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中表现的“孝道”思想——云冈“睒道士本生”画解

佛教艺术自汉代与佛经同时传人中原,一方面将印度及南亚和中亚地区的社会宗教意识带入中国,另一方面也不断兼容着中国传统化思想的精华,从而形成多民族化不断融合的艺术表现形式。云冈石窟作为中国早期佛教石窟的代表之一,在表现佛教思想的同时,吸收古印度社会生活中能够配合佛教思想的寓言故事(以翻译的佛经为根据),加以集中表现。     

德国法西斯为什么用“卐”字做标志

“卐”是上古时代许多部落的一种符咒,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腊、埃及、特洛伊等国的历史上均有出现,后来被古代的一些宗教所沿用。最初人们把它看成是太阳或火的象征,以后普遍被作为吉祥的标志。随着古代印度佛教的传播,“卐”字也传入中国。这个字梵文读“室利踞蹉洛刹那”,意思是“吉祥海云相”,也就是呈现在大海云天之间的吉祥象征。     

“三”生万物——浅谈中国传统的“三”所蕴含哲学精神

在中国古代,“三”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人行礼要三让、三揖,服丧要三年为期,礼乐要一倡而三叹……“三”字的突出显示了一种文化心态,这种心态一直作用于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并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国哲学精神,“和合”、“圆融”,调和、完整、包容而生生不息。而中国植根于农业的人文情蕴和“天人合一”贯穿始终的观念深深影响了这一哲学精神的形成。     

在中西交融中求新

中国画,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艺术,曾经有过它的灿烂和辉煌,同时也有过衰落和低谷。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画的发展也必须遵循一条“穷则思变”,“变则出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结合之路。(一)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绘画从起源的时候起就不是孤立而自足的在发展。这种发展是不受国界限制的,因此,不同地域的相互交融使绘画艺术生命得到了经久不息的延伸。大约在公元1世纪中叶,印度佛教和佛教艺术传入中国。由于印度雕塑正是受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开始创作的,带着浓郁的希腊风,因此也可以把佛画东来看成是西画与东画的间接接触。从当时的中国佛雕中可以看出,希腊、罗马文化也同时随佛教而渗入中国艺术。     

试说公元10世纪时的印度“汉寺”

公元10世纪前後印度存在着一些“汉寺”,这是以汉僧为主,体现中国佛教及其文化特色的寺院。它们和中亚丝绸之路上其他汉寺一起,构成了当时中国佛教向西流动的场景。如此宗教现象不仅在印度佛教史上,而且在世界佛教史上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一种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意识形态。“佛教传人中国后和中国原有的思想相接触,不断变化,不断发展”,形成了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也不同于印度的思想,而是吸收了印度学说的一种宗教哲学。魏晋南北朝佛教广泛流传的过程,就是“不断消化变通印度佛教的过程,就是与中国固有思想融合并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有着密切关系。     

“五王”与“四天子”说:一种“世界观念”在亚欧大陆的流动

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一段关于阿拉伯商人与中国皇帝的对话,其中提到了关于世界诸王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许多问题。这类记载在古代阿拉伯文献中还有许多,大都是以伊拉克王为中心,包括中国皇帝、突厥王、印度王和拜占庭王在内的"五王说",它反映了古代阿拉伯人的世界观念。在古代印度、中亚及中国也流传着类似的"四天子说"。这种观念最早出现在印度,它认为世界是由人主、马主、宝主和象主四位天子所统治,分别对应着中国、突厥、拂菻(拜占庭)和印度,而印度则是世界的中心,它反映了古代印度佛教的世界地理观。在中亚地区和中国也流行着类似的说法,大都是受其影响。从阿拉伯的"五王说"与印度的"四天子说"可以看出,古代两河流域诸王朝与古代印度在有关世界认知观念中的相互影响。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一种"世界观念"在古代亚欧大陆流动的历史。     

漫谈古钱币上的“ ”字符

印度佛教自汉朝传入我国后．对我国的文学、哲学、艺术等领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朝武则天称帝后（改国号为周）,曾于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吸收了佛教所使用的吉祥符（或其传形）,将其定为字,读“万”音,     

评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

1987年9月21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上发表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在认为西藏历史上即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基础上,提出“使整个西藏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和平区’和‘缓冲国’”的方案。将中国的领土西藏变成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国的说法,最早是由英帝国主义提出的。他们曾入侵西藏,企图将西藏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浅谈中国的“ ”字纹饰

“ ”字纹饰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纹饰之一,在古代埃及、波斯、希腊、印度、欧洲、西亚等地区都有所发现。在中国,“ ”字纹饰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既是一个图形符号,又是一个音形义具备的汉字。本文作者拟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初步将绗字纹饰划分为先佛阶段、佛化阶段、世俗化阶段,其中后两个阶段并行存在,相互影响,然后初步总结和考察了其象征意义。     

“一刹那”为多久

「一刹那」为多久■文＼李碧宝“刹那”一词,本是佛教用以表示最短时间的单位。它是印度古代语言梵文Ｋｓａｎａ的意译,也译“一念”或“须臾”,音译“乞沙那”。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唐玄奘法师译的《阿毗达磨俱舍论》（该书乃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创始人之一的世...     

