外,可也未能幸免。在留学生归国参加“文革”…     

“文革”中的李敏和毛泽东

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196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国防科委机关任参谋工作。自此,我们一直共事了十多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机关,其中有十年是在“文革”的岁月中度过的。李敏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对李敏的认识也是从“文革”前后开始的。“文革”之后,李敏和我谈起她从学校到国防科委机关后的这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对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

以非党员身份进入专案组我是出身贫寒人家的平民子弟,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两年后"文革"爆发。"文革"前,我从未接触过专案一类的工作,一向以为那是党的组织部门和公安部门所主管之事。"文革"以降,造反行     

墓地里的中国

4月3日晚上,我看到贾樟柯发的第1966条微博。他回忆了自己家人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文革开始时,我奶奶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县城回乡下扫马路,因为她是地主婆。我大伯入狱8年,期间自杀未遂,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我舅舅被村干部毒扣‘后被发现死于一口井中,死因至今是迷。历史不会被遮蔽,了解文革,了解中国,让我们从了解自己的家庭开始!”     

大伯父陈仁炳

正大伯父陈仁炳是我继父陈公绰(陈仁宽)的大哥。1979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和同学结伴去上海旅游,第一次见到他。我也是第一次见大伯母,比照片上显得憔悴落寞,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见到大伯父第一印象是瘦高,稍稍躬背,身体前倾。他那时70岁,思维清晰。当时他尚未恢复教授职务,给我的印象是完全没有从文革年月走出来。"四人帮"粉碎已三年,文革的伤痛仍在灼烧。他谈得最多的是文革期间的遭遇。我     

执著信念 不懈登攀——王巍先生访谈录

<正>曹峻:非常感谢王所长在百忙之中接受《南方文物》的专访。首先请王所长谈谈您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王巍:好的。我是一名50后,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革。记得当时我报考的是长春最好的中学,但就在等着发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1968年秋,我被就地分配上了中学,那一年正好中苏关系紧张,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在学校学的俄语除了"毛     

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

我入党的时间不算是长的,但算起来也接近60年了。文革以前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把领袖视为神明,我写过两首打油诗来说自己。一首是走神:信到迷信不知悟,朝三暮四全维护。睁着大眼一走神,多情反被多情误。一首是听喝:衣食住行听安排,找个对象领导裁。是非全赖上头论,只有屎尿自己来。这不是调侃、嘲讽,是自己的真实写照。文革促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变,我在过去多篇文章说过,我逐渐抛却了神明,而萌生出马     

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武斗

正1963年,我考入北大技术物理系。自1966年6月至1970年3月,在北大全程参与了这个时期的北大"文革"运动。1967年8月17日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后,不承认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校"文革")是领导全校的权力机构。因此在1968年的北大武斗时期,校"文革"和新北大北京公社是支持北大聂元梓一派势力的两个机构。校"文革"是北大权力机     

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

我在文革开始时是高中的学生,对政治的无知及对真理的幼稚向往。使我从文革一开始就卷入了一场围绕家庭出身问题而产生的风波。一系列的巧合又导致了《中学文革报》的诞生,发表了遇罗克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名义所写的、包括《出身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不小的震荡。从1980年起,有关《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记述在中外报刊文献上虽时有所见,但多出于局外人之手,传讹疏漏自然难免。今撰此短文,供有兴趣者参考。     

我和《复旦文革大字报选》

历史眼光:收集复旦文革资料的缘起我是安徽歙县人,1943年出生,出身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者家庭(父亲是小商人,生活艰辛但还算过得去)。这个家庭成分给我后来的成长带来很大压力。因为喜欢文史,1962年考入复旦历史系。我谈不上有什么远大抱负,庆幸吃上了"皇粮"。复旦的人文熏陶使我有了点历史眼光,具备了初步的研究能力,特别是开始懂得了人生价值,立志要做一个于家于国于民都有用的人,这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向。文革之初,我即意识到文革可能成为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重大     

