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广东籍侨僧元韶禅师之移居越南及相关问题研究

以清初广东籍侨僧元韶禅师等佛门僧侣及有关华侨为研究对象,通过史籍、碑铭等文献资料,分析考证了他们的生平简介和生存状况。结果是,元韶禅师的生卒年代是1648-1728年,赴越时间为1677年。从越南华侨华人史的角度来考察,元韶禅师、拙公和尚和明行禅师有其特殊性。一是他们以个体身份杂居于移入国社会之中,他们生活的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华侨华人社会;二是他们百年之后能够名垂青“石”,让当地人民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和功德。此外,欧阳汇登、蒋光廷、陈文惠、程泰荣和黄我瑞等华侨能在越南“后碑”上留名,反映了华侨华人在当地落地生根、与当地人民和平共处的事实和一种少有的生存状况。     

《板桥润格》析

《板桥润格》是郑板桥于乾隆二十四年去官６载之后从拙公和尚建议自定的书画润笔规格。内容是：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     

外国历史、考古学者在北京的学术活动

最近来中国访问的各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越南越南民主共和国教育代表团团员、河内文科师范大学越南史教授陶维英到达北京后,曾多次访问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的     

浅谈傅山与《天泽润公碑》

傅山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书法家,同时他还对佛教深有研究,他以佛学为媒介,结识了天泽和尚。傅山与白云寺住持天泽和尚交往密切,在天泽和尚圆寂后还撰写了《天泽润公碑》。本文论述天泽和尚与傅山的交往经历及傅山与佛学的历史渊源,并从中探索傅山书法的独特魅力。     

《裕公和尚道行碑》点注

《裕公和尚道行碑》点注王道旺,王汝意（翼城县博物馆）一、简介《裕公和尚道行碑》,据碑侧题记和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版《翼城县志》记载,原立于翼城县旧城同颖坊东隅金仙寺内。寺毁后,明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年）,邑人太守杨纬志,移置其于旧城东部高阜上的后土...     

《安南志略》在中国——成书、版本及传藏

《安南志略》,是越南人黎崱于14世纪初叶在中国撰著的一部越南史志。黎崱约生于13世纪六十年代,约卒于14世纪四十年代。二十几岁以前,他是越南陈朝人;1285年“内附”后,是中国元朝人。《安南志略》是志书,又是史书。体裁上颇似志书,内容上更是史书。它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自远古至元朝这一时期的越南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制度以及同中国的关系。关于越南历史,在这以前,在中国方面,主要是散见于正史中的外国传、蛮夷传及个人的记叙。“独其事     

和尚、僧人、法师有什么不同

<正>"和尚"原来是从梵文Upādhyāya这个字出来的,这个字到了西域被读成"乌阇",到了汉地又读成"和尚",它的意思就是"师"。和尚本是一个尊称,要有一定资格、堪为人师的才     

试论越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编撰及其若干问题

试论越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编撰及其若干问题戈振,赵海江越南阮朝史学家潘清简主编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一书在越南正史著作中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在我国史学界中也享有颇高的声誉。这主要是：其一,该书续编了自１６７５年之后曾一度中断了一...     

正定洪济寺、舍利寺相关文物综述

正定"八大寺"中的洪济寺和舍利寺原为一寺,后分为二,至上世纪60年代末寺内建筑已荡然无存。近年来,文物部门相继搜集了一批相关的文物,包括舍利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石函和三彩炉、宋大观二年《敕文札子》碑、真定府定林禅院沼公和尚寿塔铭等,为这两座寺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淅川楚墓与楚国鬭氏

淅川下寺、和尚岭及徐家岭墓地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一显贵宗氏的家族墓地。墓地主人既非王子午及其后嗣,亦非蒍氏家族,而是在楚国早期历史上有过显赫地位的鬭氏家族,并应是始于克黄改命之后的卒葬之所。和尚岭、淅川下寺、徐家岭三处墓地分别为以鬭克黄、鬭成然、郧公鬭辛为中心所形成的墓葬群。     

孔子的历史观、入仕观及其它——从上博楚竹书《仲弓》篇谈起

上博楚竹书《仲弓》篇记载有与孔子历史观、入仕观相联系的内容,具有深入探讨的价值。另外,对比《仲弓》与《论语》的有关记载,可知《论语》在编定过程中,孔门弟子曾对孔子言论予以选裁,《论语》编纂有其内在取舍标准。这一标准即在于巩固孔学的根本与核心。《仲弓》篇为我们认识这些问题,了解《论语》一书的编纂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龚自珍的学佛因缘

