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蒋介石档案开放

蒋介石从大陆撤退之前,有计划地将以他为中心的档案搬到台湾。这一部分档案连同其在台湾期间积累起来的资料,共约5000卷,100万件,分装440箱,比较完整地记录了蒋介石一生的公私事务。由于一度藏于台湾大溪地区,因此通称《大溪档案》。《大溪档案》原由台湾“总统府”机要室管理,长期处于密封状态,只有少数历史学家经过特批或其他途径利用过其中的少量资料。1995年3月移交“国史馆”,定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据台湾报纸报道,“国史馆”副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中的一则错误

藏于台北“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原名“总统府机要室大溪档案”（即“大溪档案”）,包括了蒋介石在大陆与台湾时期的函电、文稿、照片等文件,隐藏着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秘密,备受学术界关注。1995年“蒋档”全部被移交至“国史馆”后逐步开放,已有许多学者查阅并在研究中加以引用。[第一段]     

东北军与中原大战

本系利用台北“国史馆”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大溪档案)、《阎锡山档案》和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责料丛稿·奉系军阀密电》等原始资料,来探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南京蒋介石(宁蒋)和太原净镑山(晋阎)对奉天张学良(奉张)所进行的拉拢活动与彼此角力情形。中除了说明宁蒋、晋阎与奉张的联络管道和游说方式外,并具体分析奉张何以由中立而决定入关助蒋。     

妥协与抗争:蒋介石与济南事件前后的对日决策

本文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相关日文档案,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等书中所收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在济南事件前后对日决策中的表现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蒋的对日妥协、退让既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谈判桌,还是在战场上,他也都不乏强硬的一面。面对日方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过高的谈判要价,他虽有不少退让,但从未完全屈服。尤其当认清日方的侵略本质后,他便开始想尽办法,改换策略,与其对抗。为了逼迫日方在谈判条件上让步,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一再拒斥日方军事交涉的要求,并试图利用日本军、政界内部的矛盾、分歧,力争实现事件的外交解决。这些看似消极的抵抗,却收到不错的效果——日方被迫在谈判条件上让步。此后,蒋愈发强硬,最终致使日方未能实现其预定目标,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得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蒋介石的故乡山水情结

蒋介石受传统影响较深,具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对故乡奉化溪口有着独特的感情,这种感情贯穿于他的一生。2011年,台北“困史馆”出版了《蒋中正总统五记·游记》（黄自进、潘光哲编,以下简称《游记》）。该书成稿于抗日战争期间,以编年的形式将1943年之前《蒋介石日记》中所有游历时对各地景物的描写与观感摘录汇集,其中相当多的内容与奉化溪口有关。     

民国时期意大利与中国关系的档案史料——以《陈公博访意报告书》(1938年)为例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民国时期中国与意大利关系中文研究成果与史料刊布的简要总结;第二部分介绍三种重要的中意关系新史料: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并简要说明它们对于中意关系研究的意义;第三部分是根据陈公博访问意大利的报告书来论述抗日战争初期的中意关系。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新档案的发现已为从深度与广度两个方面拓展民国时期中意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蒋介石与战时平准基金

蒋介石与战时外汇特别是与战时平准基金的关系,迄今为止未见有专门性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在查阅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及其他史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蒋介石对于战时外汇问题尤其是对于平准基金和平准基金委员会的态度,分析蒋介石对于战时重大外汇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的作用,进而探讨相应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冀深化对于蒋介石研究和战时财经领域的研究.     

新资料与新观念：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述论（2000-2011）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着中国军政的最重要领导职务，其思想言行对抗日战争的进程有着很大的影响。2000年以来，由于研究环境的改善、观念的更新、国际交流的增加及蒋介石档案与日记的开放等，史学界关于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丰硕。其中关于蒋介石与“安内攘外政策”及“不抵抗主义”、蒋与“对日和谈”、蒋与中外关系等课题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文章在点评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有所展望。     

另一个中央：一九三О年的扩大会议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简称“扩大会议”),欲另立党统。该会不仅通过宣言,而且组织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争正统”,制订《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以“争千秋”。以往囿于国民党党统观念,北平扩大会议未被国民党史所正式承认。本即欲跳脱国民党正统观的束缚,正视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政治现实,根据台北“国史馆”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阎锡山档案》等原始资料,透过“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三个阶段来阐释扩大会议。     

蒋介石父子招抚廖文毅始末(上)

正蒋介石主张中国统一,长期坚持反对台湾独立运动。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日军原参谋少佐中宫悟郎与牧泽义夫不甘心失败,即串联少数台湾人士,谋划台湾独立。1945年11月,蒋介石致电台湾行政公署主任陈仪,要他注意侨居台湾的日本人"策动台湾独立运动"的企图,指出其方式为"宣传中国政治腐败,使台民对祖国印象改观"[参见《蒋中正电陈仪》(1945年11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6-     

