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学季刊问世

浙江省文联主办的大型文学季刊《江南》,定于八一年第一季度创刊。《江南》力主思想解放,旗帜鲜明,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贯彻“双百”方针。《江南》以发表中篇小说为主,同时刊登长、短篇小说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其中特别重视发表继承与发扬鲁迅光荣传统的杂文。创刊号的中篇小说,有触及当前社会矛盾的《捕鱼人家》(作者叶宗轼);曾以手抄本流传的描写一个女大学生遭遇的《苦难的青春》(作者巴陵);曾以手抄本流传的控诉反动血统论的当代“孤星血泪”     

蒲松龄佚著《七言杂文》手抄本

山东省沂蒙山区最近发现了一册蒲松龄佚著的手抄本。这个抄本缺封面和书名,首页有乾隆丁卯(十二年)仲秋蒲松龄之孙蒲立德的识语:"大父讳松龄,字留仙,柳泉则其别号也。有诗集、文集、四六集、《聊斋志异》等书,又有通俗劝世游戏词,亦不下十种,皆可行世。今此书先出,以其易为力,而尤有切于身心者。如省身语录、怀刑录、家政广编、时宪文,现在校订,陆续嗣     

李白七言歌行的体式渊源

李白的七言歌行(其中一部分是以七言为主体的杂言歌行)是他各体诗歌中最光彩焕发的部分。人们谈到李白的诗歌,古体总是首推七古(特别是七言歌行),近体则推七绝。李白的七言歌行,有的是乐府体(如《远别离》),有的非乐府体(如《襄阳歌》),     

崇高与悲剧之美——杜甫《登高》赏析

这首《登高》是杜甫晚年漂泊西南间,旅居夔州时之作,历来对此诗评价甚高。如清朝杨伦认为此诗：“当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而早在明代,胡应麟就推崇此诗“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诗薮》)。     

《三元和会》与傩堂戏

前不久,德江县土家族文艺资料搜集小组从稳坪乡长兴村魏家寨七十九岁的土老师魏观跃处,征集到一本韵文手抄本《三元和会》。手抄本共七百余行,分为“上元和会”、“中元和会”和“下元和会”三部分,合在一起全名《新集三元和会科式》。手抄本的纸质系手工生产的皮纸,已经十分陈旧;字迹尚清晰,但书艺不高,且错字脱字不少,大约出自粗通文墨的土老师之手。手抄本末尾落款为:龙飞壬申年五月蒲节(端午节)誊写,沿邑(沿河县)谢氏录。据魏观跃老人说,这个手抄本是他青年时代学习傩堂戏时,由老师连同面具、锣鼓、布裙、丝刀等一起传授给他的。按落款年代推算,至今已有一百一十四年的历史。虽然《三元和会》产生的更早年代难于确定,但     

荻生徂徕与《政谈》

据日本的《国书总目录》记载,1859年(安政六年)《政谈》的刻本在该书已知的刊行年代中应该属于最早的。但是在多种手抄本中,最早的可以上溯到18世纪中期的宝历年间(1751~1763),在内阁文库所藏的书中有“宝历九年巳卯初春写之”字样。由此推断,《政谈》的手抄本最早是在1759年—     

论光绪《沾化县志》的手抄本与刻本——兼论地方志丛书和工具书对该志著录的不足

(光绪)《沾化县志》刻本行世后,稿本也在流传,并为世人传抄,出现了与刻本并行的手抄本。手抄本与刻本相比,在卷次安排、收录内容和措辞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刻本更符合修纂地方志的规范,但手抄本不仅保存了刻本未收录的许多篇章,而且可以弥补刻本阙页的内容,自有价值。一些地方志丛书工具书在著录该志时,往往对两者不加辨别,且忽视手抄本。     

延安时期的杂文风波

正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前的1941—1942年,延安的作家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王实味等人认为:延安在被歌颂的同时,也同样需要批评,而杂文是批评的利器。因此,他们对杂文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他还在3月15日《谷雨》第1卷第4期上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等杂文,对于延安生活中的某些缺陷,对老干部弃旧娶     

第一部中原至云南的旅程指南《滇程记》

新都升庵桂湖收藏有一部明代杨升庵著《滇程记》的手抄本。该书传世甚少,现已不易找得。手抄本页八行,行二十四字,夹注22行小字,行亦二十四字。计32页,附录6页,其孙杨宗吾跋文二页,全书共40页。据杨跋为万历乙巳(1605年)付梓。手抄本即据明本过录,弥足珍贵。《滇程记》是杨升庵充军云南永昌(今云南保山市)时的历程记,故名。杨升庵因反对明嘉靖皇帝不遵法制执意尊崇生父,受廷杖酷刑后被充军,于嘉靖三年(1524)负罪出京。“赭衣裹病体,红尘蔽行车”。历时半年多始戍所永昌。充军旅途中,“休旅之     

