讖緯研究的方術進路:以《龍魚河圖》考索爲例

讖緯的基礎研究應重在知識構成的歷史學研究,不能僅從緯學與政治文化構建進程進行分析,而應重新契入傳統中國方術與博物之學的歷史語境中加以理解。作者提出讖緯研究的方術進路,以《龍魚河圖》爲個案展開“知識視域中緯書綜合研究”,考察其基本性格的成立、文本構造的知識譜系源流與方術形態面相及其社會歷史意義,將讖緯置於數術、方伎、物象的數理脈絡中觀照,嘗試在知識—信仰—社會歷史景深中,揭示讖緯與方術之間的“學理性義諦牢結”,探索構築讖緯研究新基盤的可能性。     

南宋的待補與待補太學生

本文討論在南宋施行近一個世紀的太學考試制度——待補。首先釐清宋人使用"舉人"一詞的語境,再將待補制度置於南宋士人不斷增加的時空環境,討論"混補"爲何無法施行,而必將被"待補"取代。其次,透過討論待補法制定前,朝臣對太學補試的歷次爭論,理解待補法制訂的邏輯。認爲待補法不但解決了混補制下應考士人過多的問題,並藉由與地方解試結合,一把機會開放給少數未能通過解試的舉子,同時試圖網羅各地人才。嘉定以後,南宋政府不斷對待補法進行改革,努力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從大學考試制度切入,可知南宋已沒有獨立於科舉之外的官學教育體系。     

陽明學異議者毛憲塑造“毗陵正學”的思想史意義

本文首先還原毛憲與王陽明及其後學的學術論辯,揭示毛氏從程子學說中拈出"主敬"學術宗旨,並試圖塑造由程子至自身的學術傳承脈絡,用以論證其學有正傳。其次通過分析毛憲《毗陵正學編》的史源,論證他運用楊時傳道南方途居常州講學的地方文化資源,刻意强調宋代常州諸賢的理學成就,淡化他們的文學成就,成功塑造了由程子至其自身的學術傳承系譜,這一系譜又經毛憲在道南書院的講學傳播給當地士人。最後指出,自陽明學衝擊原有理學格局始,各種地方理學文化資源得以發掘並與陽明學展開競爭,反映了當時理學學說多元並競格局的發展動向。     

匈奴帝國與漢匈關係的演化——早期北亞史札記

對歐亞草原遊牧文化的考古與人類學研究的當代成果表明,分佈在那裏的遊牧型生計及其社會文化,並不是從某個特定起源地無遠弗届地傳播到草原各個角落的。本文試圖在介紹這一認識形成過程的基礎上,對匈奴人羣起源的多樣性與匈奴本部落的語言、遊牧經濟在蒙古高原生成的方式及其過程、匈奴帝國的政治結構、匈奴與漢地王朝如何在"試錯"式的長期磨合中確立其相互關係的模式等重大問題的研究,進行比較細緻的綜合評述,並在作者稍有心得的方面做若干進一步的討論。     

1920年代梁啓超與胡適的學術因緣——以新發現的梁啓超書札爲中心

本文以2009年5月拍賣的梁啓超致胡適函爲主要資料,輔以其他相關文獻,力圖還原1920—1922年間二人在學術上的交往。特别注重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中國佛教史》、《墨經校釋》諸書寫作中與胡適的互動,並對一直面目不清的梁著《國學小史》與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關聯進行了分辨與考證。     

十王研究的二十年回顧

<正>一介紹當1992年我訪問中國,從事與此書主題相關的敦煌寫本的研究時,我感受到了莫大的榮耀。受人尊重的北京大學教授白化文,他不僅爲我去中國西部的研究機構寫了介紹信,還爲我起了一個富含中國古典文史意味的中文名字——太史文。從此我努力嘗試擔當起這份職責,但要踐行我的名字並非易事。比如,從我寫此書起已經過去了二十年,闡釋的習慣也已有所改變。和此書的翻譯者,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張煜教授一起,我已經將原書的每一個單詞讀     

