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南禀稿》看奏折处理中的弊端

奏折是清代独创的一种官方公文,是高级官员向皇帝请示、报告政务的主要文书。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公务文书,都是统治者实施统治政策的工具,自然地产生并发挥其自身的作用。奏折文书亦不例外,从它开始作为一种官文书使用,就鲜明地表现出它自身的特点和活力,成为清统治者的有力工具。奏折文书自康熙中期开始使用,最初仅是皇帝的亲信,用来密告下情、请安问好,与皇帝私相往来。至康熙后期,奏折开始被推广使用,逐渐取代了题本的主要功能,而成为官员上报政务的主要文书。当这一文书制度逐渐形成并扩大使用之初,在撰拟、封发、呈递,以至批、转、办、结等种种环节上,都具有堪称最为严谨、慎密的规定,其程式简便,传递亦迅捷。它的使用不仅是清代文书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尤其对清代皇帝的集权政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清宫奏事处职掌及其档案内容

奏事处为清代皇宫中内廷机构之一。自从清代康熙朝以来,王朝大小臣工凡属奏报个人或有关他人事件,或机密事件,均用奏折。这种上报文书,不象上报例行公事的题本那样是由通政司衙门代转,奏折则是通过奏事处直达封建皇帝面前。上达皇帝的运转过程中有下列手续:奏事处分外奏事和内奏事。其最高一级长官为御前大臣。内外奏事处组织是:外奏事     

硃批奏折之由来及其他

清代内外臣工的奏折,经皇帝用硃砂红笔批注之后,谓之硃批奏折,是清代封建君主专制集权下的特殊产物。 一、硃批奏折的形成及其演变 清初,袭用明代的奏本制度,规定:“一切钱谷、刑名、兵丁、马匹、地方民务所关大小公事,皆用题本,用印具题;本身私事,俱用奏本,虽有印之官,亦不准用印。”(《内阁》·兵科题本)在《钦定大清会典     

光绪帝朱批述评

奏折是臣工向皇帝报告政务的一种文书,中间不经任何人开拆直达皇帝。清初奏事,本公事用题,私事用奏,后因奏折既机密又能速达,故而改题为奏。奏折经过皇帝用朱砂调色之红笔批示后,称朱批奏折。光绪朝奏折现存于世的约计18万件,其中2.3万件保存在台湾,已于1973年影印出版,全套16开本26册;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汉文光绪朝奏折约15万件,其中朱批奏折约10万件。这些朱批奏折经过4年左右的编辑,采用了较先进的影印方式出版,名为《光绪朝朱批奏折》,全书共120册,是反映光绪朝历史状况的第一手材料,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清代“奏折代替奏本”考辨

正奏折作为清代文书制度中最具特色的文书种类,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无论是奏折的起源、制度的改革、文书格式以及文书价值、史料价值等,相关学术成果颇多。在论述其文书价值时,有一个论断作为重要论据,时时为学界诸家所提及,即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皇帝谕令废除奏本,由奏折替代。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故撰写此文以辨,并求正     

从朝贡文书看清代的朝贡体系——兼评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

<正>2016年,何新华先生的新著《清代朝贡文书研究》由中山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该书被誉为国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清代朝贡文书的著作,是作者继《威仪天下:清代外交制度及其变革》、《清代贡物制度研究》、《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天下体系:一种建构世界制度的中国经验》之后,第五本系统研究清朝朝贡制度的专著。作者对清代的朝贡文书作了详细而系统的梳理,史料翔实而丰富。全书共收集了532件朝贡文书,涵盖了清朝与当时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各种文     

清代的“早朝”──御门听政的发展及其衰微

清代国家的政务处理,主要体现为文书流转和朝会议事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康熙朝形成制度的御门听政,是清前期重要的朝会,最先每日举行,各部院上呈题本、奏本,内阁上奏折本,皇帝阅后进行商讨。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强调文书机密性的奏折制度兴起,题本地位下降,沦为寻常事件的奏报。题奏本章由原有的皇帝先阅、发下内阁票拟,变为先呈内阁票拟、交皇帝批准这一模式。与此同时,处理奏折时召见军机、部院轮值制度也逐渐兴起。这使得御门听政的必要性大减,留给御门听政的时间也随之减少。乾隆朝之后,御门听政次数逐年锐减;到同治帝即位后,御门听政制已完全停止。     

