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与"礼治":近现代冀南乡村社会中的梅花拳

近现代冀南地区自然资源贫乏,社会动荡不已,而梅花拳作为一种男性结社组织,长期与庙会、醮会、香社等共同运作社区公益,以为立身之本,成为乡村地缘和血缘关系的补充。梅花拳组织由武场和文场组成,有分有合,既注意贴近国家礼治话语,又能因应地方社会变迁而自我调适。透过梅花拳的历史脉络与当下传承,观察其在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生活之间的角色扮演,对于探索中国乡村社会中"自治"与"礼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乃至理解"中国原理",或将有所助益。     

乡村自治: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中国乡村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乡村自治体现为"皇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基本状况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实现官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但总体上看传统中国乡村自治是低水平和维持性的。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消彼长、各有进退,乡村治理格局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然而,由于国家整合乏力和国家权力渗透有限,传统乡村自治的基础和根基并未被打破。新中国成立后,压力型政治体制形成,国家权力下沉至底层社会,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秩序和格局,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了"乡村自治"的历史。改革大幕开启后,"人民公社"体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村民自治是国家寻求行政权与自治权平衡、实现乡村善治的制度创新。但是,当下村民自治的困境表明,现代乡村建设必须创新体制和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建构农村社区自治体制,走真正的乡村自治之路。     

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

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山西乡村社会存在的乡约形态。明代山西乡约主要出现在万历时太原、平阳二府与泽州,主要属于官方倡导的乡约制度,不过乡约也承担了宣讲以外的事务。清代山西的乡约更加深入基层,普及民间。本来作为宣讲制度、教化制度的乡约,在基层社会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一级乡村行政组织。乡约与地方连用,简化为"乡地",共同维护村社秩序是其核心。乡约与保正也连用,出现了"乡保"一词,地方与保也连用,于是出现"地保"一词。这些用法表明,乡约与地方、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     

传统乡规民约何以可能——兼论乡规民约治理的条件

作为民间法的乡规民约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乡规民约如何起作用即其权威来源和基础却鲜有研究。探究乡规民约的权威来源是理解和把握乡规民约在乡村社会地位的重要视角。本文以马克斯·韦伯的权威来源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熟人社会的礼治秩序、乡约组织的宣教引导、宗族制度的家法族规、乡村精英的教化授命等角度探究乡规民约的权威来源及治理条件。     

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乡制变革中,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看似回旋的历史过程,深深地烙印着传统皇族国家与社会结构崩解后,近代民族国家与社会结构重建的复杂性和探索性特征.以传统与现代力量都很突出的两湖地区乡村社会为范围,考察乡制变革中现代自治与传统保甲体制由替代到融通的历史变异过程,可以充分展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况和解析其制度性回归传统的历史因由,并深刻揭示在"保甲-自治-保甲"的诡论式表象趋势中,串结着的深层历史主题.     

乡饮酒礼研究述略

乡饮酒礼是中国古代以尊老敬贤、宾兴贤能、宣扬教化为目的的公众性礼仪。目前在乡饮酒礼的研究过程中,学者或以社会生活史为视角,从整体上把握古代乡饮酒礼的特点,或从区域史出发,具体分析乡饮酒礼在举办过程中的财政支出状况以及地方社会的关系,或从历史文献入手,研究乡饮酒礼的社会控制功能,寻求古代礼治精神的可取之处。但乡饮酒礼与里甲、乡约制度的探索,还存在着一定的研究空间。     

何为城?何为乡?