生成情境與詩學意涵——以沈德潛“溫柔敦厚”說爲核心的考察

沈德潛提倡"溫柔敦厚"詩學作爲其詩學的根本。在他之前與同時,有明清之際的詩人、清聖祖和清高宗三種不同的"溫柔敦厚"詩說。沈氏之說與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潛詩學的"生成語境",可以發現,沈氏一生以詩人自命,其大半生的關注點只是集中在吳地詩壇與詩風,與政治詩學的關係並不緊密。因此他並非傳統認爲的希望恢復詩教,其本意是要借經的權威以尊詩,而非還詩於經、藉詩行教。在此基礎上分析沈德潛"溫柔敦厚"詩說,可以認爲它包含了總綱、題材、創作方法與詩歌風格四方面的內容。這既是對"溫柔敦厚"詩學集成式的總結,同時又不乏詩心獨運的新見。     

走馬樓吴簡“朱表割米自首案”整理與研究

《長沙走馬樓三國吴簡·竹簡[柒]》包含近六十枚與朱表盜割官米自首案件相關的竹簡,本文從揭剥位置示意圖、簡文内容、簡的形制等方面對該案進行了初步復原整理與研究,並將之與"許迪割米案"進行對比,認爲該案比"許迪割米案"案情更複雜、牽涉面更廣、影響更惡劣。從特定的時空環境出發,探討吴簡自首簡在自首制度研究上的價值與意義,重新審視孫吴中書典校事吕壹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     

章太炎儒術新詮中的近代學術嬗變

章太炎《儒術真論》將真儒術的本質界定爲"以天爲不明及無鬼神"。這一詮釋在理論與方法上是一個自洽的體系,並且以西方傳入中國的近代科學爲知識基礎。章氏一方面從墨家批儒記錄中落實界定真儒術的文獻依據,對儒墨之差異提出了獨到的分析,他試圖走出一條迥異於孫詒讓"本説經家法,箋釋諸子"的路子,强調治子乃"尋求義理"的"主觀之學",從而爲國學旁采遠西新學打開了空間。而另一方面,《儒術真論》的兩篇解説性附文《視天論》和《菌説》,經受斯賓塞進化學説、《談天》等西學影響,采納以牛頓定律爲基礎的新的宇宙、世界支配及運行原理,並將之作爲詮釋真儒術的知識支撑。章太炎儒術新詮,無論從科學革命導致"範式轉換"的普遍視角來審視,還是察之以中國傳統學術的自我調適以及西學東漸從明末到清末的複雜歷史軌迹,都折射出近代中國學術嬗變的某些動態圖景。     

家學傳承與唐宋時期士族的更新

本文以士族的家學特徵爲切入點,具體考察了科舉制度下文學、經學、史學和技藝作爲家學的傳承情況,借助社會分層和流動理論重新審視了士庶融合的歷史過程。試圖說明,科舉制度下仕途走得最順的不是文學"才子",而是有經學家傳的士族子弟;士族階層在唐宋時期不完全是衰落,而是分化,——有的衰落了,更多的人則憑藉世代相傳的家學優勢和優秀的遺傳素質、通過科舉制度繼續走着仕途,並且與庶族階層中的精英相融合,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階層。     

浙江蕭山縣上董越窰窰址發現記

一九五四年七月,浙江省教育廳胡文同志從蕭山工作歸來的時候,携帶天雞瓷壶和瓷罐二件,送與浙江博物館,說是在蕭山戴村區第二中心小學附近發現,並說地面上還散佈着許多同樣的破瓷片,可能是一古代窑址。八月五日,浙江     

從“京觀”到佛寺——隋與唐初戰場屍骸的處理與救度

<正>生與死,可能是人類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在中國中古史領域中,與死亡相關的課題已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展開,如禮制史角度出發的喪葬制度的研究(1),從考古學入手的帝王陵寢與墓葬的關注(2),又如對死後世界觀的考察(3),當然也有從新文化史角度進行的整體解説(4)。近年來,隨着身體史與生命醫療史研究的展開,屍體也成爲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例如李建民先生就討論了中國古代的"掩骴"風俗(5),陳昊先生則討論了隋唐時期城市中的屍體與疾疫     

旅順博物館藏唐户令殘片考——以令文復原與年代比定爲中心

旅順博物館藏大谷探險隊收集品LM20-1453-13-04文書是一件有關聽養、析户、爲户規定的法典殘文。本文從資料的比對出發,以令文的復原與年代比定爲中心,嘗試給出令文復原案,考訂此殘片内容爲唐《開元三年令》户令的三條殘令文,並從寫本學的角度發軔,對照已知敦煌唐令寫本,對其書寫格式和寫本性質作出探討。     

