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教冲突中的中国人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民教冲突随之产生,由此而引发了众多的教案,这些教案都是民教冲突的集中爆发,其根源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古老的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无论是政府与还是民间都进行了许多的反抗,民教冲突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     

论近代中国早期教案的起因和特点

传统观点认为,侵略或文化冲突是近代中国早期教案的主要原因。此文指出,侵略是近代早期教案的先决条件,少数教士教民横行是直接原因,国人对基督教的疑惧是深层次的、潜在的因素。作者认为此期教案具有分布不均、没有发展到反洋教运动阶段、大都由传教士直接引发和天主教案远远超过耶稣教案等四个特点     

清光绪八年呼兰教案考

晚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以后,外国人获得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力,自此后,法国传教士于同治末年来到黑龙江呼兰地区传教,曾酿成多起影响重大的"呼兰教案"。光绪八年呼兰教案起因主要是由于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侵犯到当地旗民利益,偏袒保护教民,造成旗民和传教士、教民间的对立,酿成"盗卖土地致使传教士杀人案",此案严重损害当地旗民利益,对当地旗民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清末教案频繁发生原因探析

清末,教案频繁发生。其原因有：政治利益的冲突;外来宗教与中国本土儒教、佛教的信仰冲突;传教士与中国官僚阶级、平民、会党等阶层的利益冲突。     

浅析乌石山教案起因

<正>光绪四年八月初三(1878年8月30日),福建福州士绅与群众强拆并火烧教会在乌石山之建筑物,共毁坏新建洋楼三座,另有一座旧洋楼受损。这就是发生于晚清的乌石山教案,笔者根据中外文档案资料、福州市地方志以及时人的评论与著作,试图从风水、灾害与谣言、士绅的抗体反应、宽容条款下的民教冲突、清朝官方的默许与支持、大英帝国与安立甘教会的利益冲突等方面浅析乌石山教案发生的原因。一、风水、灾害与谣言     

十九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民教冲突

19世纪末鲁西南地区频繁发生的教案、民教冲突与地方权力结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正是楔入乡土社会的教会势力破坏了地方上的权力结构,并与传统的地方权力结构分享乡土社会的控制民众权,使得以官绅为代表的地方权力阶层权势和利益受损,才导致了由地方权力阶层领导的反洋教运动。因此与其说双方的冲突是一种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或宗教与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双方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保卫战。     

乡土信仰与异域文化之纠葛--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

本文以乡土社会迎神赛社为视点 ,对于近代山西民教冲突作了探析。首先介绍了民教冲突中引人注目的戏乐纠葛 ,然后考察了迎神赛社的历史渊源与社会功能。西方传教士无视这一传统习俗 ,禁止教徒参加迎神赛社活动 ,民教双方冲突由此产生。文章从绅士维护领导权威和民众要求满足自身心理需求等方面对戏乐冲突的原因作了探讨。最后强调指出世纪末的严重干旱将原本存在的戏乐纠葛推向高潮。     

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侧面,是西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挟船坚炮利之威,大规模向中国乡村突进的历史。乡村民众同西方教会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化为近代民族矛盾在底层社会舞台上的主戏之一。晚清教案的背景和原因比较复杂,但就意识角度而言,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民教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不仅取决于西方教会如何做,也取决于中国民众对他们如何看。由此,就引出了乡村社会的洋教观。     

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政策

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政策王立新晚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是清末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与频繁发生的教案有重要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传教士的文化与教育活动。本文拟就晚清政府对基督教与传教士的政策做一初步研究。一、清朝禁教政策的解冻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的限...     

