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近世中朝边界争议的焦点

１７１２年，康熙帝派穆克登到中朝边界去本是本国自行“查边”。穆差在鸭绿江、图们江分水岭上凿立的石碑，不过是审视水源的标志与证明到达奉旨查边关键地段的纪念物。光绪朝中朝会勘图们江边界时，双方官员看到该碑矗立于长白山主峰东南麓。朝方硬说该碑是“定界碑”，要求以彼处为基点同清朝政府划定边界。清朝勘界委员会坚申当年穆差出来是为查边，非为定界，故此碑并非“定界碑”。更以碑文与当地江山形势不符，但与小白山江山形势相符，疑是原立于小白山顶，后被人移来，但并未稍指是何时何人所为。清季吴禄贞虽然有力的论证了穆碑不是定界碑，更肯定其位移是朝民所为，但有欠具体。本文用朝鲜历史文献证明穆碑当初实凿立于小白山顶，但穆差方离去，即被朝鲜下级官吏许梁、朴道常移到长白山东南麓，以与其同时非法筑设的石堆土堆等伪边界标识物相连接配套，用以为日后与我争界的证据。此移位的穆碑与伪边界标识物石堆土堆连同“土门”、“图们”两江妄说，构成了李氏朝鲜高宗政府对清朝政府进行谋夺边疆领土国际外交大欺骗的基本内容     

穆克登查边与《皇舆全览图》编绘——兼对穆克登"审视碑"初立位置的考辨

康熙年间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的长白山查边活动,是东北边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往学界的研究多注重查边定界活动,忽视了穆克登此行的另一项使命--为<皇舆全览图>的编绘进行实地勘测.而完成<皇舆全览图>东北舆图测绘工作,则是康熙帝两次派遣穆克登前往长白山区的重要原因.穆克登的查边过程是定界、绘图同时进行,所以此次划定边界的勘界成果便保留在<皇舆全览图>中.本文通过深入分析穆克登查边与编绘<皇舆全览图>的关系,结合舆图资料和中朝双方文献记载,对穆克登"审视碑"初立位置做重新探研.     

康熙时期穆克登碑初立位置新证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命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赴中朝交界的图们江、鸭绿江江源一带确定两江正源,并在分水岭处树立界碑,史称"穆克登碑"。根据新发现的李匡德《冠阳集·答李君敬书》、首尔大学奎章阁藏《西北界图》和《八道地图》、成海应《北边杂议》等朝方资料,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奏折、清末相关人员的实地考察等中方资料,作者认为穆克登碑最初确实立于小白山分水岭上,穆克登指定的图们江源是红丹水。     

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

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查边定界缘于中朝两国边民私自越界,这与两国界河图们江、鸭绿江两江上游至发源地段从未勘界与划界有直接关系。本就穆克登查边定界尚未清楚的问题,提出穆氏是查边定界而非单方面查边;图们江源头是红丹水;定界碑的最初位置是在白山,不在长白山;光绪年间中朝两国勘界时,所见穆氏所立定界碑于长白山,是朝鲜方面将界碑从最初的位置移至长白山的结果。     

穆克登碑原址考证

清康熙五十一年,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勘查中朝边界,在其认定的鸭绿江、图们江分水岭建立一座石碑。从光绪十一年朝鲜勘界使李重夏的秘密奏章《乙酉状启追后别单》、《朝鲜王朝实录》、《皇舆全览图》以及当初朝鲜接伴使朴权、首译官金指南的日记看,穆克登勘定的土门江源只能是发源于长白山的石乙水或红土山水,其所立石碑最初位置只能是在发现位置长白山天池南麓而不可能是在小白山。     

长白山东南地区石堆土堆筑设的真相

清光绪朝中朝会勘图们江边界时,李氏朝鲜高宗政府以筑设在长白山东麓黄花松沟子一线的石堆、土堆为划分边界的合法标识物,其实是一些伪证。这些石堆、土堆原来是李朝肃宗政府的下级官吏擅自改变清康熙朝查边钦差穆克登委托筑设边界标识物的施工地段,咨意筑设的,当年李朝政府曾明白认定其为非法,所以黄花松沟子根本不是历史上的中朝边界线。而李朝高宗政府改变原来立场,竟然利用这些伪证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当两国勘界代表分队会勘时,朝方人员在树丛中发现了肃宗朝时在穆克登委托的地段上最初筑设的石堆,但却故意欺瞒清政府勘界委员。因此,清光绪朝中朝会勘边界是李氏朝鲜高宗政府利用伪证、隐瞒实证对清政府进行的外交欺骗     

朱明寺大德塔碑考

朱明寺大德塔碑,近年出土于苏州虎丘塔塔基填土层.出土时碑石已残,缺失下段(见拓片).残碑长0.41、宽0.45、厚0.14米.现存碑文共17行,88字,但除“朱明寺大德塔”、“大历四年(769)”、“宝历元年(825)”等字外,绝大都分碑文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经考证,该碑是目前苏州历史上最早的碑刻实物,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与碑刻实物价值.朱明寺大德塔碑的出土,填补了苏州历史上唐塔的空白,并为我们研究唐代苏州朱明寺大德塔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力作--评金其祯所著《中国碑文化》

江南大学金其祯研究员用十余年时间著成107万字的煌煌巨著《中国碑文化》,2001年11月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专著对学术最大的贡献是将碑刻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来研究,改变了以往将碑刻单纯作为书法艺术研究或考据学研究的传统研究方法,不但在研究方法上是一个飞跃,而且拓展了碑刻的研究领域,揭示了碑刻的文化内涵,使碑刻作为一门文化史上的新兴学科昂首立身于学术之林。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从碑的起源一直阐述到现代碑文化,既是一部碑刻本身的发展历史,又是一部反映碑刻与人类历史相关的关系史。下篇为碑文化专题论述,多角度的探讨了碑与…     

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碑)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西夏碑),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是存留至今的西夏文碑刻的珍贵遗物。此碑现存甘肃省武威县文化馆(见图)。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不知何时被封闭在一座碑亭内。清嘉庆九年(1804年),才由甘肃省著名学者张澍打开,使人们得以重睹,后几见著录。西夏碑碑身高2.5、宽0.90米,两面撰文。一面刻西夏文,以西夏文篆字题名,意为"勅感应塔之碑文"。正文为西夏文楷字,计二十八行,每行六十五字,第一行意为"大白上国境凉州感应塔之碑文"。另一     

王稚登撰《龙柏亭记》碑考录

1984年,我们在吴县通安乡青峰村,发现石刻一方.青石质,高143.5、宽68厘米,额趺已失,碑体完整,个别字迹已漫漶,碑文阴刻竖行楷书17行,满行55字,碑右首行镌“龙柏亭记”,碑左下侧落款:“王稚登撰长洲杜大绶书郡人陆士仁篆额镌刻于明万历乙巳年(1605)”.该碑虽是一方始建阳山龙柏亭的记事碑刻,但碑文却涉及到王稚登的籍贯、出身等历史问题,具有史料价值.同时,该碑是当时声著吴中的王、杜、陆三人合壁而成,又是一方书法艺术珍品.原石现已镶嵌在吴县文管会无梁殿碑廊,供人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