关于仓央嘉措诗作“道”歌与“情”歌之辩

王艳茹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四期上发表文章,从词义和内容两方面探讨了仓央嘉措情歌是“情”歌还是“道”歌的问题。从原藏文题目上看,“情”歌其实与情无缘。仓央嘉措情歌在藏文中被称为仓央嘉措古鲁,古鲁是道歌的意思,而情歌在藏语中是杂鲁。杂鲁是有规范的,是名副其实的情,而古鲁的含义是道歌,含劝诫意义的宗教道歌。     

敦煌“伴虎行脚僧图”的渊源探讨

佛教传入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外来宗教如何在中国传统思想支配下为民众所接受.作为佛教艺术也不例外,出现了许多与儒教和道教思想相融合的题材,或者纯粹中国式的题材.从最新调查的材料“伴虎行脚僧图”入手,对其形成和演变以及与“玄奘取经图”的关系进行一些探讨,对研究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世俗化有其重要意义.     

“三”生万物——浅谈中国传统的“三”所蕴含哲学精神

在中国古代,"三"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人行礼要三让、三揖,服丧要三年为期,礼乐要一倡而三叹……"三"字的突出显示了一种文化心态,这种心态一直作用于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并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国哲学精神,"和合"、"圆融",调和、完整、包容而生生不息。而中国植根于农业的人文情蕴和"天人合一"贯穿始终的观念深深影响了这一哲学精神的形成。     

佛国众生诸法妙相

自东汉“白马驮经”佛教从西域天竺传入中国,经长期弘传,逐步成为我国影响最大,传播最广泛的宗教。佛教的传入与迅速流布,最初是以“设像传道”为基本手段的,让人顶礼膜拜的佛教造像,便于系念观想的佛教绘画一一应运而生。故佛教在中国又被称为“像教”,反映了许多人是通过“像”来接受并认识佛教的。     

浅谈中国的“ ■”字纹饰

“■”字纹饰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纹饰之一,在古代埃及、波斯、希腊、印度、欧洲、西亚等地区都有所发现。在中国,“■”字纹饰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既是一个图形符号,又是一个音形义具备的汉字。本文作者拟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初步将字纹饰划分为先佛阶段、佛化阶段、世俗化阶段,其中后两个阶段并行存在,相互影响,然后初步总结和考察了其象征意义。     

试论印塞钱币上的“马”网案以及中亚地区“马”文化对我国新疆地区之影响

中亚地区的“马”图案由来已久,钱币上的“马”图案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的古印塞王国时期甚至更远,（见图一）希腊化国家巴克特里亚的“马”图案钱币。印塞钱币正面一般是一位骑在马上的国王骑马像,周圈是希腊文（希腊文应当源自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建立的希腊化城邦国家巴克特里亚）,背面为一站立的神像,周圈为怯卢文（一种当时在印度西北部使用的文字,现在已成死文字）。     

唐代舍利容器纹饰的文化内涵

唐代佛教文化鼎盛,佛教舍利容器纹饰内容复杂、题材多样,展示出印度与中国两种各具特色的纹饰图案“共冶一炉”的文化现象,既是佛教艺术中国化过程的缩影,也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工艺美术和哲学观念领域交流融合、相互影响的实证。     

谈隋唐时期皇帝对佛教的态度与影响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虽然产生于公元前六到五世纪的印度,而其鼎盛时期却出现在中国的大唐王朝。六世纪末到八世纪末即隋朝到唐朝前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繁荣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恰好亦到了顶峰,即鼎盛期。安史之乱后,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佛教自身的发展亦由顶峰而走向停滞和衰落,经过九世纪中叶武宗会昌毁佛的致命打击,传统佛教从此也一蹶不振,步入衰亡期(当然,作为中国佛教的特产——禅宗在晚唐五代还红极一时,但它毕竟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佛教。本文“中国佛教”只指“汉地佛教”,不包括后来的“藏地佛教”)。可见,皇帝对佛教的态度与影响作用甚大。     

章学诚“史意”说对文化史研究的启示

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大家。他的“史意”说对当下文化史研究有多方面的启示。其一,文化史研究就其自身的性质而言,应当走“圆而神”而非“方以智”的发展之路;其二,在体裁、体例、结构、内容安排方面,文化史研究特别要求“独断于一心”,不拘一格、法无定法;其三,文化史研究并非在对象范围上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等专史畛域分明,因此,其撰述必然在内容上与上述诸专史有所重叠,甚至重复。但这样的重叠、重复,恰恰是体现文化史家“史意”的精彩之处;其四,文化史研究要避免“馆局纂修”的弊端,提倡“独断”之学,提倡个性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