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地方行政与幕友人事制度的形成

汉代的幕府制度发展到清代,成为特殊的幕友人事制度。清以前的幕职,一般是国家正式官职。清代的幕友,却是地方主管官按照“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自行聘请的私人秘书与私人顾问。官与幕是平等而紧密的宾主或朋友关系。主管官对幕友隆礼厚遇。幕友的报酬是主管官私人定期奉送的束修。清代幕友主要有刑名、钱谷、征比、挂号、书启等种类。他们的工作包括了地方政府的全部行政事务。但到鸦片战争后,“其所司之事,当以治文书章奏、司粮们军需及领水陆兵勇为三大要端”。①幕友可以通过主管官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他们不对自己的行为负…     

“绍兴师爷”遍官场

正按照清嘉道年间官至督抚的福建人梁章钜(他本人在中进士之前也是幕友出身,自号"儒林参军")《浪迹续谈》一书中的说法,在各级官场中充当幕友的大多数是绍兴人,而且随着绍兴师爷的遍布全国,绍兴的特产——绍兴黄酒也行销各省,"可谓酒之正宗";官场中除了"京片子"外,     

植被·根脉

湖北评书 在武汉诞生近四百年,主要流传于长江沿岸的武汉、孝感、沙市、荆州、宜昌等地。书目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仅按小说底本讲述的“底子书”和在“底子书”基础上发展加工而成的“雨夹雪”;另一类被称为“路子书”,这类书目是演员自己编创并演出的,较为追求情节的惊险热闹。     

《元代政治制度研究》评介

2 0 0 3年 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一书 ,是李治安教授最新的学术文集 ,收入了作者在元代政治制度领域发表过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书分为四大专题共 2 6篇。第一章“中央政治制度” ,分别从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元代上都分省考述、怯薛与元代朝政、元代质子军刍议等四个子目进行探讨。第二章“地方行政与监察制度” ,详尽研究了元代的行省、宣慰司、路总管府、县官、巡检司、行卸史台、肃政廉访司等各级地方行政与监察制度的建制沿革、职权、特征、性质、历史作用 ,等等。第三章“投下与蒙古诸王制度” ,分…     

顾炎武五十九岁“高龄”仍坚持纳妾

中国古代有一类图书一直很畅销,比如《广嗣宝集》,相当于现代的育婴宝典,读这种书是想生孩子的准爸爸妈妈必须要做的功课。这种书里头就少不了收有“仙传种子丹方”、“种子法”。     

云梦秦简《日书》占卜术初探

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公布以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已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学者从社会思想、文化、历法、阶级关系等各方面对《日书》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李学勤先生指出:“《日书》属于《汉书·艺文志》所列数术一类”。并指出:“对于《日书》,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去研究:一方面,是从数术史的角度去考察”,“另一方面,对《日书》的内容还可以作社会史的考察”。目前所见国内关于《日书》研究的文章,绝大多数属于“作社会史的考察”一类的,而极少见“从数术史的角度去考察”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本文不惴孤陋,就秦简《日书》占卜术作一粗浅分析,望求教于方家。     

安徽书院考

书院是我国宋代以来学者士子讲学读书之所,是府、县官学一个重要补充,也是历史上开展社会教育和学术活动的活跃场所。安徽之有书院,自宋代始。宋皇佑元年(一○四九年)文学家欧阳修知颖州(今阜阳)时,建西湖书院。据清乾隆《颖州府志》载:“宋皇佑元年,欧湖修守颖,爱西湖之胜,乃建书院于湖之南。”这是我省有史可考的最早书院。有人认为欧阳修建立的书院,是他“玉麈高谈”、“吟哦为乐”之所,不是士人谈书讲学的书院,这是不符史实     

探访县衙里的古监狱

县衙,俗称衙门,是古时的“县政府”,是县官用来征税纳粮、听讼断狱、教化百姓、兴学科举、办理事务之地方。在封建国体中,县衙的地位极其重要,有“县之不稳,国之动荡;县之不贡,国无钱粮”之说。善于理政的清雍正皇帝就曾这样说过：“牧令乃亲民之官,     

清代县制研究

一、州县在清代政权体制中的地位清人云一万事胚胎,皆由州县”,是说州县在清代政权体制中作为基层政权,是一切政事的开始。《光绪会典事例｝）云,清县制“定于国初℃。其实清代县制是二千多年县制的继续。家一斑或可窥全豹,研究清代县制,可以了解清代,乃至中国历代政权体制的运作,即使对现代中国也不无史鉴之义。县制的由来县,本是古帝王所居,即王前,号称“赤县”。《礼记｝）云“天子之县内”。所以古天子亦有“县官”之称。后来春秋时期,秦、晋、楚等大国在新略之边地置县,国君派官吏直接管理,县官奉君命而行政．有别于世卿…     

“妇愚无知”:嘉道时期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县官与下层妇女

本文通过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县官对女性当事人的裁决和妇女对县官的回应及互动两个角度,探讨了清代嘉道时期下层妇女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意识。揭示出尽管县官在裁决中往往对妇女予以"优待",其实质是妇女本身不被视作完全的法律行为责任人,法律权利和地位极其有限,仍体现为男性的附属物。县官在审理女性案件时,其重心往往不在于司法公正,而在于整饬人伦风化。但另一方面,多数下层妇女对于自身的法律地位十分明了,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她们利用供词和诉状等形式积极地与县官沟通,并巧妙利用自己的弱势地位博得同情、逃脱惩处,最大限度地为自己争得利益。     