重繪中古士族的衰亡史——以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爲中心

2014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譚凱(Nicolas Tackett)的著作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這是繼伊沛霞關於博陵崔氏研究之後歐美學界士族研究領域的又一力作。該書利用大量墓誌材料,運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對中古士族的崩潰給予了一個細緻入微的歷史圖景,作者繼承了歐美學者的研究傳統,爲郝若貝、韓明士的唐宋精英理論作了一個出色的注腳。本文借助對該書的介紹與討論,客觀地檢視中國史學界在中古士族崩潰這一問題上的利弊得失,並對今後如何重新繪製中古士族崩潰與衰亡的歷史圖景進行發散式的探討。     

從“京觀”到佛寺——隋與唐初戰場屍骸的處理與救度

<正>生與死,可能是人類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在中國中古史領域中,與死亡相關的課題已從許多不同的角度展開,如禮制史角度出發的喪葬制度的研究(1),從考古學入手的帝王陵寢與墓葬的關注(2),又如對死後世界觀的考察(3),當然也有從新文化史角度進行的整體解説(4)。近年來,隨着身體史與生命醫療史研究的展開,屍體也成爲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例如李建民先生就討論了中國古代的"掩骴"風俗(5),陳昊先生則討論了隋唐時期城市中的屍體與疾疫     

“下流之悼”：壙誌與明清墓誌文的日常性

中國古代墓誌名目繁多,壙誌作爲其中一種通常由親族撰寫而不托名筆的類型,頗能體現古代墓誌文個人化和日常性的書寫特徵。自唐代韓愈《女挐壙銘》以來,經由歸有光、錢謙益等明清文家的創作,壙誌在文體學脉絡及文人書寫傳統中,逐漸獲得相對獨立的類型特性。其中以子女及族中晚(5爲施用對象的一類作品,既繼承漢魏六朝抒寫“下流之悼”的哀辭傳統,又提升明清墓誌文在描寫個人情感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文學性。以壙誌爲對象,考察明清墓誌文的生活與情感表現,指向的是一個與徵史紀事、褒功述德的傳統歷史建構不同,而回歸一般生活、普遍情感的文學世界,這或可爲古代墓誌的文學研究提供某些思路,又不失爲從生活史的路徑來研究古代文學的一次嘗試。     

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

澤潞節度使盧從史元和元年(806)兵下太行,進成德節度使王士真之行爲,原爲唐憲宗所贊同,是憲宗欲於河朔三鎮用兵之試探性行動。而後,由於以翰林學士李絳爲代表的朝廷寬容派及以幽州節度使劉濟爲代表的割勢力的反對,憲宗態度發生變化,盧從史的出兵便以無果而告終,而盧從史本人也成爲朝廷猜忌之對象。考察盧從史出兵山東與唐憲宗欲用兵河朔三鎮之關係,可見當時政治軍事格局之一斑。     

泉州草庵遺址明教屬性辨識之學理與方法

本文把明教遺迹辨識作爲純學術性課題探討,以泉州晉江華表山麓草庵遺址爲個案,在逾半個世紀學界研究的基礎上,從學理與方法之角度,解讀確認該遺址明教屬性之依據,期有助於促進明教遺迹鑑定之學術規範化。     

鄉飲酒禮上的遵與僎

據禮書記載,在先秦的鄉飲酒禮上,有一種參與者稱"遵",還有一種參與者稱"僎"。前者見於《儀禮·鄉飲酒禮》及《鄉射禮》,後者見於《禮記·鄉飲酒義》。多數人的看法是把遵、僎認作一事的,二字被認爲是通假關係。但哪一個是本字,學者有異説。人們繪製的鄉飲酒禮圖,也相應形成了兩個類型:以《儀禮》爲本的禮圖取"遵",以《禮記》爲本的禮圖取"僎"。進而遵或僎的具體身份是什么,也造成了若干經學糾葛,諸説紛紜,並影響到了宋明清王朝的鄉飲酒儀注。有一種觀點認爲,"遵"是到場觀禮的高官,而"僎"爲幫助主人行禮的屬吏,把他們混爲一談是鄭玄注造成的,二者以區别開來爲好。本文把初步梳理提供給相關研究者,以供研判參酌。     

川南人民行政公署關於保護文物的補充指示

現值本區土改進行期間,各地可能發现不少古文物或革命遺跡,本署爲有效執行中央保護文物的政策,使我民族文化遺產不受損失,特根據本區具體情况,提出以下補充指示: 一、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工礦、團體等,應在幹部員工師生和羣衆中,進行深入教育,務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