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民俗大典》绍介

20世纪20年代中山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会,“调查、搜索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出版刊物和丛书,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民俗学的摇篮”。现在,中山大学校友、省委副书记蔡东士先生,著名民俗学家、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叶春生教授亲自率中山大学民俗学专业师生对广东民俗进行考察、对文献资料进行搜索整理,编写了《广东民俗大典》,并于2005年9月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对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传统的极好继承,也是奉献给文化大省建设的力作。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影响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最初酝酿,是以1928年《民俗》周刊上有关民俗学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为起点,经过译介国外人类学派的著作到独立进行思考,当时的民俗学者形成了关于民俗学概论的一些深入认识。经过40年的停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民俗学恢复建设之初,民俗学概论的书写在接续历史的基础上取得了收获。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具有建设和规范的意义,包括"生活文化"的民俗定义和民俗文化分类体系都影响了众多民俗学者的研究和社会对民俗学的认知。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生活发生巨变之时,现有民俗学概论已滞后于民俗学研究的进展,所以需要及时吸纳在民俗学调查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新思想和新经验,使民俗学概论的书写能够与时俱进。     

《民俗学志》与叶德礼教授

中国之有民俗调查、记录、研究、出版,始于一九二二年在北京大学出《歌谣周刊》,一九二八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出《民俗周刊》,接下去就是在北京辅仁大学的一九四。年出版了《民俗学志》。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     

周作人的民俗书写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一生的民俗书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普通民俗学,风土志、节令诗和竹枝词,民间文学,有关译介工作等的考察、研究和写作.他以现代思想者的眼光观照民俗、民间文学,其不少观点新颖独到,他的民俗书写中的人民性思想和对民俗文化三重功能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他的研究和书写具有一种高远的历史意识、宏阔的世界视野和清明的比较眼光.周作人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和现代民俗学的历史梳理体现出一种敏锐的史家眼光,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民俗学视野下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民俗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乐于并善于将民俗传统记录下来、将对民俗传统的理解表达出来因而拥有丰富历史民俗文献的国家。从学术分工上看,整理研究历史民俗文献更多是由从事历史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来担当,但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的意义却不局限于历史民俗学,而是惠及包括历史民俗学、记录民俗学和理论民俗学在内的整个民俗学学科。民俗学的历史民俗文献研究是为着民俗学的,也是属于民俗学的。民俗学对于历史民俗文献的界定本身是对文献的一种理解,其研究过程中对文本与生活关联取向的谋求也丰富着文献研究的径路。     

家乡民俗研究者的角色冲突

中国现代民俗学从学科初创之际一直到当代学术研究之中,对家乡民俗的观照成为贯穿始终的传统和特色,这与西方民俗学从异域文化到“回归本土”的发展轨迹形成鲜明的对照。相对于异域文化研究而言,家乡研究属于本土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其所具备的独特优势自不待言。然而,在家乡顺利地开展田野工作的表象之外,研究者承担的角色冲突与心理困惑并不少于异文化研究者。有学者直接指出,     

21世纪中国古典民俗文献学研究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相继发表和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并出版了几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通论性著作,如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陶立璠《民俗学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陈启新《中国民俗学通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这些著作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民     

良师益友启迪学术之路

作为山东省民俗学会一成立就担任副会长的我，原本并不是从事民俗学专业的学者，也不是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历数一下，我在已经刊印百期的《民俗研究》上，前前后后也只发表了不过五六篇文章。但是，《民俗研究》这个学术期刊，与山东省民俗学会一样，是引领我走上民俗学研究与应用道路的启蒙源泉、良师益友。     

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1893—198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创始人之一。江苏苏州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北京大学读书、工作。曾积极参加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活动与《歌谣周刊》的编辑工作,并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与容肇祖、钟敬文等创立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编辑出版《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会丛书。30年代在北平发起成立风谣学会,主编《民俗》、《民风》、《谣俗》等     