还历史本来面目

《炎黄春秋》编辑部： 我是一名基层离退休人员,今年82岁了。最近看了《炎黄春秋》2009年11期《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和2010年第1期《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刘少奇是被迫害致死的》等文章,感触颇深。愿借贵刊一角,谈谈自己的几点意见。     

回忆在贵阳十五中上学的往事

1969年9月初，我接到贵阳十五中学的入学通知，本来我应该在前一年升入初中的，只因“文革”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延误了一年。     

“文革”期间的流产高考

正国家、民族的命运,与生存于其间的个人的命运,从来都是息息相关的。我出生于1947年,基本可以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共和国经历的起落浮沉,决定了我人生道路的起落浮沉。1973年的高考事件,便是其中之一。很多人都认为,十年"文革"期间,高考制度完全废止,大学招收的是无需经过考试的工农兵学员。其实"文革"后期的1973年有过一次流产的高考。我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成绩虽然不错,却名落孙山,而且作为陪衬对象出现在《安徽日报》的头版头条中,成为我一生难     

1969年我在中苏边境守岛

我志愿"一手捏笔,一手握枪"1966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因"文革"原因到1967年才进行分配。分配方案中有一个名额是去人民解放军部队,这是我长期梦寐以求的志愿。8岁时,首次见到解放我家乡的战士,成排站在院子里,纪律严明,我就很羡慕。解放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和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始终伴随我成长,至今依然喜欢。叔叔卢世立是解放军也是志愿军,牺牲在朝鲜。"文革"期间,穿绿军装成为时尚。     

我是“罗思鼎”的一员

关于文革的这段历史，我的印象是深刻的。我从学校出来后就碰到了文革，从这个时候我开始卷入政治，接触到高层领导。当然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招来了十二年牢狱生活。现在我将过去的事情讲出来或许对后人会有用。不过，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会造成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加之个人的认识和情绪的驱使会使记忆发生偏差，我是没把握将我经历文革的事完整准确地讲述出来的，仅凭记忆说吧。     

1966 年去北京串联的回忆

1966年,出生于大别山区麻城的我刚满12岁．一进初中就赶上了“文革”的开始。     

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调入中央文革办公室李宇锋(简称:李):您是什么时候调入中央文革办公室的?李传俊(简称:俊):我是天津人,长在北京,1962年2月入党,大学文化程度。1966年8月我在北京军区装甲兵部队任机要参谋,总政通过北京军区调我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后改为办事组)工作。那时,军委三大总部和军事院校搞运动,所以总政只能从野战部队调干部充实到中央文革办事机构工作。从全军各部队调来的有宋伟、田会贞、高长山、张根成等,包括记者站记者     

我的烦恼的“工农兵学员“生活

著名作家何申的新作《我的烦恼的“工农兵学员”生活》,记述了他在不正常年代的一段不正常的生活。文革中的大学,与文革前所谓“十七年教育”的大学和文革后恢复正常教育的大学,是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教育史上绝对的另类。政治运动不断,帮派矛盾重重,在一个文明之所却文明难觅,在一个斯文之处却斯文扫地,焉能使人不烦恼?“工农兵学员”生活是文革史料中较为罕见的,故本文殊为难得。     

文革中我两次见到的张伯驹

《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发表了章诒和女士的《张伯驹的文革"交待"》一文,虽然只是篇2000多字的短文,但我在读过之后所引起的心理波澜,并不亚于读她《往事并不如烟》那本书的感受。这不仅是透过张伯驹的"交待"材料,能想象到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磨难和无奈,更因由此而让我想起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老先生时的情景。(一)1966年8月27日,吉林省省直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在长春市体育馆召开批斗省文化局机关党     

饥不择食的阅读记忆

翻阅《读书》2007年第12期耿占春《一个孩子的阅读史》,想起我国小时候的读书生活。耿说他“刚上小学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就是放了长假”,而我的“假期”更长,“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文革”的一个印象就是,课本突然变薄了。我是“老六届”,“文革”爆发前在校的小学生,1965年上的小学,记得课本厚厚软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