制度定型与思想张力:嘉道时期对“壅蔽”问题的讨论

从制度的发展过程而非静态的视角来看,嘉道时期是清代言路制度的定型时期。文书从题本到奏折,中枢从内阁到军机处的重大转变,决定了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地位。士林由此切入批评"壅蔽"问题和言路制度,坚持言路在政治体制中的结构性功能,君主则将言路问题归罪于士大夫的私心私利。制度与制度思想共成一体,从清代言路的制度思想来看,"前代法意"与"本朝法意"之间又存在张力,相反相成,形塑了清朝的言路制度体系。     

雍正在御批中教导官员做人做事

正清朝初年,皇帝给一些相当级别的官员以奏报事情的权力,称为题奏权。古代没有发达的通信工具,大臣送呈的奏折与皇帝的朱批谕旨是维系君臣之间关系和联络的重要纽带。览批大臣们的题奏,是清朝皇帝必做的功课之一,称之为"御批"。从皇帝亲自审阅到"照批"清朝初期,每一份奏折都由皇帝亲自审批,皇帝的批示没有固定格式,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康熙皇帝在右手受伤的情况之下,为了不泄露机密,忍痛用左手执笔批示,也不肯     

清代奏折制度浅论

奏折作为官员的上行文书为清代所独创。顺治帝有感于题奏本章存在的缺陷,在小范围内试用了奏折,康熙帝在位期间将其推广到地方及中央高级官员,雍正帝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奏折,清代奏折制度在雍正朝基本确立。     

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与晚清的奏折处理

咸丰帝去世后,清朝原有的由皇帝独揽大权的局面不复存在,国家政务依靠咸丰帝遗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制度来维持,内外奏折、大小国事由八位政务大臣赞襄处理,交两宫皇太后钤印确认。这一权力格局因"辛酉政变"而改变,并由此而衍生出垂帘听政及议政王、军机大臣辅佐制度:内外奏折,由两宫皇太后先阅,并授意议政王军机大臣拟批。同治帝亲政后,政务与文书程序"归复旧制",同治帝恢复一切权力。光绪帝登基,垂帘听政再次举行。待到光绪帝成年,其生父奕先是创造皇帝亲政同时皇太后训政的特殊体制,光绪帝完全处于文书和政务"训练"之中;后来又创造一种有限度的皇太后"归政"模式,光绪帝的奏折处理、上谕拟定之权大打折扣,无限期接受慈禧太后监督,为此后宫廷争权和晚清政局的走向埋下了伏笔。     

清初奏折探析

奏折制度为清帝所独创,且几乎与有清一代相始终,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官文书制度的重大变革,而且与清代政治体制的演变息息相关。可以说,清初以来皇帝与内阁、督抚与部院权力分配的矛盾斗争最终孕育出了奏折制度。而折奏方式的广泛使用和规范化,又势必将皇权高度强化的象征——军机处推上历史舞台。本文以探索奏折的出现和发展为重点,时间范围大体限定在顺治、康熙两朝近80年内。一、顺治年间官私文献所提及的“奏折”奏折起源于何时？历来论者说法不一。《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三年六月“甲申,偷吏部,向来科道及在京满汉…     

乾清宫空间功能的转换与制度变迁（下）

乾清宫是明清皇宫中位于内廷的宫殿,在明代是皇帝的寝宫,清康熙八年,皇帝居住场所从保和殿迁入乾清宫,这座明代皇帝寝宫遂被改造成清帝的理政中心。随着乾清宫空间功能的改变,清代一些重要的制度也随之出现,如乾清门御门听政、乾清宫召对臣工、懋勤殿秋谳勾到等。而且乾清宫功能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外臣进入内廷的行为方式。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论证了乾清宫空间功能转变的原因、过程及相应制度的产生。     

