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实践的民俗定义

我的标题来源于丹·本-阿默思将民俗定义为"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际"的论文,尽管他自己也反省这一定义对传统的忽视,一些学者也质疑此定义在民间生活和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适用性,但它已成为定位于表演的口头民俗研究的重要基准。伴随21世纪数字文化的出现,此定义受到新的检视,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民俗的社会基础,评估作为民俗关键词的传统,倡导探求民俗的认知基础、行为和组织观念的构成以及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我将对此进行回顾,根据实践理论提出一个简明的以传统为中心的民俗定义,保留对语境的关注,同时聚焦于以民俗实践为基础的知识或认知领域。"实践中的民俗"即是"将传统知识运用于实践或是从实践中提取传统知识"。     

“实践民俗学”的“实践论”批评

"实践民俗学"试图在日常生活中还原民众作为自由人的先验条件,把民俗学关注的重心转向民俗行为背后的实践理性的目的条件。这一观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自觉性,然而,它对启蒙理性的应用,对国际民俗学"实践论"转向的判断,对民俗学经验主义学术传统的评述还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     

传统的“重”与“轻”——解读民俗实践中的重复性行为

民俗作为潜在行动框架与具体实践行为之间的反馈回路,其相关研究至少应涉及三个相互联系的主题:如何从其"重"与"轻"的角度衡量重复性行为的价值;将传统作为重复性行为的解释框架;借助传统的反馈回路模型,理解民俗阐释框架的内部变化对于传统这一更大系统的影响。     

民俗的表演性:表演理论、活态传承与公共文化实践

表演理论是20世纪美国民俗学对于学界的重要贡献,其核心是"表演"和"语境"。在表演理论提出以后,民俗学经历了从关注文本向强调语境的转向,使得以差异性为基础的本真性再次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议题。然而,在随后以"语境"为中心的研究实践中,研究者们逐渐开始质疑本真性问题存在的逻辑合理性以及在实际民俗活动中的可操作性,研究重点也由此从辨析民俗事象的真伪,转变为讨论本真性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文化政治。正是基于对"本真性"的祛魅,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践中,学术话语所追求的本真性与实际操作中的共享原则之间的矛盾,便因此而消解,这为当代公共民俗学实践提供了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理论支撑和实操可能。在此,以行动认同为旨归的"表演"(形式)在"语境"(意义)的"式微"中重新凸显,实现了民俗传统的实践回归。     

论“生活世界”与民俗学——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谈起

民俗学的生活世界,是以"胡塞尔生活世界"为基础,通过个体的身体感受来研究个体的生活世界。胡塞尔将生活世界看做是先于我们所有的实践、思想、本能而存在的先验前提,在此基础上,人类以文化语言、社会关系为中介,建构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共通性。而民俗学者正是基于这一共通性来研究民众的生活与传承,理解并感受他人的生活。以关注具体生活状态、传统与个人性、身体感受为重点的表演理论体现了民俗学"生活世界"的核心内涵。     

“表演理论”之后的民俗学——“文化研究”或“后民俗学”

＂表演理论＂是20世纪70至90年代国际民俗学界的主导性理论,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民俗学与语言人类学两个学科范畴。本文简要介绍这一理论被更新与推进的历史过程,描述了＂表演理论＂之后欧美民俗学的研究趋势。     

“实践”与“实践民俗学”

在国际民俗学界,"实践"首先是指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行为;"实践民俗学"则是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深入理解与阐释,甚至是对庸常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理解与容忍。在抱持一种面向共同的美好生活理想的前提下,实践民俗学有责任在准确地理解民众的实践逻辑之后,把普通民众未加反思的常识提升到系统地反思与批判的哲学层次上来。     

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中的“物”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唯物观把"物"仅限定为"客观实在",与人、人的活动(实践)完全脱离,这必然使它丧失属人的现实性,成为一种向来为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的、与世隔绝的"无"。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它没有转变思维方式,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按照实践思维方式去思维,只有把握实践思维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本质,才能实现对"物"的科学理解,确立科学的唯物观。     

美国民俗学的实践理论——兼论西蒙·布朗纳的有关阐释

西蒙·布朗纳于202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系列讲座,紧紧围绕民俗学的实践理论这一主题进行。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曾深刻影响了美国民俗学的道路,但美国不同于欧洲的特点使其民俗学长期以来强调个人主义、语言学路径与艺术文本,使得美国民俗学在"超级时代"来临后面临许多挑战。为此,布朗纳提出了以传统为中心的民俗学实践理论,这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和阐释"实践"和"传统"这些重要概念,并从心意与认知的角度去解释现代社会中究竟是什么激发、活化与生产了传统。这种研究路径强调将物质与非物质交织在一起研究,也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与发现。在此系列课程中,他以大量中国民俗的事例与美国民俗相互比较,并大胆提出自己的猜想。他提出的实践理论和对中美民俗比较的设想,都可以为中国民俗学界带来启发。     

