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银行之父盛宣怀

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朝野震动。舆论所指,李鸿章被罢免官职,下放广东,真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云水路八千”。在战败刺激下,朝廷亟需自强改革,励精图治。于是,盛宣怀被委以重任,力挽狂澜。盛宣怀,字杏荪,号次沂     

厦门台湾公会组织的成立及其发展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依照该条约第5条的规定,自条约批准日起两年内．台湾当地居民可以自由变卖所有不动产．搬离台湾前往希望之住地．倘若年限已到而未离去者就被自动视为日本国民。到此项规定公示后的1897年5月8日．迁出岛的台湾人仅有5460人．不到当时台湾总人口的0．2％。[第一段]     

漳籍士民在台湾的反日斗争

清光绪三十年（1894年）,日本殖民者发动“甲午战争”,清军败绩,翌年4月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日本。割地议和．全国哗然,纷起抗议。台湾更是一片激愤．鸣锣罢市．集会抗议,要求拒和废约。社会各界联合发布檄文．“愿战死而失台,决不拱手让台”!表达誓与台湾共存亡的决心。日殖民者为肋逼台民屈服．派坚艋利炮重兵压境．台湾遂出现“乙未抗日”之战．时台境大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奋起抗日。漳籍士民电纷纷参与抗日行列．林维源捐银100万两．以助抗日军饷（全台岁收入370多万两）．漳籍子弟踊跃参加简大狮、徐骧、姜绍祖、吴汤兴率领的义军奔上战场。“乙未抗日”初期．台湾巡抚唐景嵩等官员还外励内荏在领导抗日．未几就“陆续内渡．撤出台湾”。但台湾军民仍以“执戈齐敌忾．报同有众生”的气概,在战斗中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冲锋陷阵,奋起血战。从1895年6月至10月．不畏强暴的台湾军民历经5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打了大小100多战,抗击日本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陆战队．打死打伤日军3_2万多人．日近卫师团一半被歼．近卫师团长白川能久被炸毙,．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国耻多逢腐败时——甲午战争120周年祭

读史抚卷总长叹,多少腥风与狼烟。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失败最渗、影响最深的一场国运之战。直至今天,甲午年依旧是对中国人具有特殊含义的年份。一纸《马关条约》,不但让中国屈辱地割地赔款,更使清政府经营30多年,以图通过洋务运动强国的设想化为泡影。对比关系两国国运的改革,清廷的洋务运动终因肌体的腐朽败给日本的明治维新。     

回望高山族人民抗日雾社起义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字后,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割让于日本。在日本占据台湾的50年间,除了在军事上对台湾人进行血腥镇压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台湾人民进行奴役和迫害。由于日本本土国地狭小,资源贫乏,再加上明治维新后日本工商业的畸形发展,使得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岛上丰富的资源进行大肆掠夺。     

李鸿章与《马关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惨败,次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清朝廷派李鸿章等人前往日本马关谈判和约,马关（日本称下关）是他一生中最为伤心之地。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特征之我见

"民族主义"问题是个跨学科的话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而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较长、争议颇多,无论是概念或内容,是历史演变或表现形式,或是理论与实践意义,都备受学界关注。本刊借中国社科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召开"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会议之机,约请几位专家学者,就这一课题谈些个人认识。各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切入,触及到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相关的很多层面,他们的论点可能各不相同,也许会有思想交锋,但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思想。我们期待大家的研究及思想火花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     

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发行的金券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签订了《马关条约》,对日赔款关平银2亿两,约相当于当时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不得不举借外债来偿付。沙皇俄国乘机伙同法国向清政府联合贷款4亿法郎,并运用贿赂清政府要员李鸿章等手段,取得在华开设华俄道胜银行并进而取得建筑、经营中东铁路的权利。     

日治时期台湾银行及其发行的货币

一台湾银行的建立及性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根据清政府与日本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自此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直至1945年光复,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整整半个世纪。     

满江红(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有感)

<正>1894年为农历甲午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中日战争,翌年4月,清政府被迫与之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性,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加剧了民族危机,促使反帝反封建斗争深入发展,直至抗     

《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

《万国公报》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对战争进行报道、评论最具影响的刊物,它自身也因此名声鹊起。但其报道、评论,是非参半,真伪互见。就其以英美在远东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不惜混淆是非,为日本侵略张目而言,它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它以较为客观的立场比较中日,尖锐地指陈中国致败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引出教训来,疾呼清政府幡然改过,革故鼎新时,显然又具有合理性。此种是非真伪的互见,也决定了《万国公报》的宣传得失两分。战后清政府亲俄,既反映了英美远东利益的受损,也说明了《万国公报》前一取向的失败;而此时勃然兴起的康梁维新派,视《万国公报》为启蒙的教科书,并对李提摩太诸人深抱希望,则反映其后一取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万国公报》的这种两面性说明,林乐知诸人终究无法超越自己毕竟代表本国殖民主义利益的局限;但是,于其关于热爱中国的表白,不可轻信,却也无需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