容肇祖与中大《民俗周刊》

容肇祖,字元胎,广东东莞县人,1897年12月1日生,逝于1998年。1926年秋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及辅仁大学等学校。其长兄容庚先生即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在中山大学时,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容肇祖与顾颉刚等一起曾组织了影响较大的中大民俗学会并任会长,出版《民俗周刊》及系列民俗研究丛书,培训了不少学员,与当时的北大歌谣学会遥相呼应,形成了一个华南民俗研究中心。解放后,容先生先于1952年被调到北京市政府文教委员会文物组作有关文物的考古鉴定工作,后于1956年归队到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学术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职。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民俗研究》创刊20多年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编辑部工作。我觉得《民俗研究》创刊和中国民俗学的中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打倒“四人帮”以后。国内一批老教授提出要恢复民俗学,首先是民间文学恢复了,后来逐渐扩充,民俗学也复兴起来。民俗学之所以兴起,固然与老教授们的提倡有关,     

“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再认识:哲学之根与他山之石”会议综述

<正>2014年10月22日,"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再认识:哲学之根与他山之石"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辽宁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十余位学者及在京民俗学专业部分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主题为"中国民俗学理论资源的再认识",与会学者分别从中国民     

新观念之后：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俗研究

近祺!前所推荐张举文《世纪之交的美国民俗学》一文,承在《广东民俗》刊出,并可闻在国内民俗学界反响甚好,谨贺。愚见以为,时下中国民俗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亟需广泛了解、借鉴世界民俗学的前沿信息与学说,就是说,应当切实置身于世界民俗学的科学大背景、大环境之中构建中国民俗学理论体系。在科学面前,一切妄自菲薄和唯我独尊都是浅薄可笑的。     

民俗学志与另类的中国民俗学小史：重读杨垄博士旧文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史的书写,学界基本没有突破杨堃早年归纳的文学的民俗学、史学的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民俗学三阶段论。在因时应景地更强调前两个阶段并凸显1930年代初期的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的民俗学运动的同时,也淡化以杨垄为核心的燕京大学师生关于北平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明显的理论贡献,更不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创刊的以传教士为主要作者群的《民俗学志》对中国民俗学的推进。这使得既有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史的书写与学科理论建构的探讨长期忽视传教士以及广义上的汉学家们一以贯之对中国民俗的书写及其对中国本土民俗学者的影响。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也就有全方位重新检讨的必要。     

民俗资料学的建立与意义

民俗学是一门特别重视资料的学科,但民俗学者在传统上往往将民俗资料与文本类的民俗志和民俗文献互为等同。广义的民俗资料概念与此不同,意指一切能够为民俗学研究提供有效信息的文字与非文字资料,包括文本、图像、文物和影音资料等。民俗资料学借鉴史料学、文献学、文物与博物馆学、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民俗学的学科需求出发,着重研究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属性、保存利用等问题。开拓这一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在于坐实民俗学"资料之学"的名义,对内促进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对外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形成对话,并为政府、社会团体与个人提供民俗资料方面的咨询服务。     

西藏民俗学在腾飞

中国民俗学运动,自1918年初刘半农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北大歌谣征集处到现在,已有76年的历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顾颉刚,钟敬文等先后在广州、杭州等地,成立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等数十个大小民俗学组织,进行过民族民俗调查,出版过《民俗周刊》和民俗学书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活动主要是在北京及东南沿海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俗学运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活动遍及全国,西藏民俗学活动的     

集体行动情境中的民、俗、学者与民俗学研究——以客家围龙屋保护为中心的讨论

在初步回顾和检讨相关民俗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发生在粤东K城一个名叫钟村的城中村民保护围龙屋行动的个案,叙述了这一集体行动的过程及其作为当事人的客家民众的态度和行为,探讨了集体行动情境中的民众、民俗、学者的角色与影响,引发作者关于民俗研究取向问题的新思考。K城钟村客家人保护围龙屋这一集体行动表明,仅从民俗事象的静态描述来达成民俗学研究的意义,将丰富复杂的民俗生活、民间文化概括为一些有限的材料,实际上既忽视了＂俗＂在生活文化整体中的被创造和重新发明,又忽略了作为民间文化传承主体的＂民＂的自主能动性,他们策略性地对民俗知识的创造与享用,也忽略了作为民俗文化研究的理性人——学者及其学术活动的作用。民俗中的民、俗与民俗学者,应该都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对象,这也应是未来民俗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与学术动向。     

资料、阐释与实践——从学术史看当前中国民俗学的危机

在当今中国,民俗学的传统研究对象逐渐进人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民俗学与人类学之间具有的天然亲缘性,导致民俗学一直以来具有“人类学倾向”,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渐趋模糊。随着非遗保护运动的强势展开,大批的民俗学者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