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总书记生涯

从筹创中共到五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任过临时中央局书记、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党内有"开山书记"之称。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他辞去总书记职,不久即投入党内反对派活动,也就四年的时间,他又被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推至总书记的位置,这是他最后的总书记生涯。     

党的六大文件和周恩来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

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转入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斗争。许多党组织由于处在农村环境,再加上对党员缺乏政治思想教育,党的建设问题很突出。当时党内有“三多”:小资     

浅析国共党内合作和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时以党内合作为形式的统一战线中,由于国民党组织规模大,历史经验丰富,掌控着党政财军大权,从各方面对中共加以防范与压制,中共很难改变劣势地位并得到较大发展。两党政治上不能兼容,组织上重重矛盾,加之中共秘密活动及在力量不足时提出争夺领导权等口号,加剧了两党斗争,终于无可避免地遭到国民党镇压。     

党内合作形式与大革命的结局

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破裂,对于毫无思想准备而又几乎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来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刚到长江流域的大节命也就此结束。是什么原因导致大革命的失败?除了早有定论的主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探讨大革命失败教训时绝对不能忽视而往往又容易被遗忘的,这就是两党合作的形式——党内合作,它在促进大革命高潮产生和促使国共两党力量迅速壮大的同时,也为国共关系埋下了猜疑、不安,直至破裂的种子。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与中国革命和国共合作主体的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在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下,国民党进行改组,国共实行党内合作。其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功不可没,这体现在武器装备的提供、政治工作的开展、北伐战略方针的制定等诸多方面。     

关于“党内合作”问题的探讨

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的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对于“三大”的这个决定,长期以来,不论党内党外,都有不同的认识和估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攻击     

党在大革命时期对武装斗争问题的认识

如何看待武装斗争问题,是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党内一些同志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作出了有一定深度的理论分析;但是,从党的指导思想上来看,当时对武装斗争的认识还是不足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时,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     

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八七会议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内不少同志的提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秘密举行.     

陈独秀对第一次国共合作认识的正确性新探

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促成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大革命很快又失败了,史学界一般认为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所致,笔者认为是共产国际操纵下的共产党与国民党所实行的“党内合作”政策所致。陈独秀在两党合作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由不赞成到共产国际压制下的默认,到...     

试论“二战”时期党内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的原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我们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由于当时党中央领导机关的错误指导,从1927年下半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七年多的时间里,党内连续发生了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给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种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根源的。1945年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曾作过分析,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只强调了作为社会根源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急性病,而对党内的主观原因和共产国际错误指导,都没有作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的前前后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虽然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但他沉重的思想包袱却难以自卸,总是沉陷于历史责任的追诘之中,他不能接受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批评,又和新的中央路线格格不入,以至发展到后来,公开组织党内反对派进行分裂活动。中共中央在对其说服教育无效的情况下,将他开除出党     

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八七会议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分共”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内不少同志的提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秘密举行。这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特派员浅析

特派员一职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权建设的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为保证法国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大革命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史学界对此尚无专论。本文试图从特派员一职的历史演进、权力变化及其对法国大革命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法国大革命1792年宣战动因析论

本文从分析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着手,探讨了大革命时期法国对奥地利宣战的动因问题。本文认为,《皮尔尼茨宣言》并不对大革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逃亡贵族的政治活动是大革命的心腹之患;宣战不是少数人的阴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现象推进了法国的宣战。     

论党内反倾向斗争与党内和谐的互动

本文研究了党内反倾向斗争与党内和谐的互动模型和互动状态。从理论上看,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是实现党内和谐的重要手段,而党内和谐的政治生活局面也能够有效地规避党内错误倾向的产生;从历史上看,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历程就是不断建构党内和谐的历程;从实践上看,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基本经验实际上指明了现实中构建党内和谐的路径选择。     

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

陈修良(1907-1998)几乎活了一个世纪。作为一个中共党内不大不小的干部,陈修良犹如一个弄潮儿,多次被抛到浪尖上,也多次沉没深渊,九死一生。一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沙文汉,陈修良的丈夫)曾成立南京工作部,部长是大革命失败后长期在上海坚持城市秘密斗争的陈修良。她在江北的六合县设置机     

党内民主研究中的几个前沿性问题

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的发展趋势日渐明朗,学术界和理论界关于党内民主的研究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关于党内民主发展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到一些深层次和比较敏感的问题。本文从党内民主发展的突破口、党内民主与党的民主化、党内民主论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三个层面,对党内民主研究的相关前沿性问题予以关注。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政治关系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作为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对此,他陷入困惑、迷茫之中而不能自拔。当他获悉托洛茨基的政见竟与其一致时,便有意引为知音,开始进行党内反对派的活动。然而,当托洛茨基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损及中华民族利益的政治口号时,他便又质疑问难,与之格格不入了。发展到后来,他与托洛茨基分道扬镳,成为一个左冲右突、天马行空的独行客。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交往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作为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对此，他陷入困惑、迷茫之中而不能自拔。当他获悉托洛茨基的政见与其一致时，便有意引为知音，开始进行党内反对派的活动。然而，当托洛茨基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的政治口号时，他便质疑问难，与之格格不入了。发展到后来，终与托洛茨基分道扬镳，成为一个左冲右突、天马行空的独行客。     

土地革命时期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沉痛教训

一、“八·七”会议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的转折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7月——1934年底),是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的时期。能否正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是中国革命能否顺利地走出低谷的关键问题。“八七”会议结束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是重大的历史功绩,但是,左倾情绪也随之滋生和蔓延开来。它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带有明显的唯成分论倾向,不加区别地把知识分子等同于机会主义,并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罪于知识分子。中央指责:“党的指导机关占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分子”。这种组织上的“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