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勘分中越边界中的观念变迁与措置纠葛

清代治边、防边讲究"守在四夷"、"树表捍边",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原本辅车相依的南疆藩篱一变为卧榻之侧的西方敌国,传统观念却仍然左右时人认识。战后中法勘分中越边界,清政府为阻法国进逼边境,在如何分画边界问题上始终纠结瞻顾,勘界过程纠葛不断,由边界划留"隙地"到争取"新界",最后始定"一线为界"。时人观念也由开始竭力避免与法国为邻,演变为守定现界、与法方争利,此一时期也成为国人近代边界、边防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     

从班洪事件到中缅"1941年线"的划定

班洪事件及“1941年线”的划定,是近代中国边疆史上较为重要的历史事件,直接影响了今天中国的西南边界。学术界对于班洪事件的发生多认为是英帝国主义的越界入侵,至于“1941年线”的产生则很少有人探讨。本文主要借助中、英双方的有关档案对班洪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探讨,认为英政府利用中国方面“刘陈线”绘制的错误,单方面进入滇缅未定界内进行矿藏勘测,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国民政府在边界问题上也进行了一定的抗争,但面对抗战的危局与英国的要挟,最终还是做出让步,划定了中缅边界的“1941年线”。     

契约华工历史话语的另一面:抗争与“越界”——以汤亭亭的《中国佬》为例

论文以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作品《中国佬》为文本,在当时种族歧视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探讨了以伯公和阿公为代表的契约华工抗争和"越界"的行为与策略。以伯公为代表的夏威夷种植园契约华工以"捣蛋鬼"的形象,通过制造麻烦来拒绝被驯化,逾越"不许说话"的戒律;以阿公为代表的铁路契约华工,则通过罢工来争取和白人同工同酬的待遇。他们的"越界"行为既是对华工主体性的宣示,也是对现有契约华工历史话语的一种反拨。正是在不停地跨越或隐或明的边界的过程中,华人才逐步扩展自己在海外的生存空间,改变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美国边界安全的空间特征与政策变化——兼论对中国边界安全的启示

本文将美国边界安全置于地缘政治视角之下进行研究,通过对美国边界的空间形态与特征进行分析,总结美国边界安全在当前空间状态下存在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在全球反恐背景下,以"9·11"事件作为转折点,对比恐怖主义袭击前后20年美国政府在边界安全政策问题上的认知和态度变化,在对美国边界安全政策进行梳理后,阐述在新的边界安全环境下,美国所采取的保障陆海空边界安全的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美国经验对中国边界安全的五点启示,以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和实践提供借鉴。     

新谈校园流行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运用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校园流行语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以一种轻松、诙谐的话语方式笑谈校园百态和社会万象。语言使用中出现"越界"或者"溢出"现象,不单指校园用语的越界,还有其他行业用语的"越界",本文着重探讨此方面的内容。     

论古代中国的国家观与天下观——边境与边界形成的历史坐标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观,各王朝所持有的是天下观。即在法理上,中原王朝并不认为天下有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国家。这一观念自先秦时期奠定之后,影响深远,即便是由传统的"蛮夷之邦"入主中原的王朝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政治观念。但是,天下观在其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却不得不每每面临诸多强大对手的挑战。因此,每当此时,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就有了一定的边界含义。不过,真正近代意义上的边界出现于清朝。即当清朝面临沙俄这样从未接触过的具有全新文明的强大对手的挑战时,近代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才最终形成。换言之,只有当中国面临的对手足够强大,或者说其文明受阻于强敌时,天下观才转为国家观,有边无界的状态才得以消解。     

美国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反应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使双方走到了战争的边缘,美国方面对中苏冲突的反应是一个从倾向于中国“好战”和“挑衅”到看清苏联意图的认识过程。美国一直想利用中苏分歧,使其在与苏联争夺霸权的较量中获利。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客观上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尼克松政府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中苏边界冲突造成的中苏关系空前紧张的形势,使尼克松、基辛格感到美国有可能在处理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处于优越地位。所以,中苏冲突客观上是促进美国加速调整对华政策的催化剂。     