龚自珍一生研读了大量佛学经典,皈信佛教、崇尚天台,其对佛学的深刻了解使他拓展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并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学术领域。     

華梵兼舉,即文會貫——從佛典翻譯的一種獨特解釋看佛道關係及所表現之文化心理

本文考察了中國宗教史上一個重要而有趣的現象:對佛教翻譯經典,用漢字本身所具有的含義來解釋某些譯名的意義,並通過這種考察,對中國歷史上佛教、道教的複雜關係進行了研究,指出這一現象反映了中國宗教史中鮮明的中國文化本位觀念以及佛道兩教在彼此消長中相互借鑑的狀況。同時,以清代道士閔一得爲中心,對采用這種方法的内在原因進行了深入挖掘,指出心同理同是中國宗教、哲學思想的一個核心觀念。這一觀念是使中國宗教長期以來形成一種相對和諧狀態的重要因素。     

论鸠摩罗什对佛学及佛教文献学的贡献

鸠摩罗什是魏晋姚秦时代的名僧,历经坎坷来到长安后,积极致力于佛经翻译和教化事业,他对于中国佛学及佛教献学都着特别的贡献。对于佛学而言,通过鸠摩罗什的译介,使龙树中观派般若学说在中国得到弘传;开启了成实宗及隋唐各宗派的兴起,使成实宗成为中土较早的佛教宗派之一;使大乘佛教在中国广为流传,推动了后来中国佛学的发展。对于佛教献学而言,鸠摩罗什对佛教献的中国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有计划、系统地翻译大乘典籍,奠定了汉大藏经的体系结构;他不断总结前人及自己的译经经验,为后世的翻译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鸠摩罗什因此奠定了他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重要的地位。     

龔自珍的尊史説

尊史説是龔自珍思想的重要觀念。他的尊史説有前後期的不同,前期表現爲治學合一論,後期則提出了史無所不包與賓賓説。史無所不包是横向的尊史説,而賓賓説則是縱向的尊史説,二者一縱一横,分别説明了史之所以尊的原由。龔自珍的尊史説是對一直以來的史不如經的傳統看法的顛覆,帶有關注社會現實的積極意義與重視文化發展的繼承性理念。     

六世班禅与达天通理会晤新考——以藏文版《六世班禅传》与《三世章嘉传》为中心

六世班禅在京朝觐期间与汉传佛教贤首宗代表人物达天通理进行了会晤,此为清代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作者以藏文版《六世班禅传》与《三世章嘉传》为中心,结合新发现的汉文史料考证认为,二者会晤缘起于六世班禅为深入了解汉传佛教而临时起意,时间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初六日,地点是觉生寺,内容为二者在章嘉国师翻译辅助下就佛事科仪等进行的简单交流,直接成果为九月二十七日达天通理获赐"阐教禅师"尊号。     

从日本汉诗看古代日本贡举制度

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国家的养士与选士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为学者们所关注。史家对于科举之定义、内容、发展过程、意义和影响等方面亦多有探讨,以至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值得注意的是,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古代日本也曾仿照中国建立了贡举制度。尽管其施行时间与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中国,但同样有着独特的内容与发展历程。该制度的若干特点,在当时日本人所作有关贡举制度的汉诗及其他文献中均有所反映。古代日本贡举制度与中国科举制渐行渐远之原因,与两国实施贡举制度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有关。     

论道教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

道教从中国传人越南后,与本地传统信仰相结合,具有越南的特点。近代时期,越南的道教逐渐衰落。越南道教比儒教和佛教的势力要小一些,但是它却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宋代佛教史学略论

中国佛教史学发展至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佛教史学著作数量丰富,各体兼备,并创造出纪传体、编年体教史和藏经解题目录等新体例。本文考察了宋代佛教史学的状况,指出世俗史学的刺激、皇家对沙门著书的重视与褒奖以及大藏经的刻印与流传是宋代佛教史学繁荣的原因。     

Buddhist Manifestations of Patriotism during the Korean War

A great deal of research on the Korean War has focused on the military, politics,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far less on the religious, particularly the Buddhist, perspective. The Korean War exerte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institutional Buddhism, and consequently Buddhists were heavily involve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participation in the ＂Resisting America and Assisting Korea Campaign＂ from Buddhist perspectives such as political propaganda, material donations especially the donation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Airplane,＂ and the enlistment of young monks into the People＇s Volunteer Army （the PVA）. The paper will then look into soci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volved in Buddhist leaders＇ reinterpretation of Buddhist doctrines to justify participation in the campaign, as a response to the surge of patriotism in Chinese society. This kind of investigation may shed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Buddhism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socialist society of China after 1949.