1906年“南昌教案”研究

1906年的南昌教案是义和团之後的第一大案,在中国教案史上也有其特殊性。不仅因为有九名外国人被害,多处教堂、学堂及教民房屋被抢掠焚毁,结案时除惩凶、赔款,还处分了包括江西巡抚与两司在内的十多名官员;更因为前此教案皆民教相仇或者教与教仇,而朝廷命官（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在教堂身受重伤、随即死亡之事,“实为我国自有教案以来所未见”。以往的研究简单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但真正起因却是地方大员玩法徇私,事发後又竭力欺上瞒下、弥缝推诿,不仅使南昌县令江召棠在列强与上司间两头为难,被迫走上绝路;更让清政府在外交谈判中处处被动,国侮权丧。     

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

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 ,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1 2 2次 ,做出了 73 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 ,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 ;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 1 92 3— 1 92 5年 ,莫斯科提出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 ;1 92 5年秋开始发生右倾化的转变 ,最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民初晋北乡村生活方式及其特点——以崞县为例

民初晋北乡村作为历史大变革时期重要的社会单元,其生活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还包括劳动生活方式和婚姻生活方式等。且由于晋北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区,故在生活方式上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     

极边、次边、近里：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三级制界说

学界关于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到底是二级制还是三级制存在分歧,并有许多不够明确的地方。本文认为,北宋边疆层级体系在西北、北方两个方向是由极边、次边、近里构成的三级制。其中,河东路与河北路由于与辽的关系比较和缓,三级制的层级体系相对稳定。陕西路与京东路由于有西夏的和战关系以及女真崛起等因素的影响,尽管仍实行三级制,但其层级体系存在或多或少的变动。总体而言,北宋西北边疆层级体系是一种基于纵深防御理论的边防体系。     

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

汉代最高统治者有“皇帝”、“天子”两个正式称号 ,而正式称号的获得是通过即位礼仪来实现的。因此 ,汉代最高统治者即位就存在“皇帝即位”与“天子即位”的区分。“皇帝即位”是通过读策与授玺来完成 ,而“天子即位”外禅是通过祭天 ,内禅则是通过在柩前即位来完成     

唐代科举与历史教育

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总结、借鉴历史经验,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治理国家的政治实践中,确立了以经史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唐代科举考试中历史内容十分丰富,极大地促进了历史教育的传播,推动了历史教育的发展,对当前历史教育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论大革命时期苏联对国民二军的援助

国民二军,是20世纪20年代重要的军事集团.北京政变后,在苏联政府的大力援助下,国民二军获得迅猛发展.它的发展壮大,不仅直接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使河南和陕西境内的革命运动迅速高涨,为国民军经营西北打下基础,同时也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巩固革命政权的军事行动.     

略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

民国时期地方政治行为从主体到内容都是非常确定的。从纵向考察,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两大阶段的地方政治行为既有总体上的共同性,又有各自阶段上的特殊性。从横向考察,则包括内向性的自为地方和外向性的对抗中央两大方面。从政治学审视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可略见其诸种表征。     

隋末安徽农民起义简论

隋末安徽农民起义,起于隋末至于唐初,贯穿于隋朱农民大起义的前后;遍及淮河南北、江淮之间及江南州县;其中,两淮区域是重点.作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动摇并改造隋末役重劳民而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的暴政、以及由此调整封建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历史推动作用.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军事变革

20世纪90年代,中国充分利用世界军事变革的形势和冷战结束后相对和平的环境,紧跟世界潮流,全面推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及时调整军事战略方针,形成了军事变革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充分发挥了理论的先导作用;自力更生发展"杀手锏",提高了武器装备的信忠化水平;以人为本,人才先行,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调整体制编制,压缩军队规模,优化了部队结构。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中国新军事变革取得巨大的成就,缩短了同美、俄等国军事力量的差距,同时也为新世纪新军事变革的继续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

距今8500~3000年是全新世以来气候最佳适宜期,在我国称之为“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或“仰韶温暖期”。处在南北交接“生态过渡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植物繁茂,动物众多,水源充足,黄土疏松肥沃,这些适宜的生态环境为农业的孕育起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温床。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南庄头遗址、案板遗址,到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直至夏商时代的文化遗迹,都发现有丰富的农业遗存,充分说明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农业起源的中心地区之一。有利的生态环境背景和丰厚的经济基础,也是该地区文明发祥和早期王朝建都于此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