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纷排难，立一家言——评曹书杰《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

后稷是一位中华民族历史上极具特殊意义的人、神叠合的传说人物。《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一书在我国第一次对后稷传说和稷祀文化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总结。该书文献资料丰富,分析深刻,对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古代祭祀、神话传说、上古文学、先周历史、民俗学等,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五代祀天祭祖礼考述

礼制是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等等诸多方面的结合点,祀天祭祖礼作为吉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表明权力来源合法化的主要标志。五代吉礼特别是祀天祭祖礼在乱世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更多更好的施行,传世的材料也相对多一些,却似乎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本文在广泛收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考察了五代时期祀天祭祖礼的基本情况,分为昊天上帝和祖宗两个部分进行了排比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五代祀天祭祖礼的基本面貌。     

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

万历十二年王阳明获准从祀孔庙，是明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大事，但却因史籍记载混淆矛盾而产生几个认知上的困难。明穆宗、神宗两朝《实录》、《万历起居注》、《国榷》等书以及当时涉事人物的奏疏等公私文字，在记述曲折的从祀过程时发生了问题。其实，万历十二年廷议从祀之事，主持者礼部尚书沈鲤采纳了不利于阳明的观点、意见，认为阳明所获支持甚少，因而疏请不予从祀，而阳明之终获从祀，则是由于首辅申时行特别向神宗皇帝申说请求所致。廓清各种记述上的时序淆乱，是辨正此事的关键原委，进而说明学者引用明人记述来讨论此事时，不能径以所见作为根据。     

以寝孪方鼎、肄簋为元祀的帝辛祀谱

旧释为“廿祀”的寝孪方鼎和肄簋经重新考释当为“曰祀”,曾有学者认为系指元祀。商末周祭系统中,帝辛二祀到十一祀是材料最完备的一段,其间的祀谱和历谱基本确定。以寝孪方鼎和肄簋所载祀数为元祀,与帝辛祀谱相连接,结果恰与帝辛祀谱相合。     

苛征、祠祀与地方利益:元代金溪二孝女祠祀研究

唐末五代以来,抚州金溪流传着一则与炼银有关的二孝女故事,其中蕴含着彰扬孝烈的教化性文化资源、宣扬仁政的政治性文化资源和保护地方利益的经济性文化资源。二孝女祠祀以元代为最盛。世祖中后期,献利之风盛行,金溪利用该故事躲过了赋银危险。此后,在持续的银赋紧张感推动之下,二孝女祠祀不断被巩固和规范,金溪县人还在日益活跃的诸神请封活动影响之下,力争使二孝女进入祀典。但是,因元代一般不加封非祀典之神、此祠祀少有巫鬼色彩而缺乏广泛的民间影响以及其中隐含的国家和地方利益冲突,二孝女入典归于失败。这一祠祀反映了民间信仰随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及元朝对于笼络和整合地方社会的某种程度的漫不用心。     

高丽吉礼研究——以天神地祗祀为中心

朝鲜高丽朝建立后,借鉴中国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礼制建设。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其吉礼分为大、中、小祀3个等级及天神、地祇、宗庙、杂祀等诸多内容,其在举行时间、规制、所用礼器等方面既借鉴、效法了中国制度,又根据本国政治基础、文化信仰等实际情况进行了改制,表现出了自身特点。     

杂祀、天象与皇权：东晋哀帝欲行“洪/鸿祀”考

东晋哀帝隆和元年因“天文失度”欲行“洪/鸿祀”,遭臣下谏止,未果而终。“洪/鸿祀”当作“洪祀”,典出《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意即大祀,万民有过,天降六沴,天子以格祀之礼大祀五精帝求得谅宥。因经典依据、具体仪注与先代故事缺位,“洪祀”至东晋时已为杂祀,唐修《晋书·哀帝纪》“史臣曰”强化了杂祀色彩。《通典》杜佑注可证中唐时人对“洪祀”的理解已偏离原典,转变为与鸿雁相关联的“鸿祀”。“天文失度”当指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太史禳祈则指合朔救日礼。升平五年、隆和元年灾异指向,哀帝十二月日食诏及“桓公入石头”童谣,源头皆指向桓温僭逾。哀帝正是以日食为契机,借口合朔救日无效,欲行“洪祀”,意在表明桓温为灾异源头,而他则作为万民代表祭祀五精帝,求取谅宥的同时可端正承统,稳固元、明、成帝再至己的中兴正统谱系。在此意义上,“冀以免咎”实是哀帝欲颉颃权臣,维护积弱皇权的真实心态写照。无果而终后哀帝方回归下诏救日礼,后改元兴宁,并亲行宣示皇权的藉田礼。     