中国民俗学转型发展与表演理论的对话关系

鲍曼的表演理论,反思并改变了民俗学研究的眼光与方向,推动了民俗学的研究范式从以"民间文学文本"为中心,向着以"表演性日常交流实践方式"为中心转变。中国民俗学近几十年来的转型发展,在关注"日常交流实践方式"的方向上,有诸多与表演理论不谋而合的表现,这主要不是因为受到了表演理论的影响,而是在研究中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学术反思与创新的结果。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民俗学的主体性既取决于它与本国社会发展进程血肉相连的关系,也会在与各国民俗学进行对话式的交流中得以体现。     

“第三届简帛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8年9月21—22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三届简帛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一、简帛整理的理论与实践。为了进一步总结简帛整理的经验教训,构建简帛整理的理论,作为本次会议的前期成果,会议主办方与《郑州大学学报》共同策划刊出了一组以"出土简帛整理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笔谈,包括蔡万进《出土简帛整理的若干理论问题》、刘国忠《流散简帛资料的整理及其学术价值》、刘国胜与王谷《楚地     

“民俗主义”及其差异化的实践

"民俗主义"曾经是国际民间文化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围绕这一关键词的学术争论直接导致了国际民间文化研究领域的范式转型。然而不同国家因历史与现实环境不同,在面对自身传统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也自然不尽一致,其"民俗主义"及其相关研究便呈现出国际性的差异。这种国际性的差异有助于反思当前"民俗主义"话语的霸权性。     

第六次“空间行为与规划研究会”暨“时空间行为的理论发展与规划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正>2011年12月15日,第六次"空间行为与规划研究会"暨"时空间行为的理论发展与规划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召开。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北京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同济大学、     

“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12月26日至27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了"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世界历史》编辑部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学者们围绕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作了主题发言。庞先生发言的题目是     

民族村寨旅游者表演行为的生成机制研究——以德夯苗寨为例

在旅游研究的“表演转向”思潮下,客观审视民族村寨旅游者表演行为的生成逻辑,可为深化表演性理论和优化民族村寨旅游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文章从表演性理论视角切入,以湘西德夯苗寨为考察样本,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划分受访者文本内容,探析民族村寨旅游者表演行为特征的生成机制。结果显示：（1）舞台设置、角色互动、独自表演和感知距离4项主范畴,共同组成了民族村寨旅游者表演行为生成的核心要素,文章据此构建了旅游者表演行为特征分析框架。（2）旅游者是具有能动性的表演者,其表演行为既包含角色协商和运作一致的角色互动特征,也包括反叛与服从的独自表演特征。（3）感知距离分为心理距离、认知距离,以及个体远离与超越,三者揭示出旅游者表演行为特征生成的深层次因素,影响着旅游者在民族村寨剧场舞台的具身性和认同感建构。最后,文章从增强旅游者游憩体验、加快非遗活化实践、优化民族村寨开发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启示。     

阿兰·邓迪斯的“宏大理论”建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之实践理性

追求宏大理论抑或尊重地方性知识,是民俗学研究的"两极"。面对民俗学,特别是美国民俗学在当代的式微,阿兰·邓迪斯等学者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归于民俗学者专注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呈现,而未能有效建构超越日常实践的宏大理论。作为将理论建构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有益尝试,邓迪斯的民俗解析实践启发了民俗学者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以寻找独立民俗现象的普遍意义,并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及非遗内具之共享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释框架和认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即是民俗学理论建设与经验实证相结合的新起点与新方向。     

顺服与反抗:关于“天子地”故事的文化分析

"天子地"是中国民间故事很常见的一个类型。借鉴文化记忆的理论,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正统论"入手,尝试分析该故事类型作为一种"神话化的历史",如何深刻地反映了民间社会的双重文化记忆,即"作为顺服的回忆"和"作为反抗的回忆"。而风水术数作为一种象征文化系统或知识—实践体系,参与阐释和传达了中国"大一统"政治思想传统,进而左右了中国人在"事生事死"活动中的历史心性、行为模式。     

试析全景敞视中不同主体的“非遗”视觉差——以汶川羌族羊皮鼓舞为例

流传于汶川地区的羌族羊皮鼓舞是"通灵""展演"与"历史记忆"三位一体的地方文化,在羌族人眼中有法事之舞与表演之舞的区分。但在国家"非遗"语境中,以其具备的"表演"特征,将之列为传统舞蹈类国家"非遗"项目。基于凝视理论的研究视角对之进行解析显示,国家与地方社会在全景敞视地方文化的过程中,因各自视见的不同形成了视觉差,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不同主体对文化的定义与文化再生产,也影响着"非遗"传承保护的效果。     

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中,胡耀邦提出,研究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他主张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总结和评价十年"文革"。他以实践标准排除了多年来流行的文件标准、语录标准。他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稿,并拍板定稿。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邓小平等老一     

日本民俗学“在野之学”的新定义——菅丰“新在野之学”的倡导与实践

新在野之学(新公共民俗学)是日本当代民俗学者菅丰的代表性理论,是对日本民俗学草创期"在野之学"的回归和再构建。该理论旨在打破长期以来由日本学院派民俗学者主导的封闭的学术体系,消除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隔阂,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它要求民俗学者重视介入式的日常实践,成为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在实践过程中努力获得文化表现的正当性,谨记民俗传承人的权威性;植根于地方,将文化客体化并给予当地人必要的支持;对自我和他者的实践与研究以自反性、适应性的方式加以把握;不以实践为目的,而以民众的幸福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