西汉县级行政首长略论

西汉县令长及其在西汉行政系统中的特殊地位问题,在传世文献资料与尹湾汉简的材料中都有反映。如董仲舒言：“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通过分析西汉基层行政,可进一步了解西汉县令长行政类别,行政权限以及县令长与地方王候的微妙关系。     

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首县的日常公务——从南海知县日记所见

本文引用的主要资料是同治、光绪年间曾任南海知县的杜凤治的日记。杜凤治除了执行一般州县官的公务之外,还是直接管辖省城的行政长官（广东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管辖）。从日记记载我们可以了解清朝后期地方政府对省会城市的管理体制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很多细节。杜凤治被总督委派参与了大量“洋务”活动,日记记载了当时广东中外交涉的一些情况。此外,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经常直接向督、抚、藩、臬报告,与各级上司讨论公务,参与官员任免等事务,实际上成为广东省高级官员的重要助手。日记对杜凤治与各级官员公私交往的记录,揭示了晚清地方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以及晚清官场的各种规则与人际关系。     

“南夷夜郎”两县考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记载了汉武帝对西南夷措施的变化。“南夷夜郎两县”是指在南夷夜郎的地城中设置两个县。“南夷夜郎”不是县名。这两个县是汉阳县扣朱提县。     

清代州县衙门经费

本文通过对清代州县衙门经费的量化分析,发现州县衙门经制性经费与实际所需之间有很大的差距.清廷虽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终清之世,效果寥寥.因此,州县官为了保障政务活动的进行,不得不采取征收田赋附加、差徭、杂税盈余等手段加以补苴,结果使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     

多面的弄潮兒:沈戟儀與清末民初的私塾改良

清末十年,各種改良風起雲湧,蔚爲大觀,深刻影響後來的中國社會。時人觀念更新同時,難免追逐即時現實利益。1905年,上海人沈戟儀(亮棨)發起私塾改良總會,推廣私塾改良是其中一例。科舉停廢,舊式學塾地位看似急轉直下。候補縣丞沈戟儀應時而起,以有利條件出而宣導,暴得大名。但他不全注重公益,反有牟利嫌疑,事業遭遇困境。辛亥革命帶來的社會變動,給予沈氏新的活動空間。以公益示人的改良者實有多重人格,刻意隱去不佳形象一面,以致後來學者對此類事實了解不多。雁過終有留聲,若有心用力收集相對全面之史料,可發覆故實,窺知清季民初詭譎多變的人心世相。     

王鉴生平之几点考证

清初＂四王＂中以王鉴的生平记载最为简略,资料最为缺乏,这与他生活甚为窘顿,晚年更孤苦凄凉,身后萧条有关。本文拟对其中几个问题作些考证,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对画史有兴趣的同道多关注这一位培育了王石谷与吴历两位大画家的清代正统派宗师。     

明清时期汉水下游泗港、大小泽口水利纷争的个案研究——水利环境变化中地域集团之行为

该文结合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载,通过对清代、民国时期关于襄河水利纷争的史料——《襄堤成案》、《大泽口成案》、《襄河水利案牍汇抄》的解读,理清明清时期汉水下游州县关于小泽口、大泽口水利纷争的全貌。分析纷争过程中地方社会的行为,以及督抚、府州县官员等不同层级官员行政的实质与角色,并分析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水利环境变化之下地域集团行为的性质,以及其行为对水利环境的影响。     

元代长社县尹袁英记功碑研究

元代长社县尹袁英之碑是一方刻立于元代至正年间的记功颂德碑,记载了袁英入仕为官直至调任长社县尹后的政治经历。袁英其人史书无载,碑文详细记载了袁英的仕宦经历、为官作为及政治交游情况,是元代县尹群体的时代缩影。碑记铭文关于袁英任县尹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从侧面反映了元末长社地方风貌,对元代中原地区居民民族构成情况也有相关涉及;袁英及撰额者冯梦弼的出仕经历,体现了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巩固自身统治所采取的人才选拔措施,所表现的元代统治者对待儒家思想的态度亦值得深思;志文所记载的长秋寺知符节一职亦有助于对元代长秋寺职官设置的考证和研究;关于云南王出行之事反映了元代宗王的政治特权。     

The Myth of the Flogging Parson: Samuel Marsden and Severity of Punishment in the Age of Reform

In 1817, Governor Macquarie alleged that Samuel Marsden was an especially severe magistrate, a claim widely repeated in subsequent histories. And yet, if measured against other magistrates in the Macquarie era, Marsden sentenced convicts to a flogging less frequently and ordered typical numbers of lashes. The myth of Marsden as the flogging parson developed in the writing of Marsden's political enemies, grounded in his popular reputation as a brute and a hypocrite. In a context of growing humanitarian and criminological opposition to corporal punishment, Marsden's incongruous responsibilities to preach and punish convicts became a scandalous anachronism.     

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

清季外省财政机构通过裁局改制,经历了由纷乱无序到财权相对统一的重要转变。裁局改制前期注重节流主义,后期相对重视制度改变。光绪末年的财政改制主要是督抚司道的自发调整,宣统年间则是来自清廷“裁局改制”谕旨和度支部的督催。外省督抚虽遵照谕令实施变革,但却力图控制财政实权。度支部统一财政、强化各省藩司实权的愿望受到督抚的表面应付,实难如愿达到目的。由于机构整合过程中受到各种制度和人事影响,通过改制设立的省财政机构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特征,在分科办事、职员构成和运行习惯上,未能与旧传统彻底区分。清廷和各省在财政机构的改制上,尚存在着“能力”与“努力”的各种约束,改制结果并不纯粹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