古人为何将“寒食节”并入“清明节”

正寒食节源于春秋时,晋国忠臣介子推被焚于介休绵山。晋文公下令在介子推忌日禁火、寒食,以寒食寄哀思。到了汉代,有的地方甚至要一个月都吃冷食。《后汉书·左周黄列传》云:"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官府寒食禁火时,查得极为严格,常常将一根羽毛插入炉灰中,如果羽毛变焦,就犯了死罪。当然,不光是老百姓禁火,皇帝赐宴,也是冷菜冷食。唐·张籍在《寒食日内宴》     

蜀道与文昌祀的扩散

先秦蜀道已经通行,为天下的统一提供了军事与文治教化的可能。政区分割而民风不一,秦巴山地水陆贯通成就了汉代道教源地。蒙元时期,全真教融合三教,在北方政权中获得认同。宋蒙战争使人口迁移,文昌祀迁移扩散。道教的发展促进文昌祀等级扩散,明清与科举相关的梓潼神崇奉与扩散前有别。     

介子推与绵山

寒食节由介子推而起,介子推亡于绵山。春秋时史学家左丘明(公元前502—422)在其所著《左传》中详细记载了介子推出走绵山之经过:"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左传》卷12僖公二十四年)。《史记》所载与《左传》略同。西晋大学者杜预(222—     

介休绵山:介子文化的朝圣地

介休因纪念介子推而得名,介休绵山是介子推的封田,是寒食清明节俗的源发地。两千多年来,人们为介子推过寒食节,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积累了丰富的寒食文化、祭扫文化、介子文化及民俗文化等。这种文化凝结着民众的精神与感情,承载着华夏子民的血脉,凝聚着民族思想的精华,绵山也成为我国清明节民俗文化集大成地之一。     

从曲阳到浑源:北岳移祀过程补考

顺治十七年(1660年),自汉代以来就在直隶曲阳县举行的祭祀北岳礼改在山西浑源州举行。这次移祀事件有复杂的历史背景,首先五代之际北岳祭祀地点确实存在变化,其次至少金元之际就已经出现了浑源北岳说,到了明代弘治六年(1493年)马文升提出北岳移祀一事时,浑源北岳说无论是在以方志为代表的文本上,还是在实际的祭祀活动中都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始末新考

光绪二年,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为礼部尚书徐桐所格,光绪四年被内阁驳回;光绪十年,江苏学政陈宝琛请将顾炎武、黄宗羲从祀孔庙,得到翁同龢、潘祖荫、孙家鼐的支持,但礼部仍然议驳;光绪二十年,湖北学政孔祥霖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次年复为大学士李鸿章等会同礼部议驳;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次年九月得旨,命将三儒一并入祀。在顾、黄、王入祀孔庙的过程中,每次请祀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论,而正反双方的意见异同和势力消长,则显然与时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介子推传说的历史记忆与当代建构

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贤臣,因其"割股奉君""功不言禄"的义举而被世人称颂,其传说更是家喻户晓。民众对介子推传说的历史记忆可从典籍文献、口承故事与地域空间三个维度进行追溯,其记忆建构过程是在传说文本"历史发端""以史运事"与"因史生事"历史演绎的基础上,利用空间物化的记忆形态来进一步加深对传说的记忆。因传说记忆主客体存在的差异性,当代介子推传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传承模式:个体传承和集体传承并存的沁源在地化传承模式与以景观叙事为主的介休景观化传承模式。传说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由多种元素相互制衡、促动而形成的,它的研究对传说的当代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始语境及其意义变迁