吃与不吃:食物体系与文化体系

人类与食物的关系不仅是生存关系,也表现出建立在其上的文化体系的互动关系。不同的文化体系对食物有着不同价值观。石器时代人类与食物的关系在今天值得我们反思,有些地方甚至值得借鉴。不同的文化体系在食物体系中创立了不同的分类制度,许多食物的文化隐喻通过仪式进行特殊的表达。人类生存与食物生态构成一种共生现象,需要格外养护。     

经济全球化的环境困境寻根

经济全球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全球利益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发达国家追求全球扩张以及寻求释放外部性成本空间的欲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以及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压力,加速了各国对自然资源的竞争和利用,也使越界负外部性日益增加,全球环境更加恶化并陷入困境。而越界污染的无主治理、发达国家的言行不一、发展中国家的无能为力和两类国家的矛盾冲突是全球环境困境的主要根源。因此,正视现实、寻求合作、遏制贪欲、各执其责是人类面临的现实选择。     

无边界学习、多媒体技术运用与远程教育

教学中社会与学校、教师与学生、课程与生活、知识与经验等二元结构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从根本上剔除的。一位优秀的教师是要承认二元的存在,同时又协调二元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时常讲的"对立统一"。借助信息技术(多媒体教学)做到"对立统一"是一个极好的方法。无论运用何种手段,只要能够打破教学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任务和结果的单一性,真正做到"社会即学校"、"以学生为师"、"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这就叫"无边界学习"。"多媒体技术运用"和"远程教育"都不能讲是"无边界学习"。     

西方政治地理学对边界问题的研究

边界把政治学和地理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是西方政治地理学的一个传统研究领域。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地理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不断深化着地理学家对边界的认识。西方政治地理学多从主权和国家的视角研究边界问题。尽管西方政治地理学对边界问题已经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他学科也纷纷加入研究之列,然而边界学至今仍未形成,也未形成公认的边界概念和理论框架,把空间范畴和学科方法联系起来。文章梳理西方政治地理学界对边界问题的探索,理清西方政治地理学对边界问题的研究脉络,提出我国当前需要重视的边界研究议题。     

乾隆末至光绪初藏哲边界相关问题研究

"哲孟雄"是清代乾隆以后锡金在汉文史籍中的称呼,《西藏志》等史籍对其与西藏交界均有记载。作者结合各种史料记载,对乾隆末至光绪初年藏哲边界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包括对白木戎与哲孟雄的关系进行了考辨,认为白木戎并非哲孟雄;对西藏与哲孟雄早期界址、帕克里地方三处卡隘、哲孟雄与其他邻近地方的边界以及一些史料中的错误进行了考辨;还对清朝对藏哲边界的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清朝对藏哲边界进行了严格的管理,但由于后来国家治理能力的衰减,其管理逐渐松弛。     

新疆锡伯族族群边界的多重性与民族认同

清代中叶,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新疆伊犁地区边务空虚,锡伯人受清朝政府之命西迁至察布查尔屯垦戍边。锡伯人定居区域的地理边界,以及因为八旗制度而形成的社会边界,强化了新疆锡伯族作为边防军的族群身份和屯垦戍边所应具备的价值标准。20世纪上半叶,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相继瓦解后,有关屯垦戍边的历史记忆、对盛京老家的思念构成的原乡情感,以及纪念西迁的节日成为锡伯族延续族群身份和价值标准的手段。20世纪80年代后,维系新疆锡伯族族群边界的身份和价值标准不再明确,文化精英通过西迁节大型纪念活动等形式强化了边防军后裔的族群身份,提出以"西迁精神"为标志的价值标准,建构其新的族群边界。     