正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开篇中说:"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简单一句话,道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国家是分为"城"和"乡"的。相应地,中国的十多亿人口,也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要理解"城乡中国"的事情,对这"城乡分割"不可不察。"城乡分割",或者"城乡二元",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可是,这"城"和"乡",区别到底在哪里?二者是     

社会组织、仪式实践与象征权威——青海三川地区水排组织的民族志研究

水排组织是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的一种地缘型民间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中,它曾起到管理村落农事、化解村际用水矛盾等作用,如今还主要在农事仪式实践中延续其功能。借助神灵崇拜建构起象征权威力量,是中国地方社会运作的重要机制,水排组织主持的跳"纳顿"酬神仪式亦是如此。它达成了村落群体内部的精神凝聚与社会团结,促进了村际乃至族际社会秩序的整合,凸显出乡村社会自我有序治理的"实践智慧"之所在。这一建构起乡村内生性社会秩序的实践智慧,对于当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其借鉴意义。     

“宋以来区域文化建构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简讯

<正>2016年6月24日,由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办的"宋以来区域文化建构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大学召开,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宋以来的地方行政建置与社会控制、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开发、地域文化建构与社会认同、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常建华论述了清代乾嘉时期江西乡保、地保等地方行政职役的变化。陈锋对清代     

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

大致以王安石变法为分界点,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宋朝政府在乡村中增加了大量协助地方政府工作的管理者——以吏民身份在官府服徭役的乡役人,即乡役人的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倘若以唐宋对比,这一增长更加明显。这是宋代也是中国古代乡村社会中的一大变化。它反映出在国家财政困窘和基层社会混乱的巨大压力下,两宋出现了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倾向,由此,也可以显现出唐宋之际社会和经济领域发生的一些变革。     

清末民初江南县以下地方自治区域的划分——以吴江县为例

清末吴江县新设置的"镇"、"乡"自治区域,大体是以传统乡镇志中市镇的"界域"范围为基础,并联合一定的周边乡村地域划分而成,其间市镇的区域传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辛亥改元、民元并县以及《江苏暂行市乡制》的重行颁布,则是民国初年吴江县基层自治区域调整的重要社会机制。传统乡镇志中对于市镇"界域"的描述,与清末民初江南基层自治区域的划分和调整,其实都是地方社会因应着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与地方历史情境,努力创造出来的空间观念与区域传统。     

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王先明《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评析

乡村问题是自民国时期就已经备受各界关注的研究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萧公权先生对19世纪中国乡村问题的讨论,影响深远。而20世纪中国之乡村问题,由于蕴含博大、头绪繁杂、多重变革且结论多有歧异与论争,目前可见的区域化、微观性和个案研究居多,尚未见有较为系统性的知识建构与长程研究。王先明教授近著《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学术缺憾。可以说,无论从谋篇结构、问题意识、理论方法、还是历史解释上,《乡路漫漫》一书将大大加深中国乡村史研究的空间与内涵,是一部较具价值、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施压与抵制——从“窃线”案件看1940年代后期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1946年至1948年间,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境内发生了一系列窃割电话电报线案件,为此,南昌县政府受到了来自电信管理部门和省政府要求其迅速破案和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的巨大压力,并三番五次催促小蓝乡缉拿窃犯和严加防护.小蓝乡最初对此无动于衷,只是在受到多次催促后才呈书一封,陈明该乡既无力破案,也无防护责任.频繁发生的窃线案件最终都不了了之,无一破获.“窃线”案频繁且持续发生,自有其经济因素,但它反映的却是地方政府、乡镇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政治关系的现实.由此可以看出,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传统乡村社会秩序虽逐步瓦解,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延伸,但在某些传统乡村,乡村基层政权或许只具象征意义,在国家权力侵害到其具体利益时,乡村社会依然能够有效表达其意志,并抵制国家权力的侵害.这种抵制,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生命体对国家权力在乡村延伸的本能反应.     

