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汉口五家电影院

<正>1934年5月5日,我的父亲田镇瀛乘火车从河南漯河来汉口,到特二区威尔逊路（今车站路）美国领事馆办理赴美留学签证,住在五族路（今中山大道）汉成里口的东方大旅馆（今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山分部）,办完签证于11日离开汉口。在汉逗留期间,父亲去了附近的光明、上海、中央、明星、世界共5家电影院看电影,前4家为老汉口人所熟知,“世界”据说在1944年毁于美军飞机大轰炸,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1934年,父亲在汉口美领馆办签证

八十年前的汉口是什么模样,汉口人是怎么生活的？阅读父亲田镇瀛八十年前的日记,仿佛穿越到那个年代的汉口：曾经的五国租界,尚有法、日租界留存,街头可见外国巡捕,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出入租界吗？有声电影登陆汉口影院,中途进场看电影,下一场还是那张票可接着看,追星的是何阶层,票价几何？油腻的饮食,让北方人颇不受用;商店的营业员强行向顾客推售商品,让人反感;街头行走的小学生、童子军,构成城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还有傍晚街头的“游妓”等等.汉口,国际化的都市,展现在我的眼前.     

西太后过生日

西太后过生日爱新觉罗·溥佐编者按：本文作者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弟，载瀛贝勒之子。他在１９８１年写了一组有关清宫轶闻的文章，于同年１月２６日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本文为其中一篇。在我年青的时候，并没有赶上西太后执政。但是从我父亲瀛贝勒的口中，却听到他讲...     

康克清印象

1984年夏秋,我抽空去北戴河看望在那里休养的父亲张仲实。一天上午,父亲对我说：“康大姐也在北戴河,好多年不见了,我要去看她。”在中国谁不知道“总司令夫人”康克清!我陪父亲去看“康大姐”,几分仰视,几分好奇,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康大姐”。     

平凡而又非凡的瀛生

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凡而又忙于事业的人,一般地说,是不大注意自己生活细节的,瀛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走进他那不大的平房里,看到的只有床、桌子和书。至于和“现代化”沾边的东西,像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之类,则一概没有。似乎瀛生并不需要它们。在旁人看来好像过着另类生活的瀛生,对这些,早习惯了。“哈哈,现在的生活,已经是很好了。”瀛生欣慰地说。这确实是真的,对瀛生来说,生活中只要有笔、有纸,有馒头、有开水就足够了。关于瀛生　 瀛生是爱新觉罗·瀛生的笔名。爱新觉罗·瀛生,名文蓬,字瀛生。他还有一个名字叫…     

贺绿汀胞兄进京告“御状”

我的父亲贺培真《原名贺果》,曾于“文革”中为我叔叔贺绿汀等人的冤案进京告“御状”,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因为毛的直接干预,叔叔才得以从上海“四人帮”余党魔掌脱险回家与我父亲重逢。父亲于1913年由家乡湖南邵阳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四师”后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直到1918年毕业,与毛泽东同班达五年之久,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之后数十年的革命风雨中,父亲与毛泽东虽不在一起,却是经常互相惦念、关心着对方的安危。全国解放后,父亲奉调贵阳任市教育局局长,与毛泽东恢复了通信,父亲一生珍藏着毛泽东于1951年12月5日…     

穆藕初——“另类”的实业家

“对于我的父亲,我知道得越多就越困惑。”1943年,穆藕初去世时,其幼子穆家修只有10岁。很多年以后,已经70多岁的穆家修老人回忆说：“我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的事业涉猎的范围这么广。研究了10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知道怎么看他了。他除了是我父亲,到底是历史上的准？”     

“我信天总会亮”——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     

我儿时记忆里的抗战

我生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夜冀中平原一个不是很大的乡村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常年抗日在外。至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我来与父亲同住前,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只是一两次短暂的模糊的记忆。所以,虽然我内心对父亲十分崇敬,而要叫声“爹”却是较难出口的。我记得,那时大家都说我     

朱德、吴玉章致李根源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信

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在一九四○年九月下旬曾写信给我父亲李根源谈到百团大战的问题。我父亲于一九三八年从西安回到昆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不断将《解放月刊》寄给我父亲,这两封信也是从西安寄来的。我父亲在抗日战争三周年纪念日写了《“七七”三年抗战纪念感赋五绝句寄慰前敌将帅诸公》,发表在重庆《大公报》上。朱德同志和吴玉章同志看到了我父亲的诗后,分别和诗五首,与信一并给我父亲。我父亲在编《永昌府文徵》中保存了这些极珍贵的史料。现加注发表。     