跨越地理边界的地方性食物——以广州流动群体的饮食消费为例

地方性食物原本被定义成在清晰的地理边界内生产的食物，是“本地人”抵抗极端商品化食物系统的有力武器，但以地理边界为中心的视角压抑了消费者身体的积极作用，也忽视了作为“外来者”的流动群体的在地饮食体验。基于对广州流动群体的日常饮食消费的深入考察，本研究发现：流动群体对跨越地理边界的故乡食物和广州本地食物主动赋予丰富的地方性意涵，构筑日常饮食“流动的地方性”。基于身体与食物的关系视角，本研究认为身体接触食物的契合感受以及与食物提供者的信任关系奠定了流动群体建构地方性食物的基本途径。区别于反抗式的地方性食物运动，流动群体把地方性食物嵌入在地生活，凸显多重的日常意义，主要表现在突破食物知识困境，缓解饮食焦虑，以及增进身体和地方的亲密关系。     

鄂尔多斯高原自然背景和明清时期的土地利用

鄂尔多斯高原位于我国北方沙漠-黄土边界带的关键位置上,通过百年来沙漠-黄土边界带概念的形成考察,从学术史上获得该论题蕴含有过渡带、敏感带、生态交错带内涵,这是众多学科研究意义所在。明代为防御元蒙势力,沿长城地带实行军屯,清代限于人口压力和财政因素,从长城内到长城外,将"变刍牧而桑麻"的活动扩展到大半个高原。汲取学术界已有成果,尤其是以长城作为判断毛乌素沙地南移及其与明清垦殖活动关系的一种考察方式,在影响毛乌素沙地的走向和幅度上,认为自然因素更显重要。尽管人类利用土地的形式和规模在逐渐升级,但在明清时期的演变过程中,仍只是作为荒漠-草原彼此进退的一种参与力量。     

省际边界区域城市化模式研究

从边界对基础设施、经济要素、产业扩张、市场、生态环境的"切变"效应入手,首次提出我国省际边界区域的"水平城市化模式"。这种模式具有边缘性、断裂性和竞合性等特征,可分为"强强"、"强弱"、"弱弱"等组合类型。通过对苏鲁边界区域的徐州和济宁2市城市化模式的初步探索,验证了水平城市化模式在省际边界区域的客观存在。在边界"切变"效应的作用下,竞争性往往大于合作性,甚至会引起恶性竞争,通过区域管治等措施,可以促进省际边界区域城市一体化目标的实现。     

从森林里来 到森林里去

森林作为地球之肺、栖息之地和食物之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距今170多万年前的原始"绿色文明"时期,还是农业不断发展的"黄色文明"期间,甚或工业大行其道的"黑色文明"年代,乃至生态文明引领的高级"绿色文明"时代,人类无一不从森林中汲取营养、获取资源、挖掘财富。从森林里来,到森林里去,走出钢筋水泥,回归自然生态,实现返璞归真、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正是生态文明发展进步的大趋势和大方向。     

民间信仰与村庄边界——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研究

以民俗活动"游神赛会"为切入点,对比凤凰村与周围4个村庄民间信仰活动的现状,厘清民间信仰活动在构建村庄内部认同与维持外部边界中的意义。民间信仰既是村落认同、村落整合的要素,亦是区分村落边界、协调村落关系的动力。以游神赛会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活动填补了村庄集体行动的空缺,通过符号的构建将个人、家庭和村庄联结起来,增强彼此的沟通,表现对村落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游神赛会活动也体现了村庄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游神活动协调村落关系、构建村庄边界。     

印尼归侨身份“边界”流变初探

论文基于"边界"理论,将印尼归侨身份的"边界"建构放入纵向的时间维度探讨其"边界"的生成及变化。研究发现,印尼归侨身份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遭遇他我之别时所"框定"的。在印尼,他们身份"边界"的表述核心是对祖籍国的想象与认同。归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其身份的"边界"表述则在自我和他者的"意会"中贴上了"印尼"标签,唤起的仅是对跨国经历和过去生活的记忆与怀想。这一分类实践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移民关于身份的界定和选择过程,映射了不同身份的"边界"所承载的资源与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学界对中印边界战争的解析

<正>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在中印两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当今中印关系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和西方学界曾纷纷指责中国对印度"发动了无端的侵略",认为印度是中印边界纠纷和边境战争的受害者。①这种观点在中印关系全面冷冻时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直到今天仍是主流。70年代,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