华北农村的近代转型——评《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

<正>本书是在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金铮教授的一本论文集,是李老师十多年来研究的精华所在。李金铮,河北献县人,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经济与社会史、乡村史、中共革命史,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著有《近代中国乡村经济探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研究》等。本书的题目是"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传统     

礼俗互动视角下的当代宗族建构现象分析——鲁中大窎桥村王氏宗族考察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俗互动的结果,是连接国家礼制与地方民众的中介,这一传统在当代社会中仍以不同形式有所延续,并在乡村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鲁中大窎桥村王氏借助其丰富的家族历史记忆,以家谱续修、祖先祭祀、祠堂修建等形式,持续进行宗族建构实践活动,与当今自上而下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互动关系。从礼俗互动视角予以分析,有助于发掘乡村宗族的文化意蕴与运作机制,促进民众自发行动与政府合理施政之间的融合,助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锦鲤”是如何诞生的?——现实与虚拟空间中的“第三种文化”

现代锦鲤(Koi)的发源地为日本新泻县的二十村乡,是文化复合体的表现。随着日本全球化战略的推行,锦鲤文化从地方民俗文化被建构为日本国家传统文化,并向海外传播。当全球化的锦鲤文化流入中国时,与中国传统的鲤鱼吉祥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第三种文化",即"中国锦鲤"文化。中国锦鲤文化不断发展变异,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出现了"中国锦鲤""网络迷因"的衍生物。伴随着移动支付技术向全球扩展,中国锦鲤或将形成"第三种文化之第三种文化"。     

地方的多重感知:一种生态博物馆的路径

在现代性与在地性的影响下,"地方"或"地方感"的相关议题日益成为不同学科重要的知识生长点。在遗产与博物馆学领域,作为一种塑造"地方感"的文化工具,生态博物馆在项目实践与理论建构方面遭遇到了认知社区或乡村的困境。地方的感知并非唯一,而是极具主观性和场景性。乡村个体、乡村集体、地方政府、生态博物馆都有一套解释地方的逻辑视野,这种多元性的地方感知是理解地方、治理地方的关键所在。     

“差序”秩序的再生产——围绕皖南一村落丧葬仪式的时空过程而展开

人类学关注仪式的结构过程、象征与功能,也关注乡村社会中由仪式的礼俗信仰和文化表征所建构的社会秩序。作为线性时间葬礼以及多维空间葬礼,丧葬仪式在时空、文化、制度等面向上呈现出"差序化"特点。通过对皖南福村一次丧葬仪式的田野考察,以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为基本视角,对丧葬仪式时空过程进行了全面描述,分析了丧葬仪式在时空面向呈现的"差序化"特点,提出了乡村社会的"差序"秩序概念与"时空—文化—制度"(TSCS)平衡框架模型。这一文化模型,在四重关系(时空、内外、历史感和地方感、中心与边缘)上均呈现"差序"化特点,实现了乡村"差序"社会秩序的重建与再生产。基于"时空"维度上的乡村丧礼仪式所建构的"差序"秩序,成为研究我国乡村秩序重建的一个缩影和观察点,值得深入挖掘。     

从乡约看近代士绅与近代社会

近代绅士通过乡约来实行地方自治,强化自已的社会地位,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晚清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关注近代乡约,关注乡绅有助于我们透彻了解近代社会生活的特质。文章通过对近代乡约的研究,从士绅与乡约的制定、士绅与乡约的宣讲、士绅如何通过乡约控制乡村社会三个方面,揭示晚清士绅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融合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对相关史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个案透析,颇有新意。     

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

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既与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局限性有关,更与蒋介石对这种局限性的夸大和歪曲有关。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训政设计、认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以及重视传统社会乡村组织的作用,恰为蒋介石统制和训练民众、恢复保甲制度提供了解释的空间。然而,二者的地方自治思想有着本质差异。在理论基础方面,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蒋介石更强调人民单方面应尽的义务;在实施主体上,孙中山强调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蒋介石则强调县以下基层乡村为自治单位,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推进方式上,孙中山主张用教育方式训练民众,逐步扩大民权,蒋介石更强调以军事化手段强化民众的服从意识;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时,孙中山主张融贯中西,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地方自治模式,而蒋介石借鉴中国古代保甲制度则是为了"剿共"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