孙科被“劫持“回重庆

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中,有蒋介石命亲信根据自己日记编写的事略稿本,其真实性已经为蒋介石日记原稿所证明,而其收录的与日记相关记载有直接关系的电报、手令、信函等文件,则大大丰富和拓展了蒋介石日记的内容。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

几年前,蒋介石后人蒋孝勇的遗孀蒋方智怡,将她保存的蒋介石日记和蒋经国日记从台湾运往美国,存放于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蒋介石的日记自1918年起,至1972年止,共55年,无日不记,篇幅浩繁,内容庞大。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翻阅了全部日记,认为它给“世人提供了一个认识20世纪中国的新视窗”。2006年胡佛研究所将蒋介石1932年以前的日记复印出来,供读者阅读研究。2007年4月下旬,又开放了1932年至1945年的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天度乘去美国探亲之际,于5月前往该处翻阅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日记,时间是1936年12月10日至12月31日,共22天;然后寄回国内交由同事孙彩霞编审编排整理,并加文字说明。日记没有中规中矩地按版面的页面书写,在正页的上下两端以及左右两侧也写有内容。日记有的地方写有“续昨”,还有的在页前写“（接上页）”,页后写“（接下页）”,由此推断,日记的部分内容不是当日记述,而系日后补记。因日记原件不能对外,提供读者的是从缩微胶片还原的复印件,有些字句被油墨遮盖,无法辨认,以口替代。同时,为帮助读者理解,笔者在一些地方添加注解,个别明显有误或能推断内容的文字也力所能及地指出。虽然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台湾蒋介石档案《困勉记》公布了日记的部分内容,但因为这两者都意在表现蒋介石在“艰难困苦”中“意志卓越”的记述,故往往有断章取义之嫌,再加上蒋介石及其编纂者屡次加工,内容已不能反映日记原貌。现在公布的日记原件,为西安事变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史料,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关于蒋介石与周恩来在西安会面晤谈情况,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明确提到此事,并概括说蒋介石做?     

新资料与新观念: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研究述论(2000—2011)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着中国军政的最重要领导职务,其思想言行对抗日战争的进程有着很大的影响。2000年以来,由于研究环境的改善、观念的更新、国际交流的增加及蒋介石档案与日记的开放等,史学界关于蒋介石与抗日战争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成果丰硕。其中关于蒋介石与"安内攘外政策"及"不抵抗主义"、蒋与"对日和谈"、蒋与中外关系等课题方面的成果尤为显著。文章在点评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有所展望。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简介

<正>南京大学姜良芹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汇编》(全40册,以下简称“《费吴生夫妇档案》”),于2022年11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国外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料整理与研究之三: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档案”(16KZD019)的阶段性成果,入选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同时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第29种。     

蒋介石与宋明理学

本文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与论证,从新的角度证明了“宋明理学”对蒋介石的道德取向、人格塑造及思想理念的潜在影响。     

抗战期间孔祥熙、宇垣一成中日秘密议和

提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议和,大多知道陶德曼调停,而对日本外相宇垣一成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代表两国政府进行的一次“和平谈判”,知道的人则不多。我通过查阅《日本外务省档案》（微缩胶卷）、台北《蒋中正档案》披露的相关电函,     

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以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为中心

迄今为止,关于战后中国对日讲和政策之研究,大多以1952年4月28日签订之《日华和约》为主要对象,而对于1945年至1949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研究则明显不足。部分学者主要将焦点集中于战争赔偿、战犯处理、战俘和日侨之遣送等问题。近年亦有学者关注战后日人留用等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不足以揭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笔者利用《蒋介石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外交部档案,以及国史馆等相关资料,考察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和约审议委员会所制定的一系列对日讲和政策,揭示国民政府对日讲和构想之全貌,从而加深人们对那段历史的理解。     

探寻祖父杨虎城的踪迹

2006年年底,我撰写的《杨虎城大传》出版发行了。在写作过程中,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宋子文有关西安事变的“日记”,对蒋介石日记则公布到了1932年的部分。     

蒋介石笔下的家庭与婚姻——蒋介石日记摘编

自《陈洁如回忆录》问世以来,友人多有询问其真实性如何者,因本人掌握资料有限,未能详述,与其写一二篇文章,不如将《蒋介石日记》中有关其家庭婚姻的记载,摘录原文,公诸同好。兹征得《民国档案》杂志社同意,将日记整理类编如下,供研究者参改。     

《蒋介石日记》有多少可以相信

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公布之后,引起了海内外众多中国近代史爱好者的关注。《日记》的公开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增添了许多新资料。但这些资料到底能还原多少历史的真实,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的学者,如杨天石先生,对《日记》相当肯定,2008年还出版了《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