乾清宫空间功能的转换与制度变迁（上）

乾清宫是明清皇宫中位于内廷的宫殿,在明代是皇帝的寝宫,清康熙八年,皇帝居住场所从保和殿迁入乾清宫,这座明代皇帝寝宫遂被改造成清帝的理政中心。随着乾清宫空间功能的改变,清代一些重要的制度也随之出现,如乾清门御门听政、乾清宫召对臣工、懋勤殿秋谳勾到等。而且乾清宫功能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外臣进入内廷的行为方式。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论证了乾清宫空间功能转变的原因、过程及相应制度的产生。     

清代盛京地区容积单位述略

沈阳是清朝的发祥之地,是清朝开国两代皇帝的都城,在清代被统治者定为陪都,称作盛京,并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管辖,这些机构同时管辖着包括今天整个辽宁地区和部分吉林地区,这些地区被统称为盛京地区。这些机构在处理政务及日常工作中,形成了大量的文书档案,并有相当一部分被保留至今,是研究清代盛京乃至整个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诸问题的重要史料。在清代档案中包含着大量的经济档案,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容积单位。容积是指器皿容纳物质的体积,清代使用的容积单位繁琐而复杂,与我们今天使用的公制立方米制不同…     

清代蒙古地区票照制度初探

清代蒙古票照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出入蒙地人员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实施封禁政策的产物。它的推行对强化蒙古地区的控制,阻止汉人大规模流入蒙地产生过重要作用。但目前这一重要问题学术界研究还很薄弱。本文从票照制度的相关规定、产生的作用等方面对票照制度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以期对清朝蒙古地区统治政策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清代新疆奏议专题档案史料介绍

奏议，又称奏疏，是清代臣工上奏的文书之一。奏报者都是朝廷公卿、大吏。由于当事人奏报当时当地发生的事件，材料来源比较直接，因而能反映特定地区、特定部门的局部与变化，往往能从多方面提供一些真实的素材。特别是奏折可奏报机密的军政大事，更为其他种类史料所不及。清代新疆奏议的奏报人是清廷派驻新疆的伊犁将军。新疆各地驻扎大臣，新疆建省后的巡抚以及陕甘总督。其所记多来自事发第一线，内容涉及清代新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理、民族、社会诸多方面，是研究清代新疆的第一手资料。清代有关新疆奏议，有单行刻本、稿本或…     

清朝屯田

清朝屯田乌廷玉屯田是清朝经济史的重要课题之一,但迄今尚无专文论列,本文试根据清朝官方文书,并结合有关文献,对清朝屯田发展、作用、特点等问题进行较全面的探讨,提出来供学术界参考,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一、屯田区的建置和发展清族入关以前,已在东...     

制度背后的技术、环境与政治:以清代柴塘岁修专项银设立为中心

清代两浙大规模从柴塘改建为石塘开始于乾隆第五次南巡。乾隆希望通过河工、海塘来成就不朽功勋,谕令在并不需要改建的柴塘中伺机改建石塘,强调以柴塘作坦水且不必岁修,这违背了石塘需要间接护岸工程的技术要求。乾隆深知如果新建石塘仍建设与维护间接护岸工程,将无疑说明其决策失误。当臣工谈到新修石塘需修筑坦水或者岁修作为石塘外护的柴塘,他的反应是: 反复声称柴塘作为石塘外护不需岁修,把决策失误责任推卸给相关臣工,隐晦或者露骨暗示钦差大员把责任推卸给相关人员。即使皇帝极力维护自己决策正确,但客观技术要求终使他批准了柴塘岁修专项银制度,也从侧面说明了其决策不当。整个过程充分说明,在涉及古代大型公共水利工程的制度问题时,技术与环境因素往往要让位于政治,在制度、技术、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复杂交织中,历史的复杂性得以凸显。     

两道清代封赠文书考述

安徽师范大学博物馆藏有两道20世纪50年代从芜湖征集来的清代封赠文书,一道是李□茂夫妇诰命,另一道是李世□夫妇诰命。这两道封赠文书的发现,不仅为研究清代封赏制度、官文风格等提供了宝贵的档案资料,而且为清代湘军水师、长江水师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