晋厉公三年（前578年）三月,晋国主导下诸侯会集,准备联兵伐秦,出兵前举行祭祖、祭社之礼,祭毕受脤,以此为背景,刘康公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缘于对成肃公接收脤肉不敬的批评。从历史背景和文本内容来看,＂祀与戎＂是指祀礼与军礼,均属礼制范畴,具体落实为祭祖、祭社之礼,都与祭祀相关。自《汉书》至《清史稿》,正史中的引用大多指属于礼制范畴的祀礼与军礼,保留其原始含义。受《孙子兵法》及其注释影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指渐由祀礼与军礼扩大为祭祀与战争,并成为目前最为常见的解释。     

“周家台祠先农简”所见秦代乡民私祀的若干问题

“周家台秦墓祠先农简”披露了秦代乡民祭祀先农神的珍贵材料,对重建秦民间信仰具有重要价值。简文先后提到“先农”和“农夫”,在解读上引起分歧。“农夫”是以田畯为原型、与先农并存的农神。乡民先后祭祀两位神祇,符合古代祭祀传统。祭祷者除了用豚耳献媚神灵外,还借助交感巫术手段来驱使神灵助己致富,这种利己求富的祝祷行为符合历史真实。当事人不从众而独祠先农,反映了财富崇拜对祖先崇拜传统的冲击。秦代乡民私祀先农的习俗延续至汉代,堪称秦文化遗泽后世的重要遗产。     

断裂、变容与再造:1928-1934年的国家祀孔传统

1928年2月,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春秋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悸谬”为由,赫然将其废止,一时间舆论哗然,旧绅、学界以及地方军、政势力中的尊孔祀孔派起而抵制。同年底,为纤解困境,“国府”会议将祀孔旧典变通为孔子诞辰纪念,并强调“无庸规定仪式”,然而这一变通,特别是嗣后将纪念日期直接套用新历的做法依然难以获得一些守旧派的认可,全国各地的孔子祀典亦因此而呈现出新、旧杂的混乱样态。1934年6月,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为借助传统资源形塑和加强“党国”的统治权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子诞辰纪念升格为带有浓厚党化色彩的“国定纪念日”,但从当时的社会舆情看,这一措置依旧效果不彰。1928-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断裂、变容与再造的时代境遇,不仅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派政治文化势力在孔子祀典何去何从问题上博奔互动的复杂图景,而且也揭示了彼时国民党所确立的文化权力秩序由革新转向“保守”的一面,以及时代转型之际当权者工具性利用孔子祀典变革之象征性表达来“建构认同”的程度与限度。     

孔庙与宪政：政治视野中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事件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自光绪初年以后数次被提请从祀孔庙,直到光绪末年才得以入祀两庑,最后一次请祀更掀起了广泛的激烈论争。一方面,时代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先儒与孔庙祀典的认知,三人的形象越来越脱离原来的轨道,而被塑造为新兴政治理念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下,急速的政治变革遭遇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因此当局试图以表彰他们来宣示立宪诚意,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孔庙”这个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符号,就此与“宪政”这个全新的政治理念产生了看似不可能的奇妙联系。     

圆明三园中的祀庙祠宇建筑探析

清代离宫圆明园及其附园中曾经修建大量的祀庙祠宇建筑,分别以龙王、关帝、土地神、花神等各种神灵为祭祀对象,清帝与皇室成员园居期间,经常来此祭拜。本文通过文献考证,对这些建筑的分布情况、具体形制、祀典特色作了详细考证,并试图进一步揭示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     

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

唐代的地方祠祀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由国家礼典明文规定并全国通祀者 ,其次是由地方政府所赋予合法地位的祠祀 ,最后则是由州县官府判定为淫祠者。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第二类祠祀最为重要 ,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生祠和城隍神是这类祠祀的典型代表。对于为数众多、来源各异的地方祠祀 ,国家并不将其简单作为“淫祠”加以禁毁 ,更多是通过将其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 ,其正当性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