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苗族别渊源异同考

有部分学者认为楚、苗同宗同源,以致有人认为屈原乃是苗族的后裔。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楚、苗并非同宗同源,当然就否认屈原是苗族的后裔。这两种对立意见的产生和形成,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楚、苗的族别渊源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楚、苗的族别渊源必有共同点与相异的,双方各执一辞,才会导致两种意见的对立与交锋。笔者仅对楚、苗父     

戎狄文化的探索（下）

四、戎狄化的面貌与内涵。历史是探讨戎狄族的祖源、发展、名号之演变及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线索。我们此前的论述已展示出一个梗概。那么,戎狄的化面貌或内涵如何?即何种考古学化为戎狄的遗存,就必须在历史记载的戎狄族活动地域内探求。然而戎狄族历史悠久,从黄帝时起,经夏商周三代至东周入中原的诸戎,     

论古揭阻与古三苗、汉南海国及周边的关系

一、三苗非潮汕地区原始土著畲族之先民拙文《论古揭阳与闽西南及赣南的关系——兼论（揭氏族谱）的史料价值》①曾就上古的潮汕前史以及原始土著等相关问题作相关的讨论。近期,由于地方上有的文章对潮汕族源有不少误解,认为“畲族是东夷三古帝南迁苗裔之一,非原始土著”;“三苗即今瑶、畲、苗等族先民”;“畲族籍出东夷,是南迁而来,故应作迁久成籍的土著较宜”等,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媲美刘禹锡竹枝词的大型民族风物组诗——论舒位《黔苗竹枝词》的民族史料价值与艺术特点

清中叶著名诗人舒位的大型民族风物组诗《黔苗竹枝词》五十四首,从族源、民居、语言文字、饮食、歌舞乐器、服饰、婚配、丧葬祭祀、商业工艺、社会结构等内容,对黔苗的民族风物进行了全方位的描绘和抒写,在艺术风格上典雅清丽而充满趣味,具有珍贵的民族史料价值和极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黔苗竹枝词》的规模、内容和艺术特点,可勘媲美刘禹锡竹枝词,产生了很大影响。     

斜腹杯与三苗文化

三苗化指分布在长江中游和豫南地区的屈家岭化和石家河化,斜腹杯则是其最典型的器物之一。斜腹杯不但在三苗化区大量存在,而且还传播到豫西、晋南、陕北和皖北等地,其形制、分布范围和数量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三苗化的发展兴衰过程,从中也可较清晰地观察到其与周围化关系的若干变化。     

从苗族三大支系迁徙史歌中探索“三苗”的源流

关于远古三苗是否今之苗族的先民,自来论者不少。但多以旧文献的简略记载为依据,从文献到文献,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成为多数人所能接受的结论。而近年来探索苗族之族源者,除进一步分析旧文献外,更证以考古、语言、民俗等新资料,因而颇有创见。本文则拟从苗族三大支系的迁徙史歌中,探索古今“三苗”的源流。     

浅论回族文化

浅论回族文化王东明在祖国大家庭中,回回民族是一个独具特色的、逐渐形成的人类共同体。她,既非华夏古国土生土长的固有民族（如汉、苗、羌等族）,又非纯粹移植到赤县神州的外来民族（如朝鲜、俄罗斯等族）,亦非毗邻边疆而接壤跨界的民族（如哈萨克、傣族等）,而是凭...     

宋元宗族谱系的构造——以徽州程氏为例

中国近世谱形成于宋元时期,以族谱为其主要形式,文章以徽州程氏族谱为例,对宋元时期宗族谱系的构造进行分析。徽州程氏族谱可分为本宗谱和氏族谱两部分,两种谱系是建立在族与氏族区别的基础上,以名族为本位结合在一起。本宗谱系的构造特点是宋元时期族亲属关系的反映。氏族谱系则是追溯姓氏来源,通过神祖祖先的历史化和世系化,确立氏族的名族地位。     

三星堆文化源流考略

分析三星堆出土物的特征,认为三星堆化是古巴族鱼凫部所建古蜀国的遗存。他们与古彝族、土家、布依、苗族有亲缘关系。三星堆化的风格与良渚化、石家河化有相似性。     

“天王”到“天可汗”所诠释的胡汉互化

五胡十六国及西魏北周均有"天王"的称号。天王称号从周代就有,为周天子称号,因此天王之号的出现表明了胡族君主名号汉化的过程。而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胡族君主称号其实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天可汗称号被唐王朝统治者改装成"天皇",继而出现皇帝尊号,这从中原王朝的政治体系内找不到逻辑,而是汉族胡化的结果。衔接这两个时段的就是胡汉互化最为明显的西魏北周时期。     

“天王”到“天可汗”所诠释的胡汉互化

五胡十六国及西魏北周均有＂天王＂的称号。天王称号从周代就有,为周天子称号,因此天王之号的出现表明了胡族君主名号汉化的过程。而唐太宗接受＂天可汗＂的胡族君主称号其实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天可汗称号被唐王朝统治者改装成＂天皇＂,继而出现皇帝尊号,这从中原王朝的政治体系内找不到逻辑,而是汉族胡化的结果。衔接这两个时段的就是胡汉互化最为明显的西魏北周时期。     