读父亲《扬子江暴风雨》修改本有感

8月 11日中央歌剧院汪存一同志访问我 ,谈及 195 6年中央歌剧院为纪念聂耳逝世2 5周年 ,曾公演过《扬子江暴风雨》。最近她在剧院保存的这部歌剧剧目卷的档案中发现留有一本文字修改本 ,很像是我父亲亲笔的手稿 ,在送给周巍峙同志看后 ,认定是我父亲的手稿 ,又请我鉴定。我怀着激动的心情 ,仔细地读了手稿的复印件。当我看到熟悉的父亲的笔迹 ,在眼前又仿佛见到父亲握笔疾书的神态 ,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 ,说话的声音也不由得激动起来 ,这是汪存一同志发现的一件珍宝。“文革中”父亲被“四人帮”诬陷为叛徒 ,“四条汉子” ,家中文物一扫而光 …     

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

我幼年随父亲在黄陂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蔡济民。记得我的父亲和蔡的父亲唱和的两句诗：“伤心怕看澎湖月,妙手难回旅大春”（甲午后割澎湖、旅大）,曾使我们两人深受感动,同时又看到当时的一些进步书报,就起了革命的念头。1908年（戊申）,父亲叫我到省考学校谋出路,我却响应了“要革命到营里去”的号召,于是年下季,毅然投入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前队当兵。蔡济民则在我之先投入第二十九标,     

毛主席奖给我父亲一支枪

1960年,毛主席曾奖给我父亲一支枪。父亲一直心肝宝贝似的爱护着这支枪,并教育我说：“是好东西你就要珍惜,而且要珍惜一辈子。”1976年,父亲为维护他人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丁达三于2000年10月10日12时40分在贵阳逝世,享年94岁。今年农历11月10日是父亲百年寿辰,谨以此文对他老人家表示永久的纪念。父亲去世的头一年,即1999年的6月20日,老人家写了一首短诗“:九四年华瞬息过,一事无成愧疚多。有时学写隶书字,大体相似喜心窝。”父亲把这首自嘲短诗写在宣纸上,并邮寄给我。“一事无成愧疚多”,这是父亲的心里话、真话。他觉得自己一生无所作为,虚度年华,愧对桑梓,愧对子孙。我担心老人家这种心态,有碍他的健康。趁父亲93岁寿辰之际,我撰写了一副对联,并请我的老同学、父亲生前极为赞赏的书法家戴明贤书写…     

上海“中西女塾”杂忆

我上“中西女塾”(后称“中西女中”)读书,纯粹是受家庭教师的影响。1929年在上海居住时,父亲为我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俞先生,她是“中西”毕业生。在她眼里,上海只有中西女塾堪称一流,事实上也是如此,当时“中西”是首屈一指的教会女校。俞先生总是鼓励我说,像你这样既聪明又好读书的人,为什么不上“中西”呢?在她的鼓动下,我在1930年春天真的跑到“中西”参加考试并被录取了。可惜的是,当时父亲执意要返回北京     

父亲与海峡两岸交流

我的父亲名叫周清辉,1928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是山西省最早的台盟盟员,台联最早的筹备组领导之一。因为参加了著名的台湾“二·二八”起义,父亲于1948年离开故乡,辗转香港回到大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总参所属的外国语学院从事日语教学工作。1954年,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山西省静乐县,“文革”中历尽挫折。     

父亲的柺杖

小时候父亲曾让我猜过一个谜语,“生出来四条腿,长大了两条腿、老了三条腿”我怎么也猜下出来、我父亲哈哈大笑:“那是人啊!”这笑声还在耳边回荡,父亲却已拄上了拐杖。我写信给兄弟姐妹,告诉说:“年迈的父亲走路需要拐杖了。”不知是我没写清楚还是他们没读懂,每人都寄来了一概拐杖。一捆各式各样的拐杖够父亲拄上几个世纪的了。来信的内容就像复印件一样,都是问候老人、让我照顾好父亲的话,还说拐杖不合进再部R有大哥在信中说:“四弟,我寄出的只是一份孝心,而不     

国外儿童教育的五个典范

从小培养责任感教育典范:1920年,有一位11岁的美国男孩在踢足球时不小心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人家索赔12.50美元。闯了大祸的男孩向父亲认错后,父亲让他对自己的过失负责。他为难地说:“我没钱赔人家。”父亲说:“我先借给你,一年后还我。”从此,这位男孩每逢周末、假日便外出辛勤打工,经过半年的努力,他终于挣足了12.50美元还给了父亲。这个男孩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他在回忆这件事时说:“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承担过失,使我懂得了什么叫责任。”点评:父母要教育孩子从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替孩子承担一切,否则会淡化孩子的责任感,不…     

我和父亲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这是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形象,是“父爱如山”的具象表达,代表了一部分人和父亲的关系——在最初的生命里,父亲是很多人的原始偶像：高大而雄伟。     

死乞白赖读初中

1959年8月,我接到了忻定二中新生入学通知书,我把通知书上最重要的两条“携带本人学习所必需的文具及课本费3元,入学报到预交伙食费10元”指给父亲看。父亲看了一眼,点燃一袋烟,盯着窗户出神。可别小瞧这13元钱,当时足够我们4口之家半年多的花销。我怯怯地说：“要不,这书我就甭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