《第二次握手》:从手抄本到畅销书(上)

一位文学青年在特殊岁月的传奇经历,一部手抄本小说的广为流传,一段令人费解的文坛冤案。《〈第二次握手〉:从手抄本到畅销书》将披露其中的奥秘。     

介绍两篇“甲秀楼赋”

《甲秀楼赋》两篇,均载于《亮川集》卷二《亮川赋稿》之中。《亮川集》系清光绪戊寅(1878)年永州人石多文,唐盈庭所刻刊,共四卷。第一卷是《亮川诗集》,收入五言古,七言古、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和杂体诗数十首;第二卷是《亮川赋稿》,收入赋十八篇;第三卷是《亮川杂俎》,收入论、解、序、记、     

从《大兴国寺记》看元代江南景教的兴起

一引言:《大兴国寺记》的发现和研究价值《大兴国寺记》见于《至顺镇江志》。该志为元人俞希鲁编纂,其元刊本早佚,明以降藏书家亦无着录。干隆六十年(1795),阮元(1764—1849)得到该志手抄本,于嘉庆年间进呈内府,留下两份     

蒋超与《峨眉山志》

清初秀才蒲松龄(1640～1715年)的代表作《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名叫《蒋太史》的纪实文言小说,写的是清顺治四年(1647)探花蒋超的轶闻逸事(太史是明清翰林的别称),文中充满着佛教的因缘学说。蒋超其人并非出自蒲柳泉先生的杜撰,历史上确有真人真事。蒲松龄与蒋超是同时代人,他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而不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     

[同治]《即墨县志》中的《聊斋志异》佚文

成书于同治11年(1872)的《即墨县志》,是在明万历版、清乾隆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其《杂稽志》之《拾遗篇》有出自蒲松龄《聊斋志异》文一则,无标题,全文如下:     

从曲律看《聊斋俚曲集》的校勘

《聊斋俚曲集》为清代学家蒲松龄所作,现存版本主要见于：路大荒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蒲松龄集》;盛伟编,学林出版社出《蒲松龄全集》。但两个版本在断句或韵脚确定方面时有微瑕。本利用内证法和外证法得出《聊斋俚曲集》曲谱,据此,进行校勘。     

浅谈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意图

《聊斋志异》是一部描写鬼魅狐妖与人类的短篇志怪小说,是清代蒲松龄的代表作。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原因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受到生平、性格、仕途不顺以及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聊斋志异》的成书过程可以说是蒲松龄整个生活的真实想法的深刻映射,离奇的故事情节中包含着作家个人对于生活以及命运的各种思考。     

宋《营造法式》今误十正

《营造法式》(以下简称《法式》),完成于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全书总三十六卷,计三百五十七篇,三千五百五十五条。它是我国现存古代科学著作中最早、最完善的一部营造学著作,是研究中国古代营造发展史的一部极其重要的籍典。该书刊行后,传世甚少。明、清两朝,冷栖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内。至公元1919年据手抄本(丁本)影印后,方受海内外重视,研究工作遂始。公元1931年,在朱启钤先生倡导、梁思成先生具体指导下,始对全书进行     

蒲松龄与《聊斋杂记》

蒲松龄是清代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注重民间科学、关心治生实用之学的学者.他一生著述宏富,总计不下数百万字,除《聊斋志异》外,尚有文集、诗集、词集、戏曲、俚曲、杂著等.因年代久远,他的末印著述大多损毁或亡佚,能流传至今者,可谓希世之珍了.因此,建国后对蒲松龄的遗作遗文的搜集和整理一直为蒲学研究者所注重.1955年北京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聊斋志异》手稿,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对蒲松龄遗著做了多方收集,编辑出版了《蒲松龄集》.本文将要向读者介绍的是蒲松龄的又一部手书遗稿——《聊斋杂记》.这部书稿于1987年业经辽沈书社与辽宁省图书馆、邗     

我所了解的柯庆施

我1960年春进上海解放日报社时,开始尝试写些杂文。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召开后,我根据全会精神,特别是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精神,撰写了一批杂文,有的发表在《朝花》上,有的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副刊上。     

蒲松龄塑造的女性形象分析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塑造了众多的花妖狐魅,这些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鲜明地反映了蒲松龄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深刻地揭示了蒲松龄的妇女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