民族文化的一次重要交流——徐霞客与木增的友好交往

纳西族与汉族交往的历史很早。早在蜀汉经营定稚一带的时候,就有大批汉族进入纳西族地区,把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化也带到了纳西族地区,促进了当地经济化的发展。明代,丽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纳西族对汉、藏等先进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并以“知书诗”称。当时的木氏土司热衷于学习汉化,其中的不少人能用汉写诗作赋,且有较高的艺术成就。而这又与汉化的影响密不可分。汉族对纳西族的影响,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是汉族人的影响。     

川剧艺术导论

巴山蜀水是一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这里物华天宝,钟灵毓秀,号称天府之国。无论是从长江流域进人川东地区的巴族先民还是从岷山河谷进人成都平原的蜀族祖先,他们自古以来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巴蜀化。三星堆遗址和芒城遗址的开掘发现,再次证明了巴蜀化的悠久历史,同时     

从族契看朝鲜时代的宗族组织化——以中韩族谱与宗族制度比较为视角

朝鲜时代与明清两朝都是在16世纪即明朝嘉靖、朝鲜明宗年间大规模普及乡约的,随后明朝出现族规,朝鲜产生族契。乡约的普及与族契的产生,造成宗族乡约化。族会思想与实践即族会普及化,也促使族契的出现与宗族凝聚力的加强。族契与族规有很多共同点,族契实为族规。朝鲜祠祭似乎不发达,祭祖主要是在祖墓,因此墓祭兴盛,族契多是通过墓祭祖先进行族会。朝鲜族契也有大量关于婚丧方面的要求,一般属于互助,不同于明朝族规强调礼仪。明朝的族长设立普遍,有关制度较为完善,朝鲜则以设立门长为主,职责要求较为疏略。特别是是明清族规一般收录在族谱当中,并在宗祠中使用,涉及范围较广,教化作用较强,作为宗族规范较为严密。而朝鲜族契一般独立存在,主要为了进行族会,即宗族聚会,内容多是规范族人春秋墓祭与婚丧互助,比较实用。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或许是朝鲜时代族契在形式上更接近乡约,而明清族规则从更广阔的宗族建设与社会秩序立意。     

关于三苗与三苗文化的讨论

本对屈家岭化、石家河化之被称为三苗化的流行说法提出异议,认为可改称为炎帝、祝融化。     

族性及族性张扬——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试解

“族性”尽管是一个外来语,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但它在汉语中的涵义应该是明确的,即指能够构成各种族类群体的基本要素,包括血统、语言、传统文化、祖籍地、宗教、种族等.“族性张扬”是当代世界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的基本特征,以族性为中心的阵营组合和竞争的加剧、基于族性的传统文化的着意弘扬、“政治族性化”的日渐盛行、原生族体的“碎片化”及大范围扩散等构成“族性张扬”的具体内容.“族性张扬”有着全球化的背景支撑,因而也是世界宏观民族过程的一个阶段性内容.     

水墨“胶”融 朴实柔和——黄天虎的水墨人物画

黄天虎先生很早就以贵州少数民族妇女为描绘对象。他笔下劳动生活的苗、侗、布依、彝族少数民族妇女健康朴实;勤劳善良。画家从少数民族妇女的这一本质特征去贴近对象、贴近生活,是他对这个群体由衷关切导化的艺术直觉。     

秦汉时期的苗族先民社会

自公元前二世纪秦代开始,直到东汉时期,史书上对于分布沅江、资江、澧水、清江流域的蛮人,秦代称之为“黔中蛮”,汉代称之为“武陵蛮”,《后汉书》却对蛮族中的苗、瑶两族先民称之为“槃瓠蛮”。在此期间,大部分苗族先民都在他族奴隶主统治下生活,偏僻地带的人们,则是处在农村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至于与汉族杂居部分,充当傭耕奴仆的为数非砈邢蕖     

“苗例”:清王朝湖南新开苗疆地区的法律制度安排与运作实践

以往的研究,除了因俗而治的解释之外,均未清楚地指出苗例何以出现在《大清律例》中,亦未对其适用范围加以深入分析,更无苗例司法实践的翔实案例。本文在提供此类案例之后,认为清王朝在湖南乾州、凤凰、永绥三厅新开苗疆地区,依据苗民原生活状况和当地异于改土归流的开辟方式,采用苗例作为处理苗民内部纠纷的法律规范,并配合苗例建立了一套有特色的法规体系。不过,在司法实践中,苗例之外,官法亦被地方官府适当运用于其中,从而显示出清王朝在苗疆的法律权威。乾嘉以降,新开苗疆地区不断走向化内,加上清末法律西方化,苗例终于被彻底从《大清律例》中废除。     

缅甸的“果敢族”：族称、来历、状况及跨国互动

缅甸政府把聚居在中缅边境缅方一侧果敢地区的华侨、华人从族称上界定为“果敢族”。本文从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角度,对这个所谓的“果敢族”的来历、状况、与我国毗邻地区的跨国界互动关系以及缅甸政府将其定为“果敢族”的基本动因进行了论述。文章认为,“果敢族”的称谓从民族学上来讲是很不科学的,这些被称为“果敢族”的华侨、华人,事实上应当是缅甸